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每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里,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萧条,已不复如其初矣。况当九死一生之时,即不蠲不减,民亦有呼之而不应者,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止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里(按,“里”当为“甲”)止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见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5)
严格说来,饥民“相聚为盗”,还不同于直接与封建官府对立,前者虽也是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一种方式,但跟直接与封建官府对立相比,低了一个层次,它虽可以划入农民起义的范畴,但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只有当它发展到直接与封建官府相对立时,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才算形成,那些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尤其应当以此为标志。然而饥民之“相聚为盗”极易发展到直接与封建官府相对立。因为饥民“相聚为盗”的现象一出现,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己任的封建官府会马上出而镇压,而“相聚为盗”的饥民遇到官府镇压时,一般不会束手就擒,往往起而反抗;这样,直接与封建官府对立的情形就出现了,非完全意义的农民起义就发展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所以人数众多的饥民的“相聚为盗”,乃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的标志。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正式爆发,正是在陕西地区灾荒严重、饥民众多并“相聚为盗”的基础上出现的。
明末农民大起义之所以爆发于陕西,还由于这里有许多生活极其困难的士兵。陕西地近蒙古,是明朝在西北地区的边防要地,附近设有延绥、宁夏、固原等边镇,驻有大量的军队。明朝末年,一方面是军费大量增加,而增加的军费多数用于“辽事”,所以另方面是国家财政吃紧,一般边镇的额饷往往拖欠不发。如延绥镇,“(万历)末年百度废弛,负饷至百四十万”(6)。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陕西巡抚胡廷晏上疏报告:
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7)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二十八日,户部侍郎南居益上奏:
迩因宇内多事,司农告匮,延绥、宁、固三镇,额粮缺至三十六月矣。(8)
额饷的不足,使军士们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加之军士们还经常遭受军官的克扣军饷和自然灾害的侵袭,这便使之更陷绝境。于是,他们很自然地成为与饥民一起发动起义的重要社会力量。崇祯元年(1628年)聚饥民起义于府谷的王嘉胤,就是定边营(属榆林卫)的逃卒(9)。《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10)崇祯三年六月兵科给事中刘懋在上奏中指出:
秦“寇”即延、庆之兵丁、土“贼”也。边“贼”倚土“寇”为向导,土“寇”倚边“贼”为羽翼。(11)
明末农民大起义发生在崇祯年间,而其酝酿却始于万历,并持续到天启。《怀陵流寇始终录》一书明确地记载了万历以来陕西地区饥民和贫军“相聚为盗”的情况。它说:
陕西兵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四路出师败后西归(按:这里的“四路出师”指杨镐率四路明军与努尔哈赤交战事,见上文),河南巡抚张我续截之孟津,斩三十余级,余不敢归,为劫于山西、陕西边境。其后调援频仍,逃溃相次。边兵为“贼”由此而始。天启辛酉(元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殖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12)
后来,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正式爆发,正是在万历至天启年间陕西地区饥民与贫军“相聚为盗”的基础上出现的。从广义上说,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万历、天启年间人民群众武装反封建斗争的继续,而从有直接的组织人员联系方面讲,明末农民大起义则是万历至天启年间陕西地区饥民与贫军“相聚为盗”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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