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参观者:人际视角
第二节
参观者:人际视角
一、交往与角色
早期的博物馆研究,并不关注不同的参观者群组之内和参观者群组之间的区别和互动。此前我们谈到,福尔克对参观者进行了分类,其中的促进者(facilitator)是基于人际的视角,着眼于参观者的社交属性所命名的。然而在布迪厄的研究中,陪同式的参观是带有一定的负面意义的(Bourdieu, 1990)。
基于欧洲参观者的调研,布迪厄发现,相较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参观者,来自上流社会的成员更倾向于独自一人来博物馆(见表5.1)。
表5.1 欧洲博物馆公众社会阶层与参观随行人员的调查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s and Their Public”(附录3)制作。
布迪厄将三类人的差异做了这样的解读:由于中下层阶级的参观者缺乏对高雅艺术作品的解码能力,为了减少参观过程中的局促感,他们喜欢与朋友相伴而行,混在人群中。这样一来,他们的不自在感就会降低,知识渊博的(knowledgeable)朋友能帮助他们保持适当的礼仪,使他们不至于在博物馆这种神圣高雅的地方出丑。向导或讲解员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相反,上流社会成员是最反对将高雅艺术通俗化的,他们非常反感讲解员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作品讲得浅显易懂,更喜欢独自品味的乐趣(Bourdieu, 1990)。
在今天来看,布迪厄的见解是过时的。第一,博物馆不再仅仅被当作高高在上的文化殿堂,也是亲民的文化集市。或许参观者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美学素养,对“高雅”的展品做了“协商式”甚至是“对抗式”的解读,与专业人士的“主导式”的解码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第二,博物馆作为公共空间,其功能和属性也随着城市发展进程发生着演变。社交功能并不次要于研究学习、艺术熏陶的功能。
相应地,基于某种社交目的、情境、关系属性而产生的各类角色逐渐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例如在前文中提到,社交情境中担当促进者(promoter)身份的参观者,他们有的是接待游客朋友的当地人,在一个不适合户外运动的雨天,选择带领朋友们通过博物馆了解当地文化;有的是父母,作为促进者带领孩子去博物馆开拓视野和学习。有研究者基于68组家庭在明尼苏达自然科技博物馆中的互动发现,父亲通常担当起行为引导的角色,如以怎样的速度在博物馆中行进,其他家庭成员往往会在无意识中追随父亲的脚步;而母亲通常是语言引导(Cone et al., 1978)。
实地调研中,我们遇到了来自英国的一家人,祖孙三代共四人,两个六岁的女孩以及带领她们的母亲和爷爷,他们刚刚参观完凡·高博物馆,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问卷调查和访谈邀请。问卷设计中大部分题目超出了六岁儿童可以阅读和理解的范畴,孩子先是独立作答,遇到问题的时候爷爷逐字逐句给两个孙女读题目并解释含义。
后续的访谈中,小女孩的爷爷和母亲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也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他们任由孩子们在展品中自由穿梭,不会规定参观路线,也不会刻意教什么,只有在孩子提问的时候才会答疑解惑。
Normally, we don't have specific plan about our visit. Visiting museum is so different when you become a parent. You j ust follow your kids and take care of them. You know, like explaining everything, keeping an eye on them in case they are too noisy. The route we actually take depends on the kids'interests on that moment.(一般来说,我们并不会做参观博物馆的详细规划。当你为人父母之后,参观博物馆变成跟以前相比截然不同的事。你得跟着孩子们,照顾他们,你得帮助他们解释展品,看着他们,以免他们过于吵闹。参观路线其实完全取决于孩子们那会儿的兴趣。)(访谈对象:JT, 2017年10月26日)
此外,这位母亲谈道,她把博物馆看作日常的育儿场所,在博物馆里,她有机会教孩子日常礼仪,引导他们成为有教养、文明的人。博物馆之于这位母亲而言,与其说是展示藏品的空间,不如说是功能发生变异的“社会化养育空间”。
