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皇室占有的土地称为皇庄,它早在明初就已经存在。如《宛署杂记》载:洪武初,燕王朱棣北征,“至山后小兴村,得张福等若干人降之,徙入内地,散处宛平黄垡、东庄营等地,听用力开垦为业。每出征,张福等为亲军,累迁指挥、千百户等官。有旨,以其地为王庄,量征子粒银两,即令建仓黄垡等处,盖成祖龙潜时私庄也。永乐改元,有司请庄所属改称皇庄”(61)。一部分皇庄的收入是专供某宫后妃或未就藩的亲王太子支用的,因而有些皇庄又叫宫庄。《明史》记载:“洪熙时,有仁寿宫庄。”(62)这是关于宫庄的最早记录。仁寿宫庄是皇太后的庄田,属于皇太后庄田的还有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做太子时拥有庄田(称“东宫庄田”)的明代皇帝共有三人,即明宪宗、明孝宗和明武宗。未就藩的亲王所拥有的庄田,在就藩的时候要交出来。如《明史》卷一八五《李敏传》载:“(正统年间)诸王未封,相闲地立庄。王之藩,地仍归官。”通过兼并军民土地,皇庄的规模日益扩大,如林俊《传奉敕谕查勘畿内田地疏》载:天顺八年,曾以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拨为宫中庄田,面积为三十五顷;嘉靖初,又侵占了民地四十顷,总数达到七十五顷,比原额扩大一倍多(63)。皇庄的大量出现,时在明中叶,据嘉靖初年夏言等人统计,自天顺八年(1464年)至正德九年(1514年),所建皇庄有三十六处之多,占地达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其设立状况如下表(64):
夏言等人的上述统计并不完全,如天顺时昌平县汤山庄皇庄、京师朝阳门外三号厂皇庄、衡水县皇庄、成化年间的永清县皇庄、弘治年间的大名府皇庄、正德年间的天津城南皇庄等,就没被统计进去(65)。但仅就夏言等人的统计来看,皇庄的数字已经相当不少了。皇庄主要分布在北直隶的顺天等八府,其中顺天府、保定府和河间府数量尤多。南方的皇庄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总的来看,数量甚微。
皇庄的设立,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痛苦。皇庄的管理人员以太监为首,包括“奏带之旗校”和“跟随之名下”,“每处动至三四十人”。他们在京师与皇庄之间往返时,“有符验之请,关文之给,经过州县,有廪饩之供,有车辆之取,有夫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有语言不能尽者”。一旦到达“所辖庄田处所”,“则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其甚不靖者,则起盖房屋”,“驾搭桥梁”,“擅立关隘”,“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螺蚌莞蒲之利,靡不刮取”。对于“邻近地土”,则千方侵占(66)。皇庄的经营方式,一般是出租给佃户,收取苛重的皇庄子粒(即地租)。管庄人员还往往额外勒索,逼得佃户被迫逃亡。一些当地地痞流氓常把军民土地假称荒闲土地或官田,投献皇室,这成为皇庄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这些地痞流氓投靠了皇室以后,则有恃无恐,更进一步为非作歹,有的还当上了皇庄的庄头,“拨置生事”,助纣为虐。
劳动人民的苦难加深了,这些地痞流氓却大发横财,皇庄所得收益“输入宫闱者”不过“什之一二”,而进入太监、庄头等人私囊者,“不啻什八九”(67)。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利于封建秩序的巩固的,也不符合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此,不断有头脑较为清醒的官吏提出取消皇庄。如明宪宗时,给事中齐庄曾提出:“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但其得到的回答却是“弗听”而已(68)。直至嘉靖初,给事中夏言等才被指派“清核皇庄田”。夏言极称“皇庄为厉于民”。自是,“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69)。但终明之世,皇庄制度未曾废除。
皇店由官店演变而来。有的官店又叫塌房,是供客商住宿和存放货物的地方;早在明初就已设立。《明史·食货志五》说:“初,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于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帝乃命于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永乐年间,又在北京“准南京例”,置“官店塌房”。明中叶以后,官店继续存在,《明会典》卷三五载:“景泰二年,令大典(兴)、宛平二县,于和远店等塌房,每塌房佥殷实大户二名或四名看管。”这种官店塌房,既然是因“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而设立的,可见它是将驵侩的业务收归政府经营的一种措施,含有政府亲自干涉和控制交易的性质。另外,政府也是为了靠它征收商税、得到经手交易的经纪费以及货物存放费;在《明会典》卷三五所载和远店等塌房的收税则例中,每种货物都规定收取一定数量的“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就是很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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