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两个过程”论反映了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这是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中国历史也是按这几种社会形态发展的。但到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并未进入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直到20世纪初期,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以前,中国人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但未得到完满解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经过激烈的争辩,各种政治流派都曾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考察和缜密地研究,到1939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结论极其重要,它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国革命的总战略、总策略的基本依据。
所谓历史规律是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的本质的反映。“两个过程”所体现的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近代中国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反映,在整个近代史时期,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民主革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转折点,以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时期的区别仅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的前途不同。其社会性质是一样的,由此决定的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都是相同的。在近代史研究中,掌握了“两个过程”论就等于掌握了打开中国近代史宝库的入门锁钥。循此继进,登堂入室,人们就更能看清近代中国丰富多彩的历史容貌。显然,把“两个过程”论当作一种“束缚”,是不妥的,如果真要“摆脱”它,近代史研究就可能误入歧途。
“两个过程”的理论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已为全部革命历史所证实,似乎没有人提出疑义。但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前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何指导意义呢?对于这一点,近代史研究者的认识是不尽一致的。根据“两个过程”论的规定,近代中国既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这样。有的论者提出了另外的解释,认为在中国近代史前期,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由于提出这种解释的学者在说明近代中国的根本道路时,回避了反帝反封建的提法,使人怀疑中国可以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需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就能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就涉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论,对前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否具有指导意义的问题了。我以为,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论对前期近代史的研究同样也具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毛泽东的理论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概括出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客观过程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历了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到19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演变;而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中国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是几个主要的标志。这就是说,“两个过程”作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规律,是在19世纪内形成的,不是在后来出现的。
第一,关于根本道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民主解放是近代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怎样来实现这一任务呢?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摸索和奋斗,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几经失败和痛苦,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成功。历史学家不应该主观主义地为说明历史而说明历史,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经验。事实是,只有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才能争取到民族独立;只有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人民才能取得民主解放,从而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进步。因此,只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以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是有意无意抹杀或模糊了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严重任务。历史已经证明它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近代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提倡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努力,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把它提升到历史发展的根本道路的高度来认识,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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