We visit museums with our kids on a monthly basis. Mostly we visit natural and science museum, where kids won't get bored. I found the museum is a good place to educate kids, not j ust about knowledge, also about how to behave themselves in public places.(我们每个月都带孩子来参观博物馆,通常是参观自然和科学类的博物馆,在那里孩子们不会觉得无聊。我认为博物馆是一个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不仅能让孩子学习知识,还能教育孩子什么是公共场合的行为礼仪。)(访谈对象:JT, 2017年10月26日)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角色的转换会改变参观者的目的、兴趣和对博物馆的诉求。多元地、立体地考量不同类型的参观者和他们所承载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能够更清楚地发现他们的需求所在,从而提供精准的、有效的服务。
二、对话与互动
博物馆的参观过程本质上是参观者对展品凝视,并结合可以参考的资料(各种形式的讲解和导览),经由一系列的体验、阐释、判断和评价,生成主观意义的过程(Pierroux, 2003)。大多数参观者会与家人和同伴一起前来参观。布迪厄在《艺术之爱》中,简短地描述过欧洲上流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参观者会相互低语讨论,但并没有对这些互动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意义的生成是一个中介化(mediated)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中的主体、语境、对话等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研究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维果茨基强调语言是最主要的媒介工具,因而研究者开始关心谈话过程如何影响参观者的意义生成。
社会学家认为谈话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真正反映了社会交往与文化相互交织的过程(White, 1995)。在这种相互交织和共同建构的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的知识得到了利用,更新和迭代。
日米尔·科努普认为,当前博物馆已经发展到了3.0时代,最主要的革新体现在博物馆中的传播由原来的单向传递变为当下多个面向之间的循环共享。如图5.1所示,博物馆空间及展品所蕴含的意义是由多个参与者在相互对话和情感互动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创造出的意义不再具有专业意义上的排他性,但由于互动过程是排他的,意义的生成具有社交排他的属性,博物馆的传播因此呈现“参与式转向”。
近些年,有学者开始关注参观者之间互动的物理方面,例如,互动过程发生的介质,诸如是否有设备起到连接和辅助的作用,是否能刺激参观者进行更多的互动,也有研究关注参观者的身体本身,特别是动作如何参与到互动中来,影响参观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和意义生成(Pierroux, 2010)。
早在语言出现之前,动作就承载着丰富的意义,在人们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互动中的身体动作能够传递信息,承担着社交功能,也将在社交中影响意义的生成。因而,博物馆学学者专门探讨了手势、姿势等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介导作用。例如,研究发现,在参观罗丹的雕塑“思想者”时,参观者对作品的关注的面向、角度和重点,绝大部分是社交导向(socially-oriented),同伴所占的位置、指示性手势等一系列非语言性的动作决定了雕塑作品之于参观的可见性(visibility),这些互动引发的随后的对话、讨论和意义生成与作品本身的主要特征几乎没有必然的关联(Steier et al., 2015)。
随着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参观者之间的对话和交互,博物馆人也在想方设法地刺激参观者之间互动。现有博物馆的移动导引设备,大多数是不鼓励参观者之间相互交流的,因为参观者需要戴上耳机,各自操作手上的设备。而且,移动设备传递的信息是知识性的,而非情感性的,这些内容往往不容易激发参观者群组内部的交流。
https://mw2016.museumsandtheweb.com/paper/cultivating-mobile-mediated-social-interaction-in-the-museum-towards-group-based-digital-storytelling-experiences/。
当前,有研究者开始利用移动设备,为参观群体创设戏剧化的场景,通过传感器获取群组内参观者的对话和反应,参观者手持的移动设备中设定了不同脚本,群组内的参观者每人在这个戏剧化场景中完成一个戏剧片段。例如,某个参观群体选择寻宝的戏剧脚本,在他们各自手持的移动设备上会出现某些宝藏(藏品)的位置及寻找攻略,参观者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相互配合,才能完成最终的任务(Callaway et al., 2014)。研究者们逐渐地达成这样一种共识:能够激发起参观者们对话和交流的博物馆实践,才是成功的实践。对话不仅仅是关系信息的交流,也是情感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