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严峻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时代……技艺，神话……十年来社会主义的结果……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收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的信的这一天听了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的故事。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你指出的是对的，照过去的旧生活，那时所有的人，倒也不是所有的人，是许多人，都幻想成为萨福诺夫那样的人，成为富翁，成为有产者，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大师，幻想拥有财富。那时制度就这样。那我就给你讲一讲关于我的思想改造和我如何挨打的故事吧。五十七年前，我和安东都出生在新村，现在叫作戈利科夫大街，我们上了一年学，后来一同进入萨福诺夫的作坊，学了六年徒……”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着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心里思忖道：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小事’的时代，契诃夫和那些刚刚当上的地方行政长官。帕列赫。圣像画工。伏特加。木屋，黎明，炉子。不久刚被煤油所取代的松明，当时把煤油叫作‘福特根’。黏土烧制的洗脸池。蘸克瓦斯的面包，大葱。父辈的毡靴。小男孩在很深的、天亮时发蓝的雪地上奔跑。作坊里散发着阿利芙油和马哈烟的气味。作坊里漆黑而瘆人，并且每一个年长者都可以饶恕和毒打徒工。作坊外面的墙壁上画着巨大的涂金的鹰。第一堂课是基督的“圣容”，第三年——《贝察塔拉》……让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来修复这个《贝察塔拉》吧。”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我们同一年出了徒，当时我们还不到十六岁，我们画了一幅《圣母出行图》，萨福诺夫给我们定了年薪为十五卢布，我们干活不在他的作坊里，而在砖砌的工厂里，我们没有画圣像，而是揉黏土，我们就这样整整干了一季。秋天，我舅舅普拉东·阿法纳西耶维奇回来作短期休假，来过冬季尼古拉节。应该说，我舅舅摆脱了萨福诺夫，在莫斯科一个小业主潘克雷舍夫那里干活。潘克雷舍夫也是我们帕列赫人，只是比萨福诺夫年纪小一些。舅舅说，孩子们干吗要给萨福诺夫揉黏土呢，我要送他们到潘克雷舍夫那里去做事，于是便着手带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在夜里三点动身了，舅舅、我和我终生的朋友与凶手安东·伊万诺维奇。这是过了尼古拉节的第三天，天刚一落黑就刮起了暴风雪。我的母亲和安东的母亲把我们送到克拉斯诺耶村。我们徒步走到舒雅，走了三十俄里。我们所带的东西就是一只背囊、一双包脚布、一件衬衫、一把小梳子、一双替换毡靴的皮靴以及母亲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抹上土豆泥的黑麦面饼，就这些，那个时候穿长衬裤我们连指望也不敢指望。雪粘住了眼睛，风直往脖子里灌，脚下的雪就像松散的流沙一样。舅舅普拉东·阿法纳西耶维奇从傍晚开始就和父母一起喝酒话别，他豁出去了，说：‘瞧着吧，狼不会袭击我们！’可以听得出，舅舅的声音在发颤。夜渐渐过去了，天亮了，而我们一直走啊走啊，像狼似的一个跟着一个，并且觉得好像真的有狼在嚎叫……我悄悄告诉你说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照我理解，没有比人碰上人更快乐的了。我们来到了舒雅，待在一家带饭馆的旅店里，我头一次见到舒雅，这里房子很大，令我惊诧不已，而在旅店里，我听到了关心体贴的话，我觉得这些话无比亲切温暖。我现在想起那个夜晚，是因为我迄今害怕狼和任何一种狼，对于我来说，没有比人碰上人更愉快的事了，人我倒不怕，我喜欢人，而安东却害怕人，不喜欢人，我现在是这样看的……我们坐上了火车，这又是我有生头一次，我们坐的是三等车厢。我觉得，我离开农村以后走进了王公贵族的豪宅——在农村时，我住在我们家木屋的炉炕上，炉炕下面养着鸡，而炉炕后面是小牛和一群猪崽，离开农村，离开我们家的木屋，我头一回看见没有窗框的窗户——这样可以把墙砌高。而在莫斯科的第一天，我就在文明社会碰得鼻青脸肿。舅舅普拉东·阿法纳西耶维奇把我们交给了主人潘克雷舍夫，潘克雷舍夫给我们定了月薪八个卢布，管饭，并给我们三天假参观莫斯科。老乡带我们到了菲利波夫的面包店，我们知道了有这样的去处。应该了解这个博物馆。我们生活在农村，虽然会画圣像，但毕竟只是吃面包，伺弄牲畜，有面粉、牛奶、黄油，都是劣质的，毕竟是庄稼人，而我们来到菲利波夫这里，我，现在是集体农庄庄员，而当时是庄稼人，我一看，像饼一样的扁形白面包、挂锁形白面包、加蔗汁酒的圆柱形糕点、小甜面包圈、蛋白酥甜点心、奶油蛋糕，——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而我，一个庄稼人，无论对脂油，还是对黄油或别的什么一概分不清……我们是三个人，一个比我们稍大一点的小伙子送我们出来，门口站着一位衣服上饰有金色镶条的大人物，给先生们开门的。大人物大概看见我们馋得流出了口水，对我们呵斥了一声。这时小老乡大喊道：‘快跑！’于是我吓得从大人物那里朝人群跑去，当时人很多。只见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从斜对面朝我跑过来，我本想躲开他，结果我没有闯到人堆里，却闯进了镜子里，脸撞在了代表文明的镜子上，撞得满脸青伤，两个星期没有消退。从前我可想象不到，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镜子。”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着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心想：

“……是啊，从帕列赫到莫斯科……把十七世纪和布图尔林伯爵们的农奴制村庄搞混的、被萨福诺夫和潘克雷舍夫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并毁坏掉的帕列赫……一个十六岁的农村青年和莫斯科。假如把他顺便带到纽约，而不是莫斯科，想必他的大惊小怪不过如此。的确，菲利波夫的文明镜照出来的现实完全不是像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所看到的……但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不会在菲利波夫的挂锁形白面包跟前不知所措。”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人们当时幻想着发财致富。财富是小窗户里唯一一线光明。财富意味着能吃饱饭。财富意味着有衣穿，有鞋穿。财富意味着人们要受你支配。财富意味着权力。潘克雷舍夫的圣像画工们——差不多个个都幻想着发财致富，拼命往里钻，就像鱼硬往笼式渔网里钻一样，结果一场空，他们便喝酒……而财富这东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用谚语来告诉你吧，——没有被抓住的不是小偷，而羞耻不是烟，不呛眼睛，——还有，低头鞠躬，脖子不疼，——这是东正教的谚语……说实在话，地方行政长官和萨福诺夫都是帕列赫人，并且任何一个庄稼人都这样认为，他的骟马有时比妻子，比儿子（特别是如果儿子年幼，没有受过苦）还要贵重。俗话说，宁要一个行家，不要两个力巴。为什么我们那时只有十六岁就到莫斯科去了呢？——那时有这样的说法，——庄稼人‘由于贫困’而干活，更准确地说，是由于饥饿。顺便说说，庄稼人这个词对于农民来说是个侮辱人的词，现在对于集体农庄庄员来说那就更是这样了……其实，辛辛苦苦干活发不了大财。那么萨福诺夫是怎样从庄园管理人发迹的呢？——他靠庄稼人哄骗老爷，靠老爷哄骗庄稼人！……那就听一听发财的各种故事吧，——有的人把商人排挤掉了，有的人跟寡妇结了婚，有的人行骗，有的人抢劫，还有的人把东西偷个净光！……可是一切都被上帝和我们的圣像遮挡住了，而怎么画圣像，这个我们懂，我们就是画圣像的。书中写道，资本主义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这一点我这一辈子是没有看到，这比我们要早。一个老画工酗酒，堕入赤贫，可见他是个失败者，他自作自受。一个人变富了，可见他是个好人，是个成功者。至于他可能是个骗子，这对他是可以原谅的。而且最主要的是——黑暗，哎呀，怎样的黑暗啊！只有两步远都看不清楚，搞不明白，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真正了解！……苏维埃政权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啊——令人大开眼界，假如不是我本人，那么我儿子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了解这一切。青年时代——总是什么都想知道……而我们……也许，我们在潘克雷舍夫的作坊里，在罗戈日关卡旁生活过了，画过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着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心想：

