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量役使佃户和奴婢。休宁《汪氏统宗谱》载:休宁人汪忠富经商致富后,“造华堂广厦、拓置田薮,饬聚器具”,而“家法周洽严肃,门内雍睦,僮仆男女,殆四十人,咸恩逮无不得所”(10)。《三鱼堂文集》卷一一载:宝山县罗店镇富商施于德,“佃户有负租者,夷然不较”,“尝出手书一册焚之,皆田产积逋也,计九千有奇。越数年,又出一册焚之,倍于前”。明朝灭亡时,“邑有奴变,群仆隶结党横行,以索券为名,焚掠无虚日”。施于德“从容呼其众仆,检契还之,仆皆流涕不肯去”。透过上述记载对大商人汪忠富和施于德的赞美可以得知,他们不仅奴役有佃户、奴婢,而且数量还很大。
第五,具有浓厚的宗族性。大商人在经商时,常常得到宗族在人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甚至与同族共同经营。歙县《济阳江氏族谱》记载:明末歙县人江国政“业贾淮阴,亲友见公谨厚,附本数千金于公”(11)。《金忠节公文集》记载:歙、休两县的商人,“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12)。大商人经商获得的利润,或与同族共有,或拿出其中一部分用于助族人、修宗祠、建祠田等方面。《名山藏·货殖记》记载:汤阴郑家,代不分家,“多田饶财”,“诸农贾所入,皆囷之,有婚嫁,族长主其费,寸布斗粟无私者。成化间岁凶,其家郑五老者”,“行贾于临清,每归,倒橐囊,钱帛委地,公之一家,其妻子不睨也”。《岩镇志草》记载:富贾佘文义,“置义田以养族之不给者,义屋以居(族)之无庐者,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又市隙地数十亩为义冢,以安乡人之不克葬者,所费不啻万缗”(13)。由于大商人具有浓厚的宗族性,其时出现了同一地出身的商人往往经营同一类商业的现象,如徽商中休宁人多典商,歙县人多盐商,婺源人多茶商和木商,绩溪人多从事饮食业,祁、黟两县人则以经营南北货、瓷业为多(14)。
以上五点说明,这时的大商人与以前的商业资本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密切,仍是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力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商人还有与此相反的方面:
首先,在一般大商人与土地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大商人具备了脱离农业生产的倾向。《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五说:“齐民困于征求,顾视田地为陷阱,是以富者缩资而趋末,贫者货产而僦庸。”《五杂俎》卷四说:“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说:“其弊孔之开,由一二大贾积赀于外,有殷富名,致使部曹监司议赋,视他郡往往加重,其实商贾虽余货,多不置田业。”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当时有些商业资本是脱离了土地而独立发展的。
其次,投资于生产事业的大商人在史料中常有发现。《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永康盐商施文六经过义乌县南八宝山,发现“土色照耀产矿,辄起盗心,乃构党方希六等九十余人”,前往挖掘(15)。《闽部疏》记载:福建商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16)
第三,投资于生产事业的大商人,往往使用大量的佣工。徽州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指朱天泽——引者注)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会岁不登,处士贷诸佣人钱百万”(17)。从其贷给“佣人”的钱可达“百万”来看,说明接受其贷款的“佣人”数目一定很多,他的全部佣工当更多。
以上三点表现了大商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方面。其脱离农业生产的倾向,有助于商业资本的集中,这便壮大了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对立物,并增强了商业资本对封建自给自足经济进一步分解腐蚀的力量,这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显然是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时大商人之投资生产部门,并使用大量佣工,不仅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且有些使用大量佣工的大商人,对佣工的剥削采用的是资本主义方式(18)。因此,这个时期的大商人,还直接培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原始的资本家。
总之,明代中、后期的大商人阶层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浓重的封建性,与统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集官、商,或集商人、地主身份于一体者,这些大商人本身也就是封建统治阶级营垒的一员,也是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及其在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有利于商品经济活跃和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对封建社会制度起到一种冲击、破坏、瓦解的作用,从而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明代中、后期小商人的数量很多,经营方式不尽一致,有的提篮挑担串街走巷,吆喝叫卖;有的“出外经纪”,进行短途、长途甚至海外贩运;还有的开个小店铺,招客住宿,“杀猪卖酒”或出卖各种日用杂货等。他们资本不多,但活跃经济、互通有无的功劳极大,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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