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参观者：个体视角

一、参观者主要类型

纵观既往博物馆研究当中涉及的对参观者类型的考量，福尔克（2009）在《认同与博物馆参观者体验》（Identityand The MuseumVisitor Experience）中把参观者分为以下几种：探索者（explorer）、促进者（facilitator）、专家（professional/hobbyist）、复原者（recharger）和寻觅者（experience seeker）。

与布迪厄从社会阶层角度对参观者的分类相比，这种分类方式触及了参观者内在的心理需求、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本质上是基于参观者的心理需求与行为模式之间关系的探讨。结合上述分类，笔者首先对不同类型参观者的行为模式与相应的记忆特点做出梳理。

专家通常是参观博物馆的高频访者，就专业领域的不同，可能会特别钟情于某类博物馆，不管是否有他人相伴，都会去博物馆，对方便性和成本的考量较低。就具体的行为来看，总体停留时间较长，有可能在某些展品前做特别的停留，甚至是一些冷门的展品。单次参观的目的性较强，可能会根据特定对象、特定的主题设计参观路线，很可能会多次造访同一个博物馆。就参观效果而言，记忆聚焦展品内容，短期记忆具体精确，长期记忆保存得最为完好。

促进者往往是出于家庭因素或社会交往的原因才会造访博物馆。前者往往是家庭活动的组织者，如父母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后者可能是因为朋友造访，或者偏好把博物馆当作社交活动的理想场所。这类人参观博物馆的动因并非自我驱动的，因而所选择的博物馆会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制约，诸如出行方式、距离、天气状况等。他们的注意力也不会全部放在博物馆本身设计和展品上，而会关注博物馆的配套设施和服务性空间，如餐馆、咖啡厅、停车场、户外活动空间，甚至是博物馆的周边环境。就长期来讲，促进者之后回忆起来的参观记忆往往与人有关，而博物馆只是社交活动或家庭活动的底色或背景。作为参观活动的发起者或协调者，往往会对当时安排的合理性和大家总体感受做出评价。

复原者大多是把博物馆当作调剂日常工作压力，跳脱固定生活模式的上班族，他们通常具有良好的教养和艺术品位，从事强度较高的脑力活动。在周末或假期到博物馆来，放松紧绷的神经，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让身体和头脑都得到复原。他们不一定有特定的艺术偏好，也不是抱着特定的学习目的来的，博物馆是他们身心充电的一种有效方式。他们一般会选择离住所比较近的博物馆，具体的参观行为比较随性，有的会与朋友或家人一起前来，也有独自前来的。参观的长期记忆效果因人而异。记忆保存的内容与效果在复原者中差异较大，从记忆形态来看，基于参观场景的情景记忆居多。

寻觅者往往来到了博物馆的区域但并未真正进入博物馆参观，他们既可能是当地人，也可能是游客。他们偏好博物馆周边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在此做一段停留，但可能出于经济因素考虑，或对博物馆没有足够的兴趣，最终没有买票进入博物馆。他们会选择在长椅、咖啡馆小憩，逛逛博物馆商店，欣赏街头艺人的表演，甚至是睡上一觉。也有当地人选择在此处遛狗，几个朋友做些简单的体力运动（如抛飞盘），在这里度过一个放松闲适的下午。

此外，游客大体上归属于寻觅者类型，但构成复杂，参观行为和体验也多种多样。他们的共性是，一般受时间限制，参观过程会少些从容。一般而言也是第一次造访某个博物馆，某些著名的博物馆在游客眼里等同于其他景点，是列在任务清单上的必做之事（“to do list”）。如果有“明星展品”或“镇馆之宝”，如卢浮宫的三大镇馆之宝，特别是像《蒙娜丽莎》这样的展品，游客往往会接踵而来，完成踩点式参观，并拍照留影，通常不会对展品进行深入了解。从参观的总体情况来看，游客通常会走马观花地快速过一遍，较为依赖导览图。从参观的长期效果来看，主要评价停留在“去过”，或看过某一样展品，对博物馆总体有个大致的评价，较少涉及某些展品的细节。当然，正如前文所说，游客的种类有很多，不乏一些有浓厚兴趣的人，做深入解读和长久停留，形成的短期记忆具体鲜活，长期记忆也能较为完整真切。但从整体趋势来看，游客的参观行为主要表现为前述特征。