“……俄-俄-罗斯啊！……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路对于我们的兄弟来说，正如童话里所讲的那样，你往右走是死，往左走还是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给你讲的不是关于安东，是关于我自己，关于如何给我换了眼睛和如何被洗了脑子，而不是给他。我是个中游的画工，干活也是中游，按列宁的话说，是个半庄稼人，半无产者。我只管把自己的活干完了事。顺便说说，革命不是1905年开始的，更早一些，而且革命不是自己发生的，是人们，是无产者发动起来的。如果把童话翻过来，——往右走——到萨福诺夫和潘克雷舍夫那里去发财致富，往左走——参加革命，而我，持有期限为一年的农民身份证的帕列赫圣像画匠居中，不左不右。我没有绕到石头后面去。我喜欢看书，喜欢诗，上了星期日业余学校，你看，这就是我的生活。现在我来说说安东，我的凶手。我们当时是在规定的时间结了婚，可以说把工人都分别安置妥当了。最隆重的婚礼一般在圣母帡幪日之前和圣诞节开斋期举行。我们是圣母帡幪日之后结婚的，是在同一天结的婚。父亲当时忙着割草。婚礼之后，我和安东·伊万诺维奇的生活道路便显现出来。安东对我说：‘你不会成事的，罗曼，你会虚度一生的，你成天没心没肺，嘻嘻哈哈，可就是不会利用生活！’——我的确是个快乐的人，而且我很机敏，由于年轻，有点好胡闹。我自己有时候也琢磨，安东·伊万诺维奇反对我是有道理的。我喜欢看报，喜欢上剧院，尤其经常去科尔什老大爷那里，——经常到叶戈罗夫的小酒馆听管风琴演奏，现在那里盖起了一座摩天大楼。我们组织了一个自学小组，马尔基切夫和伊万·季诺维耶夫经常到这里来，——帕列赫的青年人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来，购买了图书，背着主人每天晚上在一起读书。安东·伊万诺维奇没有参加这个小组，不过说实话，他在主人面前掩护了我，否则我非倒霉不可。结婚前，我们的月薪已经拿到三十卢布了，按当时的钱，这是一份不菲的薪水。按照当时的风俗，结婚——我娶了妻子——要变得老成持重。可我没有变得老成持重。安东把自己的妻子留在了乡下，而我把自己的妻子带了出来，租了一间紧邻我们作坊的房子，我想，——就让她跟我住在一起，见见世面，让她惊奇一阵吧！……早晨，我们在我们的小屋里一醒来就欢笑，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我们早上六点钟来到作坊，而安东·伊万诺维奇已经把颜料和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他坐在那里——默默地工作，——而我的颜料却和得马马虎虎，圣像画得也马马虎虎……我唱歌。婚后一年，我的薪水仍然是三十卢布，而安东的薪水——三十五卢布。我要攒钱，要提前从作坊里溜出来，我嘱咐安东说：‘如果主人来了，你就如此这般地说，说我刚刚离开，大概解手去了。’——我带着妻子到处逛，那时有电影了，我把所有的电影都看了个遍。安东·伊万诺维奇就知道成天忙活，工作。不能说他是个吝啬的人。他很仔细，一切都井井有条，但他决不乱花钱。我们都有了孩子。我的孩子跟我一起住在莫斯科，而安东的孩子——在乡下，生活在清新的空气中……我们在潘克雷舍夫那里干了大约五年以后，安东·伊万诺维奇在乡下盖起一座新房，五面承重墙结构的平房，带雕花饰框。七年以后，他买了一头有驼峰的尚未下仔的良种小母牛，买了一匹半纯种的马驹。他的妻子到莫斯科来过谢肉节，住在我们家里，她是个仪态端庄步履从容的妇人，穿着城市流行的狐皮领子大衣。可是打从双亲过世以后，我的木屋就钉死了，而且那木屋还是父母在世时盖的。而我，也就是我妻子有一件陪嫁时的呢子大衣，她就在莫斯科穿着这件破旧大衣陪我一起到科罗什老大爷那里买顶层楼座票看戏。除非我妻子学会了认字，像我这样读报……”

阿尔欣波维奇这一代没有赶上1905年之前的俄国，没有赶上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修建被1905年和对马岛海战击溃的铁路和工厂、封建主的腐朽时期。在这个时期，1905年迫近了，出现了无产阶级觉悟的最初的溪流，一边寻找着自己离塔尔卡和普列斯尼亚还很遥远的通往红塔尔卡和红普列斯尼亚的轨道，事实上，那时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和安东·伊万诺维奇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在浑浑噩噩的意识中，——这个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是个从历史的小胡同里走出来的人。对于阿尔别科夫这一代，那个时代渗透了他们的童年。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我爱人们，人们也爱我，有多少好人与我擦肩而过啊！……而安东却成了我终生的旅伴。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应该承认，我有时忌妒安东·伊万诺维奇。我毕竟看见他在蒸蒸日上，大家为此而尊敬他。是的，我知道，他拿主人的颜料干外活，并且通过他都能把金子从作坊里弄出来，还有稀有颜料，——本来嘛——东西都是主人的，那么谁不是主人的敌人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差不多整个帕列赫，瓦库罗夫们、马尔基切夫们、科图欣们、祖布科夫们，以及当时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是主人的仇敌，而安东有自己的企图，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一套，你看，他向主人点头哈腰，说，非常感谢，请多包涵，我坦白自己今天干了私活！……顺便说一下，安东·伊万诺维奇还有其他向往，他另有考虑：‘我谁都不想依靠，我的愿望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我要再攒一些钱，攒到一定的数额，我为自己考虑好了，我要在帕列赫的帕列什卡河畔安装一台打亚麻机和亚麻榨油机，要把农业搞好，将来独立自主地生活！’……有时跟他在一起交谈，我不免沉入幻想：我将会在新村拥有自己的住房，我的马比安东的还好，都说我这个画工不如他，难道我就画不出像样儿的各种耶稣圣像来吗？——晚上，我对我的菲玛说：‘明天天不亮就把我叫醒，应该懂事了，明天中午趁大伙儿吃饭的时候你到作坊里来一趟，我把上好了列夫卡斯涂料的木板和颜料交给你，——今后每天晚上我要在家里画圣像，到了春天，你就回乡下去，我们应该像安东那样积攒一些钱！’我就这样不停地画呀画呀，连腰都不直一直，画得眼睛发疼，而到了第三天，我突然想：‘如果我住在莫斯科，我要马干什么用呢？——青年时代没有菲玛在身边我为什么感到那么痛苦呢？！’——我忧郁起来，开始喝酒，请安东·伊万诺维奇的客，于是一切又成了老样子……应该说，1905年帮了我的忙，还有我们的自学小组。安东·伊万诺维奇把1905年绕过去了，而我却和大家，和同志们在一起。记得吗，曾经有这样一本小书《蜘蛛与苍蝇》？——我反复读了二十来遍，——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俄日战争开始了，尔后爆发了革命。我们听说，萨福诺夫和科罗瓦伊科夫在帕列赫被烧死了，朝萨福诺夫开了枪。当时我们感到既害怕又高兴，工人们对这样的力量，对沙皇举起了手，而我还没有完全脱离开农村。我真心诚意地想要帮助革命，但不知如何下手。沙皇把革命镇压下去了，在莫斯科，谢苗诺夫分子[97]把革命摧垮了，我和大家一样躲藏起来。——‘那么既然你同萨福诺夫和潘克雷舍夫一道胜利了，——你有势力，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你有理，也决不能下结论说，我应该不停地为潘克雷舍夫干活，他反对我们的力量加强了，去他的吧！’……我已经对您说过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就像在童话里一样：往右走——走向潘克雷舍夫，往左走——走向革命。我并不是非要绕到石头后面去不可，我当时还没有完全脱离开农村，我又要提到祖布科夫、马尔基切夫、霍赫洛夫了，他们多少有点文化，而我，——唉呀，愚昧无知！……沙皇胜利了——应该向他屈服。而安东却在工作，抱着指望，做着努力，他离开童话中的石头向右转了，他不赞成革命，——他说：‘那不是正事，要想生活好，就得干活，没有人妨碍你，你将来发了财，那是你的荣耀！’好好干吧！……怎么干呢，我的作品归于我，而不是去扩大潘克雷舍夫的事业？！我和安东都是服装画工，躯干画工，像裁缝一样，给圣像穿衣服。真是枯燥，而不是作画，我们在为人们的愚昧无知和欺骗而工作。1905年以后发生了反动，一切都暂时停止了，沙皇掌握着权力，庆祝自己的王朝三百周年。1913年前后，我们，圣像画工，画了大量作品，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差不多在三年的时间里，辟出一条沙皇出行专线，并且在这条线路上到处修复了教堂，在莫斯科、在科斯特罗马、在苏兹达利、在下诺夫哥罗德。安东·伊万诺维奇以伙计的身份外出干活去了，挣了一大笔钱。1914年春天，他在帕列什卡河畔安装了一台亚麻榨油机，他如日中天，大受尊敬，人人都对他鞠躬致意。而我在莫斯科，我妻子那件大衣已经完全穿坏了，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不再到科尔什那里去了，挣的那点钱都给孩子们买铅笔和练习本用了，不得不节俭度日……”

