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前后七子在封建社会中属于正派官员,不满于当时的腐朽政治,甚至起而进行斗争。因此,在他们的诗文中也有思想内容上乘的佳作,如宗臣的散文《与刘一丈》,在后七子作品中就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用给刘一丈的书信,对严嵩当政时官场丑恶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权奸贪污受贿的丑态、干谒者奴颜婢膝的秽行,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思潮,一时间曾垄断文坛,使得当时一些士子的心目中只有李、何、王、李四大家。
前后七子复古拟古文风盛行之时,有唐宋派出来与之抗衡。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前有王慎中、唐顺之,后有归有光和茅坤。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所说的“二三君子,振起于时风众势之中”,指的就是他们。
唐顺之著文论述了作文之法。他认为秦汉时“法寓于无法之中”,发展到唐代以后,作文的法则日趋严谨,“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这说明文章法则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发展的,从而批判了复古派摹拟剽窃造成“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10)的做法。
茅坤在《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中,论述了司马迁《史记》的人物传所以有感染力,是因“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这就是说掌握所写人物的情态,再描述出来,才能传神。而不是秦汉派所强调的摹拟“区区句字”所能达到的。茅坤为了推广唐宋文学,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散文一百六十四卷,编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家成为唐宋古文的典范。
归有光认为秦汉文有秦汉的特色,唐宋文有唐宋的特色。他反对贵古非今,反对割断文学发展的历史。他借韩愈的诗句以讥刺复古派王世贞等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思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11)并指责他们为“妄庸人”。
唐宋派反对复古拟古派呆板的摹秦汉,主张以唐宋通顺的文体代替秦汉佶屈聱牙的文风。这是适应文学发展的形势的。
唐宋派中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以归有光最负盛名,被人推为“明文第一”。归有光最善于抒情、记事。他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等篇,都以清淡之笔,抒真挚之情。如《项脊轩志》,借“百年老屋”的兴废经过,追述家庭中生活琐事,表达亲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并抒发人亡物存的感慨及对祖母、母亲和妻子的怀念,读来真挚感人。归有光的诗也写得很好。如《海上纪事诗》,以沉痛的心情指斥封建统治者只知鱼肉人民、不知抵御倭寇的腐败无能的状况:“二百年来只养兵,不教一骑出围城。民兵杀尽州官走,又下民间点壮丁。”“大盗睢盱满国中,伊川久已化为戎。生民膏血供豺虎,莫怪夷兵烧海红。”
归有光死后,拟古派的王世贞在《归太仆赞》中说:“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予岂异趣,久而自伤。”这赞语,一面对归有光文学成就以高度的评价;一面对自己盲目崇古有一定程度的愧悔和惆怅伤感。
万历时期(1573~1620年)又有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兴起。
公安派的领导者是湖广公安袁氏三兄弟,因他们是公安人,故称为公安派。“三袁”中以袁宏道最有名。宏道(1568~1610年),字中郎,号石安,有《袁中郎全集》。兄宗道(1560~1600年),字伯修,有《白苏斋书集》。弟中道(1570~1623年),字小修,有《珂雪斋文集》。他们曾受业于李贽,深受李贽进步思想的影响。《明史·文苑传》说:
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
“三袁”主张文学是发展变化的,有其时代性。他们认为一字一句都要拟古的做法,是不承认文学的发展。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盲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12)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13)他们反对拟古派的理论,既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又合乎实际情况。
“三袁”主张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4)。独抒性灵,便是文学应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不摹拟,不矫揉造作;不拘格套,便是充分发挥文学创作的个性,不受古代格调的拘束。他们认为文学不应蹈袭前人的陈迹,主张“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你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15)。批评拟古派那种力求一字一句与古人神似的作品,是根本没有存在价值的。
“三袁”的作品,不仅文字清新,在状写人物时也生动细致。如袁中道的《李温陵传》,说李贽“为士居官,清节凛凛”,“深入至道,见其大者”,“直气劲节,不为人屈”。把李贽的为人刻画得极为生动形象,使人读《李温陵传》如见李贽其人。公安派在反对复古拟古方面,在明代文学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们有些作品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有脱离现实的倾向,这是他们的消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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