二、参观者个体差异

布迪厄从美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过博物馆公众的个体差异，并将研究发现撰写为《艺术之爱：欧洲艺术博物馆及其公众》（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 and Their Public）（Bourdieu, 1990）。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项研究在视角和方法论上依然是颇有前瞻性的。他在1964—1965年间，带领研究团队对法国境内的21家博物馆，以及欧洲的数家博物馆（包括希腊、波兰、荷兰的博物馆）累计28443名参观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研究数据做了精细的统计学分析后，形成了这本量化研究报告。

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尽管（当时欧洲的）博物馆已经以低廉的门票价格，使得任何人都能够进入博物馆，然而实际上除了上流社会的公众有对艺术品的解码能力，绝大多数中下层社会公众是没有欣赏能力的。因此，与其说开放的艺术博物馆推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平等，不如说是加剧和固化了阶层之间的区隔（Bourdieu, 1990；朱国华，2004）。

在广泛地调查了参观者的社会经济属性后，布迪厄（1990）提出，不同阶层在艺术解码能力上的分化根本上是由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导致的，但这里的受教育程度并非指的是学校教育，而是家庭教育，或者说是长期形成的家庭氛围、涵养。当然，排除家庭教育这一因素，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参观博物馆的频次越高，只是相较于家学涵养而言，前者是更上位的、本质的影响因素。

除了对广泛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进行调查，布迪厄也关注内在的动机因素和外在的行为等因素，对参观行为和习惯的考察尤为详细，例如此次在博物馆内停留的时间，陪同人员的个数与属性；个体参观博物馆的频次和偏好，如是否喜欢各种方式的导览，初次进入博物馆的年龄。

布迪厄对这些数据分析阐释，发现上流社会、中产、工人三个阶层的成员在博物馆内逗留的时间呈现出稳定的、显著的不同。他强调时间数据是洞悉阶层差异的重要指标：对艺术品解码能力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参观者是否会很快丧失兴趣，因而可辨别不同阶级对待博物馆的本质不同，布迪厄使用认知理论来解释这一过程，当信息过多，大于参观者的认知能力时，参观者会产生被淹没（overwhelmed）的感受。分析了所有参观者初次造访博物馆的年龄后，布迪厄判定：受到家庭熏陶，个体参观博物馆的习惯在24岁之前就已经基本形成（Bourdieu, 1990）。

当前，认知与脑科学的发展让研究者能更深入地探讨参观者的差异，特别是内在差异，如人格特征和自我认同等。有一项新近的研究，基于参观者的问卷调查和生理指标的结果，探索了大五人格与博物馆参观行为的关系。参观者被要求在一个名为“达·芬奇空间”的博物馆区域自由探索10分钟。与此同时，研究人员通过仪器测量了脑电图（EEG）和自主生物反馈数据，最后，参观者通过问卷完成了大五人格测试。分析的结果揭示，参观者的宜人性（agreeable）与左额叶皮质α活性呈现负相关，表明具有较高宜人性的参观者在欣赏达·芬奇的模型时，努力试图理解达·芬奇的内心世界。参观者在外向性（extroversion）上的得分与皮肤电等级（skin conductance level）和心率（heart rate）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外向性越高，他们在观察达·芬奇发明模型时，心率下降越明显。外向性高的人的生理指标是比较活跃的，他们在欣赏达·芬奇的模型时，高度专注，可能是他们生理指标下降的原因。最后，大五人格中的责任心（conscientiouness）与参观行为及生理指标也呈现出了显著的相关关系。责任心高的参观者会一丝不苟地欣赏那些并不太受大多数参观者关注的展品，他们的谨慎、理性在欣赏博物馆展品的过程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Celli,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