这一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知道的。如果这发生在一个时代之前，如果当时没有发生革命的话，一切都非常清楚。假设安东安装了榨油机。假设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安葬在罗戈日公墓，也许变成了酒鬼。假设他妻子躺在他身边。假设莫斯科剩下了三个年轻人，也许是三个圣像画工，也许是三个出租运货马车的车夫，也许是古容[98]工厂的三个工人。画圣像——这是一种耻辱的劳动，不诚实的劳动。人们当然不尊重自己的劳动。不尊重自己的劳动，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不尊重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可怕的。罗曼·阿尔欣波维奇生活得像一棵风滚草。安东……罗曼诺夫王朝走过了三百年，这是帝国的胜利！——安东沿着从伊帕季耶夫圣三一修道院到莫斯科的帝国之路给教堂画彩绘。当然，但愿安东受到尊敬。但愿罗曼像活着时那样作为一棵风滚草被安葬，但愿他的坟墓上的十字架在两年之内腐烂掉，那么一切该怎么忘掉就怎么忘掉……而生活，这时人——已经不是人，而是一条里海拟鲤，是“帝国”水流中一颗里海拟鲤的卵……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1914年，战争开始了。1915年，我们这些有大胡子的人，免服兵役的人，被抓去编入182步兵预备团，为沙皇老爷作战。从1915年至1920年，我被调入陆军服役。我是自愿离开沙皇军队转入红军的，虽然我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当然，是我自己亮明了自己。1920年秋天，我受伤以后回到帕列赫时，我的菲玛住在完全埋进了土里的木屋里，像哥萨克那样头上歪戴着帽子，除了冻坏的土豆，菲玛屋里一无所有，连蟑螂也没有，怎么会有母牛或者猪崽呢！……而挨着我家房子的就是安东·伊万诺维奇的房子——他家道殷实，非常富有。他当兵回来得比我早，他满了期限，离开了沙皇的前线，回帕列赫定居下来，过上了有积蓄的生活。我现在回来了，要找安东·伊万诺维奇谈一谈，不过我暂且给您讲一讲我的革命思想吧。我原来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在生活中有自己的位置。在旧俄国，我不尊重劳动，倒不是说辛辛苦苦劳动发不了大财，您自己想想看——圣像！……革命开始了，我的老天爷，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大悟！……而且我明白了，我决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决不是随风倒的人，但我不想逆来顺受，不想单单追求金钱，金钱毫无价值！——这是革命向我阐明的道理。而且恍然醒悟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千千万万俄罗斯人。革命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啊……革命前，安东·伊万诺维奇，是啊，是个有威望的人，——革命后我一下子明白了，——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你自己想一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革命前我确实像个随风倒的人，而革命一开始，我就不停地干啊干啊。我不害怕的是什么——是干活。我感到痛苦的是什么，我最害怕的是什么——那就是如果现在在我们这里，不仅仅在我们帕列赫，而在全苏联，人们不好好地工作，我现在考虑问题总是以国家为基点！……我没有像维岑那样当上领袖，甚至没有像科列索夫那样成为党员，我是一个抱有同情心的贫苦人。我也没有成为富翁，——而把我们这个地方所有庄稼人的裤子脱下来看一看——裤子里边穿的是长衬裤，树皮鞋不再穿了。干活儿！……我快五十七岁了，老了，脚患有痛风，受过伤，可是我活得挺硬朗，走路飞快，仍然能干活，心情舒畅。这里还有一个情况，——结果是对的，革命前我那样生活是正确的，——这是最令人惊奇的！……当然，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可以从1905年开始就去同沙皇作战，——那我就会成为英雄，而不是圣像画匠了，可我是平民百姓，是过去的圣像画工。我生活得很快活！我常常上剧院，读书看报，我们相亲相爱的青年时代，可爱的妻子没有因为我使她过着孤寂的生活而感到痛苦。我们早上醒来，高声大笑，我们快乐而无忧无虑！……要是没有革命，——我会怎么样呢？我会为孩子所累而死掉，可是现在我的大儿子是道路技术员。不过我被洗了脑的事我还没有讲完。下边会讲到的。我回到了家里——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去找我终生的朋友安东·伊万诺维奇，我们依次互吻了三下，在桌子后边坐下来。他的房子真阔气，家道殷实，生活富裕。我们没有谈成话。安东问我；‘你现在是什么人？’我高兴地回答他说：‘我拥护布尔什维克！’他咯了一声，不满地说：‘是这样……’‘那么你是什么人？’我问。‘我是社会革命党人[99]，’他说，并咯了一声。我高兴地说：‘你失算了，安东，你美好的前半生白过了，你白劳动了，钱白攒了！’安东·伊万诺维奇不悦地回答说：‘就算白搭吧，可我在银行里还有八百卢布活期存款，等到一普特面粉值一百万的时候，我就把它取出来。’我对他说：‘你大概对革命不满吧？’‘我打错了主意。’我对他说：‘应该重新生活，要知道，你在社会上生活，社会上的自发势力不会容你，你今后会更加艰难，萨福诺夫被除掉了，尤罗夫·帕里洛夫、别洛乌索夫、索洛乌京、沙拉金被消灭了，我们的潘克雷舍夫被打入另册。据说，你和潘克雷舍夫过从甚密，交情很好，是吗？你置办了亚麻榨油机算白搭，你最好把它交公，否则将被没收。’他说：‘我一辈子在各方面克勤克俭，没有得罪过人！’我对他说：‘那么关于我们是不是得罪过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谈，——我和你可是一起画过圣像。’我又补充说：‘安东·伊万诺维奇，我终生的朋友，为了你能公正地理解我，我要告诉你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是——我跟你谈话就像跟兄弟谈话一样。你看，我们一起生活过，我知道你是爱干活儿的人，我知道你有聪明才智，但我也知道我们共有的愚昧无知，我还记得1905年，你当时对它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不谈这个了，——我不打算责怪你。我们认为你没有任何罪过，但革命前的生活是有罪的，你曾以那个生命攸关的制度为支柱，可它却把你欺骗了，而不是革命，你要明白我的处事哲学！……别人不像我这样了解你，他们看见的只是你和潘克雷舍夫有交往，看见你很富有，也许认为你是骗子，是没有被抓住的小偷，假如你已经发了大财！……你说，你对革命打错了主意，那你就重新打算一回吧，生命比你的财富更宝贵，不要跟新生活顶着干！……榨油机榨出一普特油，你就抽走两俄磅[100]半，你怎么能不是富农呢？你养着大走马是为了参加节日的庆祝活动，而我却是徒步从舒雅跑回来的，身上还带着伤。把榨油机交公吧——你去吧，鞠个躬，鞠完躬以后你就说：我把榨油机捐献给革命——这样你就跟大家伙儿一样了。你要是拒不交出，将会采取武力予以没收，你就会像潘克雷舍夫那样成为最坏的人！’安东固执己见，问道：‘我以前是不是骗子？’我说：‘哦，你以前是骗子，稍许有那么一点儿，比方说，——不是！’‘我是凭自己的劳动积蓄起来的财产吧？’‘凭自己的劳动倒是凭自己的劳动，但却是凭画圣像，——比方说，——是凭自己的劳动。’‘那么，这一切都是我的，如果要把我的东西没收去，那么就是抢劫，那么就是强盗，那么你，——就是强盗们的帮凶。榨油机是我的，——我用自己的钱置办的，他们不愿用我的榨油机，那就不要来好啦！……’我对他说：‘安东·伊万诺维奇，——革命人民决不会到二十公里外的他乡来！——但从另一方面，你有榨油机，而其他人没有，这是因为你在浑水里摸着了鱼！……’我们谈崩了。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他家。我和他在一起生活过；曾是好朋友，——那么下次就很难跟他坐近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自己的一代人清楚地记得那个改变真理、信念和观点的卓越时代，那时，现今苏联的全部土地用一切来证明自己有理，尤其——用手中的枪和斧子，那时，掌握了又是真理、又是时间、又是土地、又是人们的无产者的手在暴风雪般的各种事件中被越来越坚强有力、越来越牢不可破地描绘出来。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现在给你讲一讲潘克雷舍夫。他比我们大二十来岁。啊，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他的长子现今还在莫斯科当律师，另外两个儿子侨居国外，女儿在莫斯科，嫁给一个工程师。与萨福诺夫不同，潘克雷舍夫是个很有文化的人，虽然是圣像画匠。同萨福诺夫竞争，文化帮了他的忙。他给孩子们在马拉霍夫卡[101]盖了别墅，而他自己经常到帕列赫来，在柳列赫湖里钓鱼，一大早起来就开始长时间地喝茶，凡是不睡懒觉的人都可以到他这里来喝茶，他像匈牙利人那样穿着睡衣，赤脚穿着漆皮鞋，向大家讲他有很多钱，讲他的房子，讲他的子女，他们的学习情况，讲他的考古学家朋友乌瓦罗夫伯爵们。我们这里都这么说：‘走，到潘克雷舍夫家喝茶去，听他如何吹牛！’就这样整整一个夏天，他还没有说完。从旁来看，潘克雷舍夫是个善良的人。革命到来了。眨眼之间使潘克雷舍夫破了产。他来到帕列赫，不知是他本人烧的还是别人放的火，他的房子烧毁了。潘克雷舍夫失踪了。第二年夏天，潘克雷舍夫露面了。简直没有了人样儿，认不出来了，胡子拉碴的，胡子上沾着碎屑，赤着脚，穿着裤子——没地方找到比他穿得更破烂的了，衬衫破碎得到了肚脐，而胸前却挂着锡十字架。他没地方住，在一驾被毁坏掉的砖红色带篷四轮马车里，在扎沃达的松树林里过夜。他成天在帕列赫别人家窗户下边转来转去，希望有人买他的日历，而这些日历却是上年的。他不卖圣像而卖起了日历。他完全不正常了。他让人家买日历，当然没有人买了，可他纠缠不放，逢人就讲他过去多么有钱和多么有名，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而现在全完了。千万可别问他：难道生活真的来了个大翻个儿，以致你连双破鞋都给自己买不起或者连件衬衫都做不起吗？这一下好了，他会一整天给你讲如何使他破了产。我们有人在莫斯科，听说潘克雷舍夫在莫斯科到处串圣像画匠经常光顾的小酒馆，兜售陈年日历，冬天光着脚。‘儿女们怎么看呢？’有人问。‘儿女们为他感到难过，对他毫无办法，不管儿子给他穿鞋穿衣服穿多少次，可他还是自己那一套。’‘那么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人们问。‘住在儿子家里。’人们说。‘真奇怪，儿子是律师，竟然允许这种事情。’冬天，又有我们的人在莫斯科。我们有一个人顺道去看望潘克雷舍夫。他按了潘克雷舍夫儿子家的门铃。一个陌生女人开了门，她说：‘您是找叶戈尔·帕尔菲季耶维奇吗？请到他房间来吧！’他走进来，房间里挂着意大利风格的绘画，铺着地毯，摆着长沙发，真是老爷气派。叶戈尔·帕尔菲季耶维奇出来了，走到他跟前——穿着灰色西服，黄色低帮皮鞋，一副老爷派头，只是那部大胡子还保持着革命前的风采，而且梳理得十分整洁，不像在我们乡下那样，胡子上沾的净是碎屑。我们的年轻人感到很惊诧，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叶戈尔·帕尔菲季耶维奇，据说您在我们帕列赫是那副样子，我们那里都在责怪您的儿子呢！……’而他对他说：‘我的儿子——我要对他大加称赞，你亲眼看见了我在儿子家生活得怎么样。我光着脚出门，是要故意作对，要凑到人们的丑脸跟前给他们看看，人们在革命中被弄到了什么境地，人们从革命中得到了什么结果。我说过，——给，拿去吧，坏蛋，你们直观地欣赏吧，看看好人从革命中得到了什么结果！……’就在当天晚上，人们在啤酒馆里看见了他——拿着日历进去了，裸露的胸前挂着十字架，胡子一绺一绺的，沾满了碎屑，打着赤脚，这可是在冬天啊。在帕列赫，所有的人都避着潘克雷舍夫，可是我终生的同伴安东突然出现在他那里，他们一起共度时光。在实现集体化之前的那年夏天，潘克雷舍夫在我们这里扎沃达小河湾里死了，死在了一个坑里，光着脚，散发出恶臭，胸前戴着十字架，谁都不愿意埋葬他，好不容易才把他埋掉了，而他裤腰里却缝着金子和钻石。他死以后，小孩子们在坑里玩耍，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秘密仓库，有熏肠、饼干、两瓶波尔图葡萄酒。你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个潘克雷舍夫简直是个超级坏蛋！而潘克雷舍夫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安东·伊万诺维奇。”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了想，拿圣像画工潘克雷舍夫和圣像画工卡拉什尼科夫做着对比。

