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时期宫廷中凡举行婚、丧、册封等各种典礼,皆耗费大量资财。万历十年(1582年),为了准备明神宗同母弟潞王朱翊镠的婚礼,内监“款开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块,各样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户部官员认为太多,要求裁减,明神宗不从。这次婚礼开支达八万八千多两银子,比万历六年明神宗本人婚礼费七万还多(11)。万历十三年,为举行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的婚礼,内监索用“各色金至二千三百余两,珠宝称是”,比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和三十五年的公主下嫁所索用金两“不过三百两”超出七八倍。户部和户科的官员皆奏请裁减,明神宗仅答应“减三之一”(12)。万历二十三年,为举行长公主的婚礼,明神宗下令户部“照数买进”“合用金两珠石”,其数目甚大。户部官员以“帑金既竭,珠宝难市”为由,要求比照瑞安公主例,加以裁减。明神宗不得已而从之,“减三之一”。但即使如此,这次婚礼所费也达银子十二万两(13)。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福王结婚,所费三十万金有奇,创了当时结婚用银的最高纪录(14)。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皇太子生子,为此于第二年春给明神宗之生母李太后加徽号曰“恭熹”。而举行这一典礼,所费也很惊人,据载,户部为此而“办送”足色金一千四百零三两八钱,七成五色金一千两,银一千七百两;猫睛二块,重一钱八分;祖母绿六块,重四钱二分;青宝石四百六十八块,重二百七十四两五钱;红宝石五百四十七块,重一百六十四两一钱;黄宝石十二块,重一两八钱;各样圆珍珠、大珠各一颗,头样珠一百二十七颗,大样珠三百三十六颗,一样至十样珠共一万二千八百一十一颗;白玉料十一斤,水晶料一斤,珊瑚料一斤三两,玛瑙料一斤,金星石料一斤,碧甸子一斤,翠毛一千零六个(15)。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七公主下嫁,内监“宣索至数十万”,户部尚书赵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赵世卿再争,说:“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明神宗“不得已”才“从之”(16)。万历四十三年,又有瑞王举行婚礼,筹备其事的宦官将用费“估至二十万,而仪仗锦绮不与焉”。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户科给事中韩光祐等先后请减,明神宗皆不理睬。瑞王的婚礼前后用银达十八万两,仅略少于福王(17)。而后不久,惠王和桂王结婚年龄亦到,由于辽东战事紧张,财力过分匮乏,明神宗操办其婚礼的铺张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得不“减杀成礼”,但他仍是尽量多花钱,时大臣们“酌议惠王、桂王婚礼,各计七万金”,而他却拍板定案:“每王办进十四万金。”(18)
为了满足御用、宫廷典礼和各节赏赐所需,明神宗将很大的织造任务加在劳动人民头上。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二月,应天巡抚朱鸿谟上疏说:“织造一事,凡二十年于兹,袍服之进于上供者,何翅数万,而料价之取办于穷民者,又何翅百万!”(19)两年后大学士赵志皋等也上言指出:“段匹器用,皆上供所需,岂能一概减省!但近年增派数目日多一日,费至巨万。”(20)出于对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关心,许多地方官和朝廷上的有关官吏,经常就这一点对明神宗提出劝谏,希望他有所节制,而他往往听不进去,有时对这些劝谏不予理睬;有时火气上来,即对劝谏者加以处罚。于是,在他整个在位时期,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下面,对明神宗增派苏杭地区丝织品、陕西羊绒袍服和山西潞绸的情况,作一简单叙述,以见这一时期织造增派的概略。
苏杭地区丝织品增派情况:万历四年(1576年),因明神宗结婚,增派一次。万历九年,又增派一次,数量为十五万套匹。至万历二十七年,“前数将完,又派四万一千九百余匹。三十二年复传补二万六千余匹”。万历三十八年,“幸将竣事”,内织染局佥书杨进昇复“题织上用龙袍、纻丝、纱罗等四万套匹”。由于工科给事中马从龙、工部侍郎刘元霖及大学士叶向高等“相继以停止减额为言”,明神宗才“准于新派四万匹中减三之一”,但同时又下令,“其余并先年传织未完者,都着陆续接织,分运解进,不得违误”。(21)
陕西羊绒袍服增派情况: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令陕西织造羊绒袍服七万四千七百匹有奇,估价一百六十余万两,规定“每岁解进一运,以四千(匹)为率”(22)。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令陕西羊绒袍服另织新样,难度大增,但一年解进四千匹之额未改(23)。第二年七月,工部尚书姚继可以“已解绒服等物,充斥内库,积久易蛀,不无可惜”,而“陕西累年土瘠民贫”,“民不堪命”,请求将陕西织造羊绒袍服之事暂予停止,明神宗不肯答应这一要求,但不得不决定每年“姑准织进三千匹,以示宽省民力”(24)。万历三十四年二月,李太后加徽号之典礼举行之后,为了“施恩”于民,明神宗又下令,陕西羊绒袍服“前岁已有旨每年织进三千匹,今于每岁再减一千匹,以苏民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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