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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

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关于“两个过程”的说法引起了广泛的争鸣。所谓“两个过程”是根据毛泽东的原话概括出来的。毛泽东在把马列主义结合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过程中,为了革命事业的实际需要,正确解决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若干基本问题。实践证明,它既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又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用它来指导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经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都包括在这段历史过程之内。这109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变时期之一,也是距离我们今天的时代最近的历史时期。较之我国悠长久远的历史发展来说,这109年是短暂的,但它却包容了比此前的历史丰富得多、复杂得多、重要得多的内容。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专制国家。自明末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封建社会末期腐朽王朝的统治,没有得到发展,没有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孕育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这种状况。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向中国紧逼过来。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手段侵略中国,迫使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同时,帝国主义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它从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始越来越严重地从中国攫夺大量权益,清政府的独立权逐步丧失,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不甘心屈服于国家民族的危亡,从未停止过对国内封建统治和国外侵略势力的反抗,掀起了像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一次比一次高涨的人民革命浪潮,终于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推倒了封建统治阶级,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了中国。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发展过程。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概括到那时为止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内容时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还说,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的这种概括,不仅总结了历史,而且指导了此后的革命斗争,是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历史规律的范例。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两个过程”论,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正确的。

有的近代史研究者认为“两个过程”论没有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片面地理解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阶级斗争,只有“摆脱”它的“束缚”,才能开创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两个过程”论是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作出这种理论概括,当然首先要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各种层次、可能影响历史发展的各主要事件,考察时代条件、国内外形势、社会性质、阶级力量配备、经济发展状况、文化思想的作用等问题;不考察这些方面而作出理论概括,就可能作出不周密、不完备、因而也就是不科学的结论,必然带有主观随意性。即经考察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科学抽象,所得出的理论性的认识,只能反映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基本的特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大量历史现象包举无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在对大量历史现象经过科学的综合抽象之后得出的“两个过程”的认识,只是指出了中国近代社会两个最基本的过程:第一,中国近代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也不是完全的殖民地社会,它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从矛盾、斗争到逐步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说它是两个过程,只是为了理论概括的方便,实际上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主要的方面。“两个过程”是对近代历史过程的本质的正确抽象,它既能反映近代史的本质和主流,又能将各种历史现象包容在它所规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其次,“两个过程”论反映了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这是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中国历史也是按这几种社会形态发展的。但到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并未进入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直到20世纪初期,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以前,中国人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但未得到完满解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经过激烈的争辩,各种政治流派都曾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考察和缜密地研究,到1939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结论极其重要,它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国革命的总战略、总策略的基本依据。

所谓历史规律是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的本质的反映。“两个过程”所体现的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近代中国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反映,在整个近代史时期,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民主革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转折点,以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时期的区别仅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的前途不同。其社会性质是一样的,由此决定的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都是相同的。在近代史研究中,掌握了“两个过程”论就等于掌握了打开中国近代史宝库的入门锁钥。循此继进,登堂入室,人们就更能看清近代中国丰富多彩的历史容貌。显然,把“两个过程”论当作一种“束缚”,是不妥的,如果真要“摆脱”它,近代史研究就可能误入歧途。

“两个过程”的理论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已为全部革命历史所证实,似乎没有人提出疑义。但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前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何指导意义呢?对于这一点,近代史研究者的认识是不尽一致的。根据“两个过程”论的规定,近代中国既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这样。有的论者提出了另外的解释,认为在中国近代史前期,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由于提出这种解释的学者在说明近代中国的根本道路时,回避了反帝反封建的提法,使人怀疑中国可以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需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就能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就涉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论,对前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否具有指导意义的问题了。我以为,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论对前期近代史的研究同样也具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毛泽东的理论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概括出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客观过程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经历了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到19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演变;而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中国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是几个主要的标志。这就是说,“两个过程”作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规律,是在19世纪内形成的,不是在后来出现的。

第一,关于根本道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民主解放是近代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怎样来实现这一任务呢?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摸索和奋斗,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几经失败和痛苦,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成功。历史学家不应该主观主义地为说明历史而说明历史,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经验。事实是,只有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才能争取到民族独立;只有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人民才能取得民主解放,从而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进步。因此,只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以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是有意无意抹杀或模糊了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严重任务。历史已经证明它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近代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提倡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努力,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把它提升到历史发展的根本道路的高度来认识,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

第二,近代中国的确需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是如何才能发展资本主义。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仅遇到了封建势力的压制,而且首先遇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对。如前所述,帝国主义虽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重要的却是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要把中国人民变成它的奴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商品竞争的对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帝国主义也要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在中国榨取超额利润。在近代中国首先发展起来并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外国的资本主义。接着是封建统治者的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不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不推翻封建主义统治,资本主义要成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不可能的,要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侵略这个大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土壤里发育成长,进而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从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来说,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研究历史不能凭想象和推测。

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是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反复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在20世纪30年代总结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之路的基本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指出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一般原理,没有为中国无产阶级如何进行革命指出具体途径。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产生了在广土众民而又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理论,无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的历史知识非常的渊博。他在考虑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非常注意中国的历史特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在他的历史视野之内。他把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放到重要的地位。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来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时,主要是结合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可以认为,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分析,对近代民主革命经验的总结,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他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基本结论,是组成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之一。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时,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首先是、主要是为了阐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指导现时的革命斗争。因此,他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革命现实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然,我们不能教条化地理解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每一个具体论点,但是,对于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规律性认识,则绝不能轻率否定。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历史认识基本上是解放前后在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指引下取得的”,“民主革命时期对历史的某些未必正确的理解长期凝固不变,成为‘框框’,障碍着人们的视线”。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我们的历史认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取得的,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取得的,实质在于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党的民主革命理论虽然是在解放前创立的,但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理论,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谈到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时还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可见,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是党的最低纲领,但党的民主革命理论却是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后,广大的历史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在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基本结论指导下,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若干重要的理解。把这些理解当作对人们的“障碍”,要求突破它,这种对近代史研究领域基本成绩的评价,恐怕是有欠公允的。

有一种要求重写近代史的议论。这种议论如果是针对以往的研究著作显得肤浅、片面而发的,则不失为一种好想法。如果是针对以往研究中贯穿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思路立言,把它作为一种框框要求突破,恐怕是一种错误观念。我们只有通过近代史的研究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全面地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我们的工作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会有借鉴意义。重写近代史如果是要突破这些基本思路,恐怕不能不回到40年前旧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那样做,不是创新,而是复旧。这是显而易见的。

[1] 本文作于1984年4月,曾提交1990年3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原载《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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