“……嗯，是啊，要是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要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坐在潘克雷舍夫家的老鹳草后边的小凳上多好，要是他用自己神圣的眼睛望着角落处的黑暗，说出下面这段话多好：‘神圣的，神圣的，神秘的，神秘的事情在伟大的乌格利奇城发生了，俄国最古老的三座城之一……神圣的事情在神圣的德米特里王子身上发生了！……’”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道：

“而潘克雷舍夫最要好的朋友是安东·伊万诺维奇。真为他感到不解和难过……我现在给你讲一讲未遂的杀人和火灾，然后再讲思想改造的事。革命照常进行。我参加了贫农委员会。安东根本不到我家来了，我也不登他的门，我下定了决心：决不向傻瓜低头哀求。事情是从房子开始的。安东的房子是一座五面承重墙结构的平房，有四个房间，有厨房，有差不多挺暖和的厕所。除了这一切之外，最重要的是——革命就是国民教育和集体劳动，时不我待。我们这里正在成立合作社，艺术合作社、缝纫合作社、皮靴合作社、毡靴合作社，我们还在建学校。贫农委员会里说：我们把主要资本家的生产手段和土地都没收了，但还是有人落下了。大家提到了安东，孩子们在黑暗的角落[102]里学习可不是事，而且到了该给老年人扫盲的时候了，可是没有资金，也没有材料，事不宜迟，革命如火如荼。于是一条小路指向安东的房子。决定把问题提交村苏维埃全体会议，让全民来解决，但目前不能说，不能声张，安东·伊万诺维奇可不好惹，一个顶仨，而孩子们四十个人一个班。我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公平，因为我要是安东，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财产交出来，要知道，我住在斗室里，生活过得有意义，而安东的榨油机看守室就占了两个房间，生着俄罗斯式炉子。情况就是这样，但从另一方面——我和这傻瓜在一起生活过，我了解他。我因一时糊涂想出个主意，——我去找那傻瓜，去最后一次，我要像告诉朋友那样告诉他，——你自己主动交出来吧，这样你才能归队，反正一样，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就是说，你将被没收，被阉割，被搞得声名狼藉。——我现在才知道，由于我的思想没有得到改造才干出了这种事，而当时并不知道，我现在就来谈谈这件事。我没有沉住气，我去找了安东。临近傍晚时我去了，从后街悄悄地去了，大概用了不到五分钟。安东·伊万诺维奇在厨房里接待了我，他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就他自己。我现在才知道，隔墙有耳，——贫农委员会里有安东的耳目，袋子里藏不住锥子，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决议。我发现，在我面前的不是人，而是一头狼。我发现，安东·伊万诺维奇没有眼睛了，眼睛塌陷进去了，成了两个洞。我还发现，安东·伊万诺维奇手里拿着斧子，而且那只手慢慢地举了起来。我给你说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打了五年仗，——我用尽全力，照准安东·伊万诺维奇的嘴脸，啪的一下，他立时栽倒了。我扭身而去。我边走边想——这是为了人民的思想动了斧子，这可不是开玩笑！我一辈子都不喜欢狼，我在前线学会了如何使用斧子，把这些玩笑抛开吧，安东·伊万诺维奇！……我寻思：‘这是怎么回事，竟然从木屋后边，从树后边，从玻璃和铁器后边，向朋友举起了斧子？这是怎么回事，公正在哪里？——我可是像找老朋友那样来找你的，白痴，而你却自我毁灭？！’后来我甚至在马路中间停了下来，敲了敲自己的脑门，我大概自己对自己大声说：‘嘿，我呀，我这是怎么啦？唉，傻瓜，傻瓜！……怎么，我倒成了钻入革命组织中的奸细，如果我要去告诉别人，别人不单单会说我这是活该，而我事实上成了富农的间谍，我到富农那里去把我们革命的牌摊开了，我拉了富农的手。富农想把你，间谍，砍死，这还不够，苏维埃政权还应因你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而对你进行惩处……’我现在坦白说，我当时胆怯了，我暗暗决定，此事不可声张，就此打住，今后再也不到安东那里去了，再也不管安东的事了！够了！我保持缄默。我现在才知道，由于我的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又犯了机会主义。我对任何人都绝口不提。他的房子被没收时，我没有出面，他的榨油机和大走马被没收时，我也没有出面，——人们当着我谈论他时，我不吱声。我有时甚至想过，甚至期盼过，他会到我这里来的，把情况说一说，突然改变自己，悔过，站到人民一边，给我叩头。——房子被没收了，榨油机被没收了，马匹被没收了，他日子过得很难，但他也不作声。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干活挣钱去了，回来以后仍然沉默不语……那么后来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刚一开始，安东·伊万诺维奇一夜之间就把自己从前的五面承重墙结构的房子，把自己的榨油机烧掉了，同时把我的房子也烧掉了……这就是机会主义，因为我使富农分子在外逍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现在应该谈的不是安东，——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劳动，是许许多多革命前就不知去向的人们，而现在他们却成了优秀公民和劳动者！……我一心扑在集体农庄上，勤勤恳恳为社会工作，我是国家公民。现在我的思想得到了改造。我现在来坦率地讲一讲这件事。我给你说过了，从十二月到春播，我被通过集体农庄雇去挖大伏尔加运河，我给你讲过了关于红旗和囚犯劳动队的故事。我终生的朋友安东·伊万诺维奇原来竟是他们的队长，他给我讲了他自己的一生，我现在转述给你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你将来好好写一写富农。晚上，我们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在坝上坐下来，谈了整整一夜。他对我说：

