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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起义的高潮阶段

另外,这时有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参加到这支起义队伍之中。其一为举人李岩,史籍中多将之记为杞县人,初名“李信”,阉党李精白之子。曾“出粟千石赈荒”,在家乡甚得民众的拥戴。后因被动地与“绳伎”出身的起义军首领红娘子结婚,遭仇人指控,加之本县知县“恶其市名得众”,遂被捕入狱。“民之德之者”“杀令破械出之”。这次入狱的经历,使这个原来无意反对官府的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决定投奔“为众所拥”的李自成起义军。李自成早就闻知其名,得他来投后,“礼重之”,任为制将军,其李岩之名即投奔李自成后所改(25)。上述史籍所记李岩的身世、事迹,多不可靠;但李岩实有其人,且约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到达河南后,投奔了李自成起义军,则是可信的(26)。

其二为牛金星,宝丰人(一说卢氏人),曾中乡举,“以磨勘被斥”。崇祯十三年以前因友人医生尚的介绍,而得“见自成,自成奇其辨,与谋议帐中”。后因事回乡,被官府捕获,“坐斩”,又“得减死论”。当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到达河南时,牛金星“谒见于牙门”,自成得之大喜,遂委为重要谋士。(27)

其三为卜者宋献策。他是牛金星的朋友,由牛金星推荐而为李自成所用(28)。

这些知识分子因为都有比较丰富的政治知识和经验,投奔李自成后便帮助其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如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29),赈济贫穷(30),严明军纪,不许扰害群众(31)。如前所述,当时的河南、山东等地灾荒严重,明政府的赋税剥削也空前加重。此外,官军的纪律也败坏至极,史称“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32)。又称,官军往往杀百姓之首以“献功”,士兵“以愚主将,主将以愚监纪,监纪以奏朝廷,此弊久已通行”(33)。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李岩、牛金星等帮助李自成制定和推行了上述政策,无疑非常有利于劳苦大众,甚得人心。据记载,宋献策初见李自成时,“上谶记曰:‘十八子主神器’”(34)。按,这一谶记在明代广为流传(35),其含义是“姓李的人当作皇帝”。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谶语不过是一个神秘的预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在明朝末年神权对于社会各阶层都有极大的威力的情况下,宋献策上这样的谶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李自成威望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对李自成起义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由此可见,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进入河南后,其所以能很快得到大量的人员补充,重新活跃起来,除了客观条件之外,还与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加入起义队伍后促成了起义军政策策略的改进这一主观因素有关。李岩、牛金星等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对这支队伍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对此,史家很早就有评论,如《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指出:“闯贼在陕西时为饥民,在山西时为碌碌贼,出车箱峡后为大贼,至是(指李岩、牛金星等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后)群策群力,居然以英雄自命。”(36)

崇祯十三年冬以后,李自成起义军继续得到发展。以下简述其于崇祯十三年冬至十五年冬的战斗情况和壮大历程。

李自成起义军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进入河南后,很快就由南阳地区北上攻克豫西宜阳(十二月二十一日)、永宁(十二月二十七日)、新安等县(37),接着开始向中原重镇洛阳发起攻击。洛阳为福王朱常洵的封国所在地,他自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来到这里后,一直居住在这里。由于他是明神宗的爱子,之藩时得到优厚的待遇,不仅庄田数量大,而且得到大量的盐引;明神宗通过矿监税使搜刮到的金银珍宝,也有很多赏赐给他;因此其“富实逾于天府”。然而朱常洵非常吝啬,崇祯十三年,“河南大荒,人相食”,他竟置若罔闻,“不赈一钱”。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史载:“援兵之过洛者,口语籍籍,或詈道中,曰:‘王府金钱百万,厌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当时乡绅、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居于城中,“闻之”,以“大计”相劝,要他不要当守财奴,他根本听不进去。这种情况,不言而喻,是为李自成的攻城取胜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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