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五四运动以来大幅前进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推动了这个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进一步推动民族复兴。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事实看,1937年7月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是历次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时间最长(如果加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局部侵略,应是15年之久),占领中国的领土最广大,造成中国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最巨大,但是中国国家和人民却没有被打趴下,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贡献,中国作为东方战场的主战场,拖住了日本的主要兵力,使它不能实现在中东与德国军队的汇合,全力支持了美国、英国的太平洋战场,也全力支持了苏联、美国、英国在欧洲的战场,赢得了反法西斯各国的尊重,战时(1943)废除了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锁链《辛丑条约》和治外法权,战后,台湾回归了祖国,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开始登上了大国活动的国际舞台。
历经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从民族复兴的思想高度上看,可以证明如下几点:第一,面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是应当抵抗,而且必须抵抗的;第二,入侵之敌虽然比我强大,我举全民族之力,经过长期的艰苦作战和牺牲,是可以最后战胜强敌的;第三,在外敌面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民族利益第一,阶级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必须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第四,在民族战争中,必须广泛争取有利于我的国际援助;第五,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确信入侵之敌是可以战胜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可期的。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战争,是保卫中国独立主权完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为自己的生存而拼死奋斗的民族战争,因而是一场完全正义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以中国为目标,制定大陆政策,不管是北进还是南进,都是首先占领中国,进而东南亚,进而世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所谓“王道乐土”,是建立在“武运长久”基础上对东亚各国的统治圈。日本为此目的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义的战争。中国抗战不仅是保卫中国主权的战争,也是反对世界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的战争。中国抗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义之战决定了中国进行战争的基本性质,也决定了战争前途的基本指向。
但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正义战争的一方不一定总能获得胜利。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还需要国内和国际条件的支持与配合。
国内条件主要是对这场民族战争性质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是日寇侵入大片国土,妄图灭亡中国的时期。日寇妄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是基本的矛盾,是决定和影响中国国内其他矛盾首先是阶级矛盾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的态度,它是爱国的、不爱国的或者卖国的,用对待民族矛盾的态度一衡量,什么都清楚了。如果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在对待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态度上正确了,我们就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者、爱国团体、爱国政党,这就叫做大节不亏。这就是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阶级的利益、政党的利益,都要服从民族利益。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中间党派也好,如果都强调本党的利益,而不顾民族的利益,就要被人民淘汰,被历史淘汰。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共产党呼吁联合起来抗日,把“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拥蒋抗日”,是认识到民族利益第一这种政治现实;国民党罔顾人民的呼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剿共”,显然是以国民党一党的利益为重的表现。张、杨二将军面对民族压迫,不愿意“剿共”,他们冒着生命的风险,用“兵谏”的非常手段逼迫蒋介石答应联合共产党和红军一致抗日,表现了他们的民族大义!“兵谏”的结果,张将军虽然落得终身监禁,杨将军后来也身陷囹圄并终遭杀身之祸,但是推动了蒋介石、国民党走向抗日,推动了国民党、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全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这样的历史功绩是不朽的!这个功绩,单靠国民党是不可能取得的,单靠共产党也是难以取得的。可见,民族大敌当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政党之间的恩恩怨怨是可以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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