在民族矛盾面前,谁抓住了民族矛盾这个牛鼻子,谁提出并且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谁就能赢得民心。“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用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主张。随着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的主张。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报道“西安事变”消息,用的标题是:“全国民众迫切要求,争取中华民族生存,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通电全国发表救国主张八项,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 [3] 可见争取中华民族生存,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经过国共两党多次谈判,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表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两党第二次的合作。这也表明,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手中。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尽管它的抗日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八年抗战,尽管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对日妥协退让,有时候也搞点“和平”谈判,但毕竟没有对日投降,总算把抗日的旗帜扛下来了。这与汪精卫之流有本质的区别。汪精卫也反共,他把反共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侵略者身上,在民族敌人面前,他挺不起腰杆,做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鹰犬。从全民族战争的角度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是否能实现,或者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国是否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就要打一个大问号。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所以,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更加应该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因此,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争取得来的。
需要指出,共产党推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抗战,是提高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历史地位呢,还是贬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历史地位呢?很明显,蒋介石成为抗战领袖,把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是由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决定的。但是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的扶持下,蒋介石、国民党一意孤行,肆意反共反人民,才从原有的历史地位上跌落了下来。这是怪不得共产党的。蒋介石一生几乎与近代中国同步,他给历史留下的东西,无非是在国民革命中追随孙中山,在抗战中坚持了抗战,退踞台湾后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其他例如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事变后一贯坚持反共、“剿共”,“九一八事变”后坚持不抵抗,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在抗战中也不忘记反共,在抗战胜利后违背全国人民追求和平的意愿,彻底反共反人民,等等,都是不足道的,都是拉历史车轮倒退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从实事求是的观点看,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看,蒋介石在抗战中尽管没有放弃反共,但还是把八年抗战坚持到底了。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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