‘……在乡下，到处是黑暗、臭气、赤贫、饥饿，我们所有的人都沾上了阿利芙油味，而莫斯科却有房住，有美景，人们穿得好，吃得好，生活阔绰。我躺在作坊里板床上，听他们谈论财富，——太好了！我到潘克雷舍夫府上去祝贺节日，——他家的地板打了蜡，擦得明光发亮，前厅里摆着塑像，他的女儿穿着细纱连衣裙，在屋里走来走去，犹如天使一般，叶戈尔·帕尔菲季耶维奇本人穿着灰色西服上衣和黄色皮鞋。——真漂亮！……可是我由此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思索，我妒忌：为什么我的命运竟如此不幸，难道我比别人差吗？——我们的活儿——画圣像，我知道这是诈骗行为，我们在欺骗人民，为这事我也高兴不起来。我怕人们，我很少看见他们做好事，——我这样认为，即使我不把别人从路上推开，别人也会把我推开。于是我下了决心，——难道我比别人差吗？……我心里抱定了理想——我要爱惜每一个戈比，我要拼命干活，我要攒钱，我要给自己盖一座带围墙的房子，养一条狗，拴在大门口，用链子把围墙门扣起来，我要躲开人们，去耕地、去榨油，谁都不依靠。我为什么想要离开画圣像这个行当呢？——我想摆脱欺诈！我对一切都是从正义的方面去理解的。我想——我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我将要计算每一个戈比，人世间不可能没有真理，我一定要获得真理！……我给自己定了有期限的任务，——盖一座五面承重墙结构的房子，养许多马、母牛和绵羊，置办一台榨油机，此外再攒上一千卢布，到那时我就回乡下去，心安理得地过日子。喏，我没有吝惜自己的劳动……我也没有吝惜主人的东西，我见过主人如何干活，那里有金子、颜料、柏木……你以为，当你和菲玛去看戏，而我埋头画圣像，背着主人悄悄到外面去干活时，我真的就不羡慕吗？当你吆喝我：给我端杯水来，我就不感到耻辱吗？我比你有钱，可是我只能乖乖地把水给你端来，——听你说声谢谢吗？……不错，我羡慕你，我羡慕所有的人，但我的理想和我的个性占了上风，我说过：我要盖新房，要买良种母牛……我想得多美啊！我躺在作坊里自己的板床上，灯熄灭了，而我却在黑暗中真的看见我正在盖新房子，房子里将安装什么样的玻璃窗扇，我正在考虑的时候，玻璃窗扇真的就出现在我面前顶间旁边黑咕隆咚的地方，我如何把一只未配种的小母牛从大门里牵进来，小母牛如何在活动门限跟前执拗地不肯进来，这个小傻瓜，我在它耳朵后边摩挲，塞给它一块糖，它的嘴唇温暖、柔软、湿润……我的老婆如何站在房顶上，两手交叉，托在胸前……唉，净说些什么呀！有理想是可怕的事情！天亮了，我醒了，我住在宿舍里，和所有的人都不接触，除了主人。我哪里也不去。我害怕，万一有人请我的客，我还得回请。我埋头画圣像，彩绘富丽堂皇的邸宅，而心里寻思：今天是圣阿列克谢节，应该把大车套好，应该往地里送粪了！我埋头画圣像超过了时间，我便暗自思忖：时辰快到半夜了，阿丽莎没有忘记挤牛奶吧？没有睡过一觉后忘掉吧？——于是我便生她的气。我过着两种生活，——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二十年。应当说，的确——我受到尊敬，不但如此，人们还害怕我，因为潘克雷舍夫让我当了管事。我和他齐心协力。而且在乡下，大家见了我也都给我鞠躬，——当时有这样的规矩……这一切都是真的，罗曼。1914年7月19日，我攒到我理想的那个钱数后，剩下了一百八十三个卢布，1919年，我从银行里取出了存款八百二十七卢布，——其实，这也是欺骗。当时我拿这些钱可以买到一普特面粉……唉，对于我来说，可怕的生活开始了！我是个逃兵，从前线像狼似的偷偷回到了乡下。破坏得不成样子，照我理解，——土地都立起来了。在沙皇时期，像你这样的人比像我这样的人多。你们什么都不在乎，打倒战争，打倒沙皇，焚烧庄园！……你们由于对帝国感到气愤而破坏了一切，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你们没有任何积蓄。乡下没有来信，那里在搞什么——说不定也在搞破坏。我报名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后来把枪扔掉了，我想家想得受不了，从前线逃跑了，在灌木丛里东藏西躲，三天三夜。后来我上了一辆加温车，坐在车顶上，露天行驶，从西南战线穿过整个乌克兰。当然，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那么我看见了什么呢？——我们驶近一个车站，妇女们毫无惧怕地朝加温车跑来，她们说：‘亲爱的，庄稼人把我们这里的糖厂给分了，每人分到二十四普特，——你们谁要买糖吗？’——我们驶近另一个车站，老年人和半大孩子们朝加温车跑来，——他们说：‘弟兄们，我们的酒精厂给分了，你们有人需要酒精吗？’在另一个地方，磨坊被分了，在一个车站上，一个小老头儿走出来，不是小老头，是个圣像壁，浑身挂满了镶在金环中的微型地主画像。我们坐在车顶上，由于无聊，我们打牌输掉了奥地利机枪。我可知道什么叫攒钱。我看到的净是破坏，——我坐在车顶上，心想：难道我也被毁掉了吗？——这时我听见有人议论说，肯定要就地逮捕逃兵，——难道我真的遇上了强盗吗？但愿快点回家，我心想，那里圣像画工都认识我，但愿他们快点解释清楚，说我是劳动者！——好像故意跟一切作对似的——圣像，——如果我在车顶上说我是圣像画匠，非把我扔下来不可，像扔宪兵一样！……我一辈子受人尊敬地生活，大家对我又敬重又惧怕，可是你瞧，真是大翻个儿，我倒成了骗子，坐在车顶上行驶。在前线，我毫不畏惧，获得了两枚格奥尔基勋章，——我坐在车顶上，一会儿把格奥尔基勋章藏起来，一会儿又戴上。我什么都搞不明白，也无法睡觉，我很伤心，惶惶不安，担惊受怕。到了舒雅，我从车顶上爬下来，在柳列赫湖岸边的灌木丛里藏到天黑，夜里来到帕列赫。我朝自己家走去——两手直冒汗，连只小箱子都拿不住了。我没有敲门，先绕着房子转了一圈，等到的却是杂乱无章。狗吠叫起来，我听出了它的声音，我把它从伊帕季耶夫圣三一修道院抱回来时，它还是小狗崽呢——纯种大猛犬。我听见狗叫声，十分高兴。我敲了敲门，妻子把门打开了。她说，不抓逃兵，差不多整个周围都动荡不安。我深深出了口气。整整那一夜我都没有睡觉。整整一夜我都在查看家业，房子，院落，用手摸摸，爬到房顶上，下到地窖里三次，去检查土豆；差一点没有与未下仔的小母牛、绵羊和马热烈地接吻，拥抱我倒是拥抱了。这都是我的东西！我是主人！我实现了宿愿！——我一切都有了，不靠任何人了，不想再要任何东西了！……天亮时，我吩咐把洗澡间烧暖，而在洗澡前，我绕着宅院走了三圈，还跑到帕列什卡河上看了看榨油机。我痛痛快快地洗了蒸汽浴，躺下睡了。晚上我醒来了，阿丽莎说，邻居和亲戚都来问好，庆贺我平安地回来了，可是我谁都不想见，我希望把榨油机修好，给马换上新的马蹄铁——我从前线带回来的，奥地利的——把马刷洗干净。我对妻子说：明天晚上之前，不要让任何人来看我，把大门锁上，临傍晚买些家酿酒来！——而第二天晚上开了一个什么会，没有人来找我，我对此十分高兴，我不需要人们。过了一个星期，阿丽莎对我说：‘村里给你起了个外号——比留克[103]。’——于是我就走到街上，跟邻居交谈，我觉得他们对我失去了昔日那种亲切和尊敬。——‘因为什么呢？’我思忖道，但我没有往心里去。春天来了，我在田里干活。画圣像的事当然啦，大家都在拼命想办法搞到马，而我——万事俱备，我在干活，感到心满意足，一切顺利，而周围圣像画工们却在挨饿，缺吃少穿，他们没有学会使用马。我哪里也不去，也没有人来找我。我觉得有点委屈，但没有在意……这是真的。可是不得安宁。没有安宁。我又养了一条狗。一到晚上，我就绕着房子转一圈，把所有的门闩检查一遍。夜里醒来，我拿着斧子去检查榨油机。夜里常常心痛得醒来，猛地坐起来，心怦怦直跳，出一身冷汗，感到害怕，仔细听一听——四周静悄悄的。我想：这是怎么啦，有了幸福生活，又感到害怕，怕谁呢？为什么呢？我拿起斧子，去查看活计，但我不敢出去到院子里，我还算是格奥尔基勋章获得者呢。白天，我在新村里走动，碰见邻居和亲戚，可是我的舌头好像不听使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每到夜深人静时我就琢磨：我以前害怕和妒忌潘克雷舍夫，现在却害怕和妒忌人民和革命，哪里有公理呢？——这样下去会怎么样呢？——农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一切都有了，一切都妥妥帖帖，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干活，摆脱开了人们，但却没有安宁，似乎斧子是我最要好的同伴，——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和人民格格不入呢？——我是受人尊敬的人，那么把帽子硬从头上揪下来，这滋味是很难受的，给我起外号叫比留克！——那时我常常想起你，——你是个随风倒的人，但你的脑袋瓜比我机灵，而且你和人们挺合得来，打得火热。所以我当时琢磨：唉，罗曼这是在哪儿呀，我多么想跟他好好谈谈，问问他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回事，哪里刮起了一股什么风，把什么东西给刮来了，那么你给我开了句玩笑，我们便一起笑起来，你瞧，我们同心合力地想出点什么办法！1919年就这样过去了，时间到了1920年10月，革命如火如荼，萨福诺夫，以致那个帕里洛夫统统被没收了，我开始防备会对我来这一手，——而革命却不见尽头……这时你回来了……我可把你等苦了，罗曼，见到你我真高兴。而你却对我说：‘你失算了，安东，你白过了半辈子好生活，你最好把榨油机交公，本来大家都叫你比留克了。这一点我早在革命前就给你说过了！’——对我没有丝毫尊敬了。问题倒不是说我们谈崩了，而是我成了你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至于说我打错了主意，我自己已经发觉我前半辈子的好日子白过了，没有得到安宁，——不单是没有得到安宁，我连睡觉都开始揣着斧子了，对妻子避而不答，像该隐[104]似的，夜里经常浑身冷汗，一跃而起，——可是要知道，我的榨油机，我的每一个窗框、门拉手、我仅有的裤子，都是我凭自己节俭挣来的，榨油机上每一个小石子中，每一块小薄板中都凝聚着我的节俭和良心，——你以为在潘克雷舍夫眼皮子底下，用他的木板、用他的颜料去干外活，我不害怕吗？……要知道，为了得到支持，为了得到帮助，我苦苦期盼过你，罗曼，像期盼亲兄弟那样，也许，我寻求过你的保护，——而你……这是不公正，是抢劫！——而掩饰这场抢劫的却是我的老朋友，就是你，罗曼，——这反正一样，既然你打算砍掉我的一只手或一只脚，——这其实就是我生命的意义！——‘我是骗子吗？’我扪心自问。——不，我的财产是我凭自己的机敏挣来的，那么这一切就是我的，那么假如要把它们没收去，——就是抢劫，就是强盗！而头号强盗——就是你，罗曼！我夜不成寐，活干不下去，饭吃不下去，脸色发青，双手老是出汗。我暗暗决定道：我决不交出去，什么都不交，我宁愿拼上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把它们统统放进榨油机里！当然，我闭门不出，也没有人到我家来。可是我女儿常去俱乐部，女儿告诉了母亲，母亲告诉了我，说打算把我的房子没收去做新校舍，贫农委员会里已经做出了决定，可是，顺便说一句，贫农委员会里也有你啊。不能说我在那种情况下挺过来了，如果确切地说，我当时甚至完全六神无主了，我简直傻了，我甚至不记得我当时想了什么，做了什么，时间是怎样过去的，——我只知道我最恨的就是你，罗曼，——我认定，你是罪魁祸首！……这时我猛然从窗户里看见——你朝我家走来。妻子跟我一起在厨房里，女儿在里屋做针线活，我向妻子和女儿嘘了一声，——我的样子当时大概很可怕，妻子手中的炉叉掉了下来，她们娘儿俩绝对听我的，她们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到紧头上的屋里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虽然她们看见了你，也看见了我如何把斧子放到长凳上……你原来很敏捷，罗曼……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打死了，肯定把你打死了，可是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我是后悔呢还是不后悔……我从地上站起来。