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

博物馆是文化载具，承载集体与社会的记忆。从1905年清代末年张謇创办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到现在，中国博物馆已经走过百余年历程，如今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http://www.rmzxb.com.cn/c/2018-12-06/2234838.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22/content_5513734.htm。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字来了解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状况。首先是博物馆的数量。1949年以前，全国总共只有21家博物馆；1980—1985年，中国博物馆发展进入博物馆建设高潮，平均每10天就有一座新的博物馆落成，而在1984年平均每两天半就有一座新博物馆出现（克利福德，2011）。尤其是近10余年，中国博物馆数量的增长更是刷新了历史纪录：国家统计局相关文化板块的博物馆年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博物馆从2007年的1722家增加到4109家，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座博物馆落成。根据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刘玉珠的说法，截至2018年底，中国博物馆数量已经超过了5000家，在过去的40年里增长了14倍。
根据202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博物馆目录》，全国登记在册的博物馆数量已经达到5535家。

其次是博物馆的来访人次。根据2017年主题娱乐协会（Themed Entertainment Association）联合全球著名咨询公司AECOM发布的《2016全球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的数据，在全球来访人次最多的10个博物馆当中，中国的博物馆占据两席，分别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科技馆。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以755万来访人次位居世界第一，首次成为全球游客量最大的博物馆。从全国总体的统计来看，博物馆的参观人数从2007年的25625万人次，以快速稳步的增长速度，增加到2016年的85061万人次，是10年前的三倍还多。这两组数据说明，中国迎来了空前的博物馆大发展时期。

时代的发展走向影响着我们对博物馆的认识，博物馆的定义经历了数次修订。目前国际上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的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张子康等，2011），博物馆学论著中通常引述这个定义或将此作为参照。这一定义代表了我们对博物馆性质和功能的一般看法，基本准确地揭示了博物馆在智识发展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与社会进程的关系。其中，“传播”二字指明了博物馆的媒介属性，博物馆学学者梳理了博物馆发展的历程后提出，博物馆在经历了从“公共化”到“社会化”的过程之后，“媒介化”属性越发显著（严建强，2016）。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博物馆学学者采用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范式对博物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尽管博物馆的媒介属性日益凸显，然而它始终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传统或新）媒体。既有研究没有对博物馆特殊的媒介属性进行透彻的分析，由此建构的理论便难以全面把握博物馆传播的特殊规律。此外，当前的博物馆实践已经超越了学界对博物馆的认识，迫切地要求研究者用新的理论视角看待博物馆。

每年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可以从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每年设定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中，一窥博物馆的发展进程。2013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museum: memory+creativity=social change），阐明了博物馆是集体记忆的载具，在创造力的赋能之下，能成为变革社会进程的积极力量。

“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也是启发笔者思考博物馆媒介属性、博物馆传播、博物馆与人和社会关系的突破口。具体而言，“记忆”对应的是博物馆这一媒介所承载的媒介内容；“创造力”对应的是博物馆这一媒介在传播技术的推动之下，形成的创新性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与传播形态；“社会变革”则指研究主题中的博物馆对人和社会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博物馆作为不断发展的文化机构，对个体和人与人关系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塑。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虽然是保存人类集体记忆的媒介，但并非传统传播学研究中的研究对象，把博物馆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主题似乎是一个“非主流”的选择。除了此前谈到的，博物馆的发展迫切地需要学界和业界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博物馆，本书还对李金铨关于传播研究“内卷化”（involution）不断加重的反思做出回应。具体而言，传播研究的内卷化指的是当前的传播研究逐渐表现出丢弃施拉姆时代力求与别的学科接枝的传统（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的迹象，变得“纯粹从传播看传播”，如此下去必将使得传播研究日益封闭、相互隔离，最终丧失了活力和创造性（李金铨，2014）。把博物馆当作一般而又特殊的博物馆进行研究，是笔者立足传播学的理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