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待朱常洛及其生母王氏的冷漠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神宗对福王、郑贵妃方面百般照顾。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命令在分封地洛阳为福王建造王府,数年方竣工,用银“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86)。按照明朝的制度,亲王受封之后,即应到封地居住,而且“就藩后,不得入觐”,郑贵妃不愿忍受这种“母子永绝”的痛苦,不肯让福王按制度“就藩”,明神宗对此则竭力迁就(87)。万历四十年(1612年)夏,为福王建造的洛阳王府竣工,朝臣上疏,要求福王就藩。神宗先是不理,后不得已“报明春举行”。届时,却不执行。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兵部尚书王象乾再请,他又声称“亲王之国,祖制在春,今已逾期,明春举行”。不几天,又由于福王的疏请,传旨:要在福王就藩时拨给他庄田四万顷,否则“不行”,“廷臣大骇”。首辅叶向高上疏力谏,一针见血地指出:“田四万顷,必不能足,之国且无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明神宗见疏后,无动于衷,只是狡辩(88)。不过,这年六月发生了王曰乾案,这使他不得不改变态度。王曰乾是锦衣百户,“京师奸人”,与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相讦告,“刑官谳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炮上疏”,讦奏孔学与皇贵妃郑氏宫中内侍姜严山诸人,“请妖人王子诏(一作王三诏)诅咒皇太子,刊木像圣母(即明神宗生母李太后)、皇上,钉其木”,“又约赵思圣在东宫侍卫,带刀行刺”。见疏,明神宗愤怒不堪,“绕案而行者半日,左右俱辟易,莫敢近”。此时大学士叶向高递上了密揭,说:“曰乾、孔学皆京师无赖,诪张至此。此大类往年妖书,但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俱在法司,(一讯)其情立见。皇上第静候,勿为所动,动则滋扰。”第二天,叶向高又上密揭,提出:“曰乾疏不宜发,发则上惊圣母,下惊东宫,贵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天下帖然无事。”当时,由于王曰乾的上疏,无疑使明朝宫廷内外形势紧张,出现了一场政治危机,而叶向高的密揭则为度过这场危机提出了最佳处理方案,明神宗自然乐于接受。史载,明神宗见到叶向高的密揭后,“怒始霁,既而怡然曰:‘我父子兄弟得安矣。’明日,下曰乾于法司,毙之狱,而谕礼部择福王之国吉期以闻”。(89)
事态的这一发展,对郑贵妃等人来说极为不利,她“终不欲福王之国”,因而又设法阻挠。在她的活动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月明神宗提出:明年冬生母李太后七十寿,福王宜留庆贺,“庆贺礼成,于次岁春三月内,着钦天监择吉之国”。叶向高不同意这一将原计划拖后一年的方案,“留上谕弗宣,请今冬预行庆寿礼,如期之国”。明神宗派太监至叶向高私邸传谕,“必欲下前谕”。叶向高回答:“外廷喧传陛下欲假贺寿名留福王,约千人伏阙请。今果有此谕,人情益疑
,将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静。圣母闻之,亦必不乐。且潞王,圣母爱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为?”并封还明神宗的手谕。叶向高的坚决态度,以及对于朝廷上政治动荡的恐惧,迫使明神宗最终只好不顾爱妃郑氏的愿望,在同年十二月决定让福王于次年三月二十四日就藩。此外,李太后的态度对此也有促进作用,史载李太后得到郑贵妃“以祝太后七十诞”为词欲留福王的消息后,不满地说:“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福王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正式离开京城,五月到达封地洛阳的藩邸。争论多年的这场就藩案至此最后解决。(90)
福王之就藩洛阳,在客观上进一步肯定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减少了以福王取代朱常洛作皇位继承人的可能,至此可以说这种可能已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然而宫廷内与朝廷上邪派官僚有一定联系的拥戴福王的势力,不肯死心,利用当时朝廷上邪派官僚占上风的局势,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策划了梃击一案,企图击杀朱常洛,以实现他们的愿望。
史书中关于梃击案始末的记载极多,综合起来,简况如下: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下午五至七点),有一中年男子,手持枣木棍一根,闯入太子朱常洛所居慈庆宫的大门,击伤守门太监李鉴。继至前殿檐下,被太监韩本用等擒拿,交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看押起来。第二天,朱常洛报告明神宗,明神宗下令法司审问。巡皇城御史、浙党刘廷元审过后报告:“犯名张差,蓟州人。止称吃斋讨封,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请下法司严讯。”接着,主治京师事的刑部山东司郎中、浙人、刘廷元儿女亲家胡士相,与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讯,“一如廷元指”,在审后报告中进一步坐实疯癫说,称:“差积柴草,为人所烧,气愤发癫。于四月内诉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绐令执梃作冤状。乃由东华门入,直至慈庆宫门。按律当斩,加等立决。”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