房子里静悄悄的，像在棺材里一样。我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我只看见妻子和女儿像影子似的站在门槛上，没有一点儿响声，她们互相搂着，彼此紧贴在一起，她们的脸像死人一样惨白，像死人般呆滞的面孔没有一丝血色，而眼睛却瞪得如灯笼一般……这时我的故事，罗曼，将要走下坡路或者上坡路，这要看你怎么看了，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我断定，——你会去告发，——我开始等他们来逮捕我。我没有丝毫的后悔，只是害怕——唉，我是不是要藏到地窖里去，或者钻到长凳底下，用口袋挡住？！我硬撑着，没有真的藏起来。我认为我完全是无罪的，而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强盗。我等了两夜又两天，妻子和女儿在家里陪着我，晚上不点灯。第三天晚上，我打发妻子到邻居家里假装借炭火，说家里火灭了，那时还没有火柴。我撵女儿去了社会主义文化宫，也就是俱乐部，从前萨福诺夫的作坊。妻子和女儿回来了，没有听说任何消息，你在贫农委员会里不露面，和所有没有马的农民在搞革命，没有任何关于我们的议论。我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杀人的恐惧过去了，担心财产被占有的恐惧又回来了，我又开始睡不着觉，逐一回想着窗框和隔板。女儿说——确定召开群众大会，县上要来人，将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听了以后感到更加痛苦了，噢，痛苦极了！……有财产是坏事，我告诉你吧，是可怕的事。召开了群众大会，我当然没有参加，给了我三天期限收拾东西并搬到榨油机那里。这三天我连手都没有动一下，东西都是她们娘儿俩收拾和搬走的。我当时比狼还凶残，我憎恨人世。我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而我认为头号强盗就是你，罗曼，——就算我从潘克雷舍大那里弄到一些金子，——你干吗要扯这事呢？——妨碍了你也去弄金子还是怎么的？——我心里想，你之所以没有来抢劫，是因为你觉得羞耻，不敢正视我的眼睛。还有一点应该说说——我实际上很害怕，像一只被活抓的狼，我怕见人，怕邻居和亲戚。哪里有我的尊严，哪里有我的节俭，——全没啦！……她们娘儿俩把牲畜从院子里牵出去，——把干草、燕麦、面粉、箱子、桌子、柜子都拉走了，——她们问我，那两条狗怎么办？我留下一条，另一条我吩咐带到新住处。时间到了，妻子说：‘苏维埃已经来人了，吩咐说，新主人半小时以后就到了！’我非常吃力地从长凳上站起来。我心想，整个世界马上要毁灭了，可它若无其事，依然完好无损。我站起来，低着眼睛，来到屋后，朝新住处走去，像狼似的，甚至比狼还凶残。‘走着瞧吧，罗曼！……’我心想。我来到新住处。她们娘儿俩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了。我在床上躺下来，立刻睡着了，睡得很死。那么我现在说一说，我的故事开始走下坡和有财产是坏事。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阳光照在窗户上，透着寒气。她们娘儿俩在厨房里忙活，炉子里散发出烤面包气味。——真是怪事，——我心里感到很宁静！……奇怪，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好宁静啊！——简直没法和我准备离开家时那种情景相比。我起了床，洗了脸，帮她们娘儿俩做了点事，真安静！我早早地就躺下睡了，夜里一次都没有醒过，没有做梦。我感受到这种宁静，自己对自己不胜惊讶。仇恨没有消逝，这一点不能忘记，——仇总是要报的。——走着瞧吧，罗曼，我们街上也要有大喜事啦！……我知道，周围到处在发生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所谓的阶级斗争。应该说说那种惋惜的心情，这时我还没有把房子交出去，只是在家里等着房子被没收，这种惋惜的心情比我不再是房主的那种心情要强烈一百倍还多。我现在夜里睡觉不做梦，即使把另一条狗留在了老房子里。此外，要干的活儿少了，房子小了——脏东西自然少了。而且我的看守室并不是那么糟糕，我们村里有许多人，比如说你吧，住得更糟糕。可是对整个人类的那种愤怒，那种仇恨，——嘿呀！别提啦！我尤其憎恨关于阶级斗争的那些谈话。过了两个月，我的榨油机被没收了。我又难过了一个星期，这时他们正打算没收榨油机。我又一连几夜睡不着觉，妻子和女儿拉住我的手——我打算把榨油机烧掉。东西被没收了，挂上了他们自己的锁，院子的围墙被拆掉了。我又早早地躺下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我又醒来了——感到很宁静！怪事！……除了宁静就是闲暇时光，几乎什么活儿都没有，会有什么活儿呢，马被牵走拉木柴去了。一点儿惋惜也没有了——让这一切与俄罗斯一起统统见他妈的鬼去吧！照我理解，整个世界与我一起在毁灭，我有时思忖：不会有这种事，一切都将照原来的样子，到那时，房子、榨油机、马都将退还给我，外带一笔丰厚的利润，——到那时，我们将要证明抢劫是怎样进行的！——我会亲手剥掉你的皮，罗曼，连哭都不许你哭！……你要明白，罗曼，假如我被阉割了，那么就是说，——一切都是允许干的，——回到过去多好啊！……假如一切的确都失去了，那么生活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为什么说我的故事将要走下坡路了呢？——因为那时是最可怕的一段时光，我想把你打死，我被从我的大房子里赶了出来。我刚从前线回来那阵，我傲岸不群，不愿意和人们接触，只想躲开人们一个人生活。我被阉了。我哪怕向张三或李四哀求哀求也好，谈一谈，问一问也好，可是我发现，人们已经不拿我当回事了，不把我当人看了。就在那时，潘克雷舍夫拿着陈年日历到我家里来了，问：‘被抢了？’‘被抢了。’我说。结果，只有潘克雷舍夫一个人对我表示了同情。详细询问了所有的情况，他是真心真意的，一点都不傻头傻脑。我知道了这个潘克雷舍夫非常了不起，但我明白——我和他都好景已尽。他仍然装疯卖傻，但跟我说话却像人那样，并向我证明，我们街上也要有大喜事了。我向他讲了我曾在他的作坊里把金子扫起来拿走了。他说：‘没什么，不在于失去了什么和将来挽回什么，再等一个时期吧！’就他一个人没有把我当贼看，评价了我所做的事情。从他的谈话中，我心里升起了希望……我被阉割了。革命前我没有读过报，难道我会从邻居家借报来看所发生的事吗？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这时我开始打发卡秋莎到社会主义文化宫去借莫斯科的报纸。我读报读得眼睛都起趼子了。我一边读一边切齿痛恨，把那些坏的地方都找出来。我成了可怕的政治家。春天来了，我到田里干活，一直干到秋天。全村都在一起，而我单帮，我不说话，只管闷头干活。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满腔愤恨。我读报，没有我感兴趣的政治，我看什么都不顺眼。我恨。我期待着我们势必要行动起来的那一天，正像潘克雷舍夫所说的和我所理解的那样。我读报，正如我们的村苏维埃那样，报纸上反映的整个俄国都一个样儿。全世界都开始反对我了。我好苦闷啊。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公正。而我是个健壮的庄稼人，耕种我的份地，就那么一点点农活——不算回事。此外——在莫斯科，在买良种母牛之前，我读了一本关于母牛品种的书，了解了有关肥料，有关饲料的知识。我在乡下生活了两年，等待变化，——事情要来，推也推不开。生活没有意义，一个人对付所有的人，——我想干活，可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恨一切。我出发到莫斯科去了，寻找了一阵熟人，那里的情况和帕列赫一样，苦闷，没有意义。我离开莫斯科到了克里米亚，找到一份画彩画的差事。我感到苦闷，回到了家里，正值春天。夏天我在耕作，去了列宁格勒。我故意谈论政治。有一回在火车上，一个上铺的公民为这事揪痛了我的胡子，就是说，在车上要保持沉默。在列宁格勒，我还是感到苦闷，便去了沃尔霍夫斯特罗，当了彩画工。每年夏天我都回家一趟。时间在流逝，我日渐衰老，而变革迟迟没有出现。我是个被遗忘的人，像狼一样。但这时我已经明白了，——榨油机、牲畜、房子——诚然，这些都是我千辛万苦挣来的，但我已经把它们失去了，失去的还有生活和生存的目标，我生活的意义被连根挖掉了。而革命如火如荼，没有尽头。我天天读报。——石头渐渐地磨光了。这就是我给你讲的，罗曼，我如何走了下坡路……潘克雷舍夫老说政体改变有望，——可他猝然死了，没有等到报仇的那一天，他死了，身上发出恶臭，长满虱子，脏污不堪。他们来找我，说：‘你的好朋友死了，他像柱塔僧西梅翁[105]，使人联想到你们画的圣像，你去吧，把朋友安葬了吧！’——看他一眼都觉得耻辱。他由于仇恨革命居然落到了何等屈辱，何等癫狂的地步，我能步他的后尘吗？——有没有相反的路可走呢？——不是整个俄国和帕列赫一起来跟我和潘克雷舍夫作对，而是我在跟所有的人、跟俄国作对，把自己摆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吗？——报纸上是对的——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潘克雷舍夫。我常常回想起你，罗曼，看来，你来找我，你不是敌人，我年轻时的确打错了主意。看来，问题的全部实质不在于财产，即使除了财产，我也没有生活的目标。你看，我差不多是个骗子，而现在我却完全和潘克雷舍夫站在一起了，——但我曾对旧世界点头哈腰，从少年起就称潘克雷舍夫为叔叔，每逢过节都在他家前厅里喝一杯酒，脸上露出谄媚的神情，——那么现在为什么对世界不点头哈腰了呢，这里有什么高傲，潘克雷舍夫式的高傲还是怎么的？——潘克雷舍夫死了。我心想：怎么，我得步潘克雷舍夫的后尘不成吗？！我正在思索，这时门突然打开了，你走了进来，罗曼，我对你说：你的真理胜了，罗曼努什科[106]，但我真的不是骗子，噢，我有罪，噢，我错了，——噢，原谅我吧，我给你磕头，我承认自己的错误……房子被没收了——去它的吧，革命前，为了挣到那些破烂，我拼命干活，累得腰弯背驼，而革命后，我陷进了狼一般的心绪中，该死的破烂，让它加倍地受到诅咒吧！——学校设在我的房子里，——难道这事不合理还是怎么的，取消了地界和份地，按照国家计划耕作，购买昂贵的机器，——难道这没有道理吗？——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在我的房子里，在我的土地上呢？——我心里这样思索道。——潘克雷舍夫死了，——浑身脏污不堪，长满虱子，发出恶臭，——他是疯子，而不是人，——可他根本就没有疯，他想使革命发疯，但革命不听他的。晚上，妻子回来了，说：‘村苏维埃里贴出了布告，号召人们加入集体农庄！’我一下明白了，——完了！——永远完了！我们的财产永远不会退还了，我不会有舒服自在的日子过了，我无法剥掉你的皮了，罗曼！——当然！什么都不会退还给我！我不想发出潘克雷舍夫那样的恶臭！——我甚至愉快地对妻子大喊道：阿丽莎，你快去打一升酒来，准备几条鲱鱼，弄几根上好的黄瓜，我现在到我的老朋友罗曼·阿尔欣波维奇那里去一趟，我要祝贺他成立集体农庄，应该大吃大喝一通，以庆贺集体农庄和我们的友谊……你快去打酒来！妻子因意外而惊慌失措，不知该不该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又大喊了一声：‘让你干什么就赶快去干！’我从穿堂里拿起一瓶煤油，直奔你的房子而去，罗曼，我走在路上，不躲躲闪闪，不偷偷摸摸，我进了院子，在穿堂里倒上煤油，扔下穿堂不管了，我放了火，朝学校走去，我放火烧了马厩，又直奔榨油机，我把剩下的煤油倒在榨油机上，放火烧掉了。我回到妻子身边，一口气喝光了一升酒，像喝水似的，没有喝出任何滋味，也没有一丝醉意。我在那里，吃着冷盘，望着远处的火光，——我感到很平静。来人把我逮捕了——我仍然平静自若。我无须在任何人面前再对潘克雷舍夫和我的一生负责了，我没有自己的意志了……”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沉默了片刻，吸了几口烟，说道：

“关于红旗，我问安东，我说：‘怎么样，你现在过得好吗？你为红旗而干活儿，怎么，你真的当了布尔什维克吗？——你和你的劳动队那么拼命……’‘……不，我们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世道变了……’‘喏，你不后悔吗？’‘……不……’‘那么如果世道变了，——你会把我打死吗？’‘肯定会把你打死！我最大的喜事就是把你的房子烧掉了！——如果世道变了，我就亲手把你，把祖布科夫一家、马尔基切夫一家、把科图欣、维岑、科列索夫的皮剥下来，挖出你们的内脏，让你们连哭都不许哭！……’”

“关于我被彻底洗了脑的情况我就给你讲完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阶级对阶级——就像面对面一样，——没有任何机会主义，毫不隐瞒。这就是彻底的无产阶级觉悟。关于圣像，应该彻底忘掉，不再提起！……”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他听的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事。帕列赫无产阶级觉悟的历史被“反面”证据揭示了出来，——犹如帕列赫细密画的反透视法一样。从前的圣像画匠罗曼·阿尔欣波维奇的述说变成了决不仅仅是帕列赫的事业和理想的故事——这是从“反面”所证明了的阶级的和无产者的本能的成熟的述说。无产者远在1905年之前就在培养自己的觉悟，——怎样的无产者呢——帕列赫的圣像画匠，尤其是集体农庄庄员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这个最可爱的人？！——不，不是他们创造了革命，而是革命创造了他们，——因此，我们严酷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时代能够燃起那样的惊诧，那样的童话，——尤其在帕列赫的漆器中，——超越了帕列赫，不啻为了帕列赫。故事讲述了关于觉悟的社会主义改造，讲述了关于在帕列赫的圣像画工中间，在帕列赫的集体农庄庄员，从前的圣像画工中间，没有圣像画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的位置。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其实应当像躲到基捷伊[107]那样躲到乌格利奇去。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布托林，佛拉芒人和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初期的歌手，打算应学术[108]出版社的建议写一部关于普希金童话中的笨蛋的书，为了洽谈和签订合同，他去了一趟出版社。他来到莫斯科，到了大卢卡日街，撞进苏联科学院，起先他跟一个瑞士人交谈，告诉他说，他，布托林，是从帕列赫来的，是为了写笨蛋的事来的，——尔后跟一个办事员进行了交谈。他又前往列宁格勒大道，撞进航空学院。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甚至还去了季米里亚泽夫农科院。到了第二天傍晚，疲惫不堪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才辗转来到出版社，胆怯地在那里对瑞士人说：“我叫布托林，从帕列赫来，为笨蛋的事而来的。”——学术出版社非常期待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到来，并不胜荣幸地接待了他。

艺术家们携妻子前来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带他们上剧院，给他们录了音。他们下榻在大都会饭店。在从车站到饭店的路上，艺术家们忍住了和妻子们吵架拌嘴。艺术家们要求妻子们把头巾换掉，建议她们到帽店去买圆形软帽。妻子们断然拒绝把头上自古以来就戴的头巾换成有伤风化的圆形小软帽。大都会饭店使艺术家们感到难受：“我们不是皇帝，用不着这样排场……给我们住农民的房子就行了，那里下边有小饭馆，能喝上茶，可是这里连个喝茶的地方都没有，净是咖啡！”于是他们同意了大都会饭店让他们合住在一个房间里的条件，“其实单独住我们觉得不方便……”——艺术家们在彼此等待上面花费的时间最多，因为他们一定要成群结队地行动，七个人等一个带着妻子的迟到者，等齐以后，他们便一个拉着一个走在莫斯科大街上——立刻结成了一个集体。

帕列赫人走过了一条

巨大的

巨大的

艰难的

非常艰难的道路——

——也是一条辉煌的道路——

……他们是从俄国古典小说中……被机械地照搬出来的……

……形象不仅仅是有重量的，有前景的，持实用态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它也一定是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

罗曼·阿尔欣波维奇讲述了安东举起斧子砍他以后他在路上的思考，他讲道：

“……后来，我甚至在大街中间停了下来，敲了敲自己的脑门，想必我自言自语地大声说：‘哎，我这是怎么啦？哎，笨蛋，笨蛋……怎么搞的，我倒成了革命的奸细，要是去把这事告诉别人，别人不光会说我活该，反而我真的成了富农的间谍，我到富农那里去摊了革命的牌，我拉了富农的手……’”

在来帕列赫之前大约三个月，还是冬天的时候，但比那要命的惶惶不安晚得多，也就是他已经听见了千百万人的声浪，知道了他处在阶级中并和阶级在一起的那个时候，阿尔别科夫写了一篇关于老一辈人的短篇小说。这些老一辈人不像罗曼和安东。小说中的结论恰好与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关于背叛的思索相一致，小说也正是为了这些结论而写的。

小说的名字叫作《编外人员的地位》，这是为了对叙述中部分编外情节及其人物的编外思考表示敬重而取的书名。小说内容如下：

俄国的定居点，正是——定居点是——俄国的。在几位伊凡沙皇时期，这里实行的是对分制农奴制，在几位皇帝统治时期——这里设过一个县，1917年前夕，这个县被撤销了，作为编外县。革命以自己的计划绕过了这个编外县，苏联地界测定局把区执委会安置在城里。本世纪初，这座城发生了一件离奇古怪的事，随着革命的蓬勃兴起，这件事也就销声匿迹了。退休的将军们决定在城里买带花园的房子，并在这些房子里安度晚年。从城里到车站有七十一公里路程。集市和教堂在山上，不过教堂被钉死了。集市周围是从前世袭名门望族的府第，全是两层的砖石结构，有石头大门、无窗马厩、狗舍和荒芜的果园。从集市和这个居住区的两层的府第往东、南、西、北望去——清一色全是带篱笆围墙的木头平房、果园、十字路口上的水井、牧场、田野、天空。

区执委会设在从前的参议会里。负责人员的宿舍设在从前带有客房的茶馆里。在原先集市上大车店的马厩里和两层石头房子里是兽医诊所，上面一层住的是主任兽医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药房也设在这里；初级兽医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克利姆科夫住在外面的厢房里。大街对过，正好窗户对着窗户，也是在二层，住着保健医生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他占了整整一层楼，陈设着将军的红木家具。城里有五名医生，两名兽医，大约三十名教师。当然，每个村苏维埃都有自己的医疗诊所和兽医诊所以及自己的师资。

兽医格罗扎和保健医生涅韦利斯基是革命后来到城里的，他们相遇以后没有彼此伸出手，没有彼此问候致意，没有表示想要彼此认识认识。这是有缘由的。从前，早在1905年之前，格罗扎和涅韦利斯基都在卡利亚津[109]地方自治局供职。自卫生保健委员会召开皮罗戈夫[110]代表大会以来，地方自治局里形成一个惯例——惟有按卫生保健委员会的推举，新医生才能进入地方自治局供职，并且在供职头一年，他们只能作为临时医生实习，以便医务界能够用各种办法对其接受加入自己行列的人选进行考察。这不是地方自治局法典中的法规，这是地方自治局通过实践约定俗成的惯例。地方自治局参议会主席和卡利亚津地方自治局首席贵族是费奥多尔·拉斯托罗夫公爵，本地的地主和王后陛下的枪骑兵。拉斯托罗夫任军政长官，他独断专行，没有通过卫生保健委员会，没有进行试用，便聘用了两名医生永久任职。卫生保健委员会的医生们激愤了，聚集在保健医生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那里，讨论如何对待他们，以捍卫皮罗戈夫的规则。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履行了诺言，表现出卓越的演说技巧，并援引了地方自治局里主张严格规则的人的话。民主主义者们提出了民主的措施，决定重新集中起来开会，邀请大公没有通过卫生保健委员会而雇用的那两名医生来参加会议。决定友好地同那两位医生商谈商谈，说服他们主动拒绝大公的提议，最好服从惯例。最后做出决定，倘若这两名医生不接受友好的建议，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大家就不跟这两名医生握手，同他们断绝往来。卫生保健委员会成员重又聚在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家里，两名新医生也来了。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做了出色的讲演，他说服两名年轻医生不要把优秀的皮罗戈夫规则破坏掉，并警告说，卫生保健委员会的医生们将采取不握手的方式为捍卫惯例而斗争。两名年轻医生认真听取了涅韦利斯基的讲演，并将其转达给拉斯托罗夫大公。费奥多尔·拉斯托罗夫大公从涅韦利斯基的讲演中看出有反抗倾向，紧急召集卫生保健委员会开会，通知医生们说，他将在这次会议上向诸位医生介绍两名新同人，如若某些人不向他们伸手，那么这些不伸手者将被开除出地方自治局。结果医生们全伸出了手！……除了两名医生之外——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和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得知大公的意图之后，在召开卫生保健委员会会议前一天提出了辞呈，匆匆离开了卡利亚津，以此规避了握手，转到一个新县去工作了。而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与医疗卫生保健委员会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他出席了会议，当大公做出友好的大手势介绍新同事时，伊万·阿夫捷耶维奇却把手藏在背后，向大公行了旧式礼，郑重地说：“对不起，大公，我不愿意跟这两位先生认识！”于是，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从卡利亚津地方自治局被解职了。涅韦利斯基的背叛行为比那些伸出手的苟且偷安者更加恶劣。当时，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来到卡利亚津清理自己的住宅，对自己的同事一一进行了半合法的告别拜会，他们为他举行了半合法的饯别宴，大家在饯别宴上发表了许多半合法的讲演和预言。但却没有为格罗扎举行饯别宴。为格罗扎送行的是一位医士和兽医诊所看门人。说到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那么他曾五次这样从一个县转到另一个县，为了治疗牲畜的不育症、口蹄疫、炭疽、鼻疽和马腺疫，在俄国乡间土道上行程千万俄里。就在帝国行将崩溃之时，在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在封建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和养精蓄锐中，在弗托罗夫[111]的资本主义和冯-梅克[112]的工业大获成功之际，俄国的这些乡间土道把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带到了莫扎伊斯克城。莫扎伊斯克县的地段上住着一些兽医同行，他们正在恢复果戈理时代的生活方式。格罗扎来到这里不久便在卫生保健委员会里做了关于莫扎伊斯克县兽医业的状况及其发展措施的报告。“卫生保健委员会的诸位委员先生！”格罗扎庄严地说，“我的全部生活和社会工作实践及经验告诉我，我们应把共同的、公益的事业视为神圣之事业。当人们向我指出我在社会工作中的缺点时，我惟表感激，因为我改正我的缺点就是改善公益事业。因此，我今天作报告，一开始就指出莫扎伊斯克县家畜疾病防疫中存在的不足，甚至一些极丢脸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地段上一位兽医，我就不在这里点他的名字了，我希望他能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我们有一位医生用地方自治局的钱订阅《俄罗斯言论报》，而却把订报费拿去报销，好像作为药品包装的纸张费，欺骗地方自治局。这位医生像其他某些医生一样，是骑着地方自治局的良种公马出诊的，他出诊不用花一分钱，但他却在差旅费报销单上填写每俄里二十戈比，似乎他是骑出租马匹出诊的！”……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的报告很长。卫生保健委员会的医生们，医生和兽医，彼此去串门做客，彼此请酒，彼此向对方的妻子和小姨子大献殷勤，而报告却遭到死一般沉默的冷遇，存照“备查”。1917年夏天，在社会民主党人时期，在正值卫生保健委员会那些医生迅速成为临时政府的委员和特使之际，而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却因自己那篇关于卫生保健的发言，像遇到火山喷发一样，被开除出了莫扎伊斯克地方自治局，落了个如上所述的编外人员。他孑然一身，老光棍一条，老家伙一个，没有财产。成了编外人员以后，他从早上八点钟便开始接诊，到中午一点钟结束，他自己给自己做饭，自己给自己在量杯里稀释五十克精馏酒精，吃饭，喝酒，然后睡到下午三点钟，三点钟到县里去，日落时赶回来，检查检查住院病人[113]，又稀释五十克精馏酒精，在药房里把它喝掉，不就下酒菜，一边发出咯咯声，晚上九点钟煎一个鸡蛋，吃完煎蛋以后便躺在长沙发上，盖上罗曼诺夫熟羊皮被子，反复读迈因里多夫的长篇小说，直至睡着。一到秋天，编外人员的头顶上风吹雨淋。格罗扎头顶上的破漏屋顶被地狱般的狂风吹得哗啦哗啦乱响，下雨时，好像一群穿着无跟软底便鞋的令人不快的不速之客在房顶上神气活现地橐橐行走，这群不速之客实际上很久以前就来过这里了。在这样的夜晚，当编外区一片漆黑时，把屋子里点得亮亮的，烧得暖暖的，不急着到任何地方去，和朋友们在一起，这种感觉真好。住在对面的、窗户对着窗户的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家里正是这样的景象。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成为编外人员来到这里比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晚一些时候。想当年，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在卡利亚津与格罗扎不辞而别，他作为省城的一名保健医生迎接了1917年，并从3月到10月，他先是社会民主党，尔后是社会革命党，搞国家建设，搞了大约两个星期，被称为省城的委员，身居市长的位子，后来负责省城的保健工作，十月革命以后开始衰落了，曾两次遭到军需士兵们的搜查，由于1918年在地窖里藏了二十七普特精白面粉而蒙受耻辱，转为编外人员，载了七车日用家什，离开车站，过起编外人员的生活。成为编外人员以后，他获得了将军的年资，添置了一些将军的红木家具。与他同来的有他的妻子，一个极其粗壮和高傲的女人，戴着夹鼻眼镜，按职业是医士，是世界古典文学真正的专家和博览群书者。她开口说话就引经据典，她觉得这样比她说话不引经据典更方便。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在区执委会碰见了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认出了他，于是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的眼睛里当时甚至露出了亲切的目光。区执委会主席特鲁巴乔夫同志说：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新卫生员，涅韦利斯基同志，请认识一下吧！”

但是伊万·阿夫捷耶维奇像从前在拉斯托罗夫公爵面前一样，把手藏到背后，低下头，拨浪鼓似地摇着，向特鲁巴乔夫行了个礼，庄重地说：

“对不起，帕维尔·叶戈罗维奇，我不愿意跟这位先生认识！”

特鲁巴乔夫很尴尬。涅韦利斯基的眼睛变成了浅灰色，眯成一条细缝。一般说，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有一副旧时代大学生、民意党人的那种派头和外表，穿着风衣，戴着帽子，留着长发，像妻子那样戴着拴黑色小细绳的夹鼻眼镜，身材瘦削而灵巧。

特鲁巴乔夫单独地对涅韦利斯基说：

“你，涅韦利斯基同志，请不要生气……他是一位优秀的兽医，只是人有点儿疯疯癫癫，据说，他独自喝酒，通宵通宵地看小说……”

特鲁巴乔夫单独地问格罗扎：

“格罗扎同志，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无缘无故地执意不肯跟他认识？要么你知道点什么？如果你知道，就请讲出来吧！”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暴怒地回答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愿意谈涅韦利斯基！”

晚上，当绵绵秋雨成一个星期地刷刷落在两个编外人员的屋顶上时，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家里却十分温暖而明亮。医生和老师们都来找他和他的妻子，坐在沙发椅和长沙发上聊天，有时甚至对当前的形势发生争论。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订了《红色处女地》和《新世界》，这两种刊物摆在一张单独的小桌上。大声地读新杂志，由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来读，她尤其对当代作家持热嘲冷讽的态度。雨在夜间房顶上和大街上哗哗流淌。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从事公益事业。她组建了方志学协会和方志博物馆，从将军的家什中搜集了狼、熊、狐狸、艾虎、鹰和黑琴鸡的标本，收藏在方志博物馆里，按照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的意愿，孩子们采集了许多寒鸦、麻雀、黄雀、山雀和布谷鸟的蛋，放进博物馆里。这里还有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分挂在各处的一捆捆各种各样的禾本科植物。春天，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第一次组织编外人员打排球，她和同志们迷上了排球。夏天，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组织知识分子集体乘船旅行、野餐、钓鱼、煮鲜鱼汤。在编外人员中，正如物之常情那样，春天被夏天所取代，夏天被秋天所取代，以此类推。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经常开会。但是他按照皮罗戈夫的遗训，每天六点钟之前准待在家里，吃饭，严格保持晚间祈祷和休息，黄昏时刻到城外走一走，夏天到随便什么地方的冲沟或者山岗上，或者春天和秋天到被毁坏掉的磨坊里，在这里，虽然他日渐年老体衰，但他却在等这个或那个年轻女老师，在这里谈论永恒，他妻子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却对此持讽刺态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破坏遗训。在编外人员中，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受到了欢迎和尊敬。他讲课，担任会议主席。按照皮罗戈夫的惯例，私人开业行医是不允许的，而且这也不是卫生保健医生的专业，但是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算是优秀医生，原则上不稿私人行医，他只是参加会诊。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像讲述活生生的当代生活那样讲述他长久保存的关于自己从卡利亚津青年时代到成为编外人员的费解之事的历史，讲述他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星期从窗户里偷听了两个行人在他家门口的一段对话，一个行人问另一个行人：“医生是住在这里吗？”“是的。”“医生还不错吧，是个好医生吧？”“非常好的医生，专门的医生——只是不治活人，专治死人。他不治活人！……”——而格罗扎一个人生活，很孤独，总是愤愤不平，他不出去串门，而到他家里来做客的只有他的助手，年轻兽医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克利姆科夫，并且他只喝稀释的酒精。格罗扎这时把酒量从五十克增加到一百克，一次煎八个鸡蛋。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无论如何不属于健谈型的人。夏天，夜非常短。无论是成年的牛和马抑或牛犊和马驹的保险责任一古脑儿都落在兽医身上。一到夏天，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凌晨两点半便醒来了，骑马去检查牲畜保险情况，直到八点，直到诊所开始接诊。天一亮，他便从从前的大车店里赶出马车，沿着小道，轰轰隆隆地行驶，穿着帆布风衣，戴着草帽，装着燕麦的袋子上边系着硕大的公文包，——半纯种的牲畜很棒，老头儿却很威严。夏天常常有大雷雨。说到帕维尔·叶戈罗维奇·特鲁巴乔夫同志（他那些同学早已在边疆区，甚至在莫斯科工作了），那么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渔民的儿子，封建小市民和乞丐的后裔，他打小就学捕鱼，十六岁那年，被红军的浪潮卷到了南方，他打仗出色、勇敢而忠诚，1921年，他复员了，他既没有去上学，也没有到什么新的地方去，而是作为编外人员回到故乡，跟一个当老师的助祭的女儿结了婚，留在山下边过日子，生儿育女，当了区执委会常任主席，他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把事务和家务处理完以后，经常在党的会议上了解消息。当然，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邀请过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和他当老师的妻子到家里来做客。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和妻子只去过一次。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渐渐地兴致勃发，谈起了巴克尔[114]和蒙台梭利[115]博士的儿童教育方法，援引了奥维德[116]和谢德林[117]的话，粗略地提了一句，说她天生就是扎瓦利申娜[118]。帕维尔·叶戈罗维奇的妻子喜欢上了涅韦利斯基夫妇，但是帕维尔·叶戈罗维奇对妻子避而不答，在第二次邀请时，他向妻子严厉声明：“我不去，见他们的鬼去吧，知识分子！……我求你也别去……扎瓦利申娜——话太多！——他们戴着领带！……”而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一次也没有邀请过帕维尔·叶戈罗维奇·特鲁巴乔夫，只是有两次要求他到场院里，到诊所的练马场来，为了对漏雨的屋顶表示庆贺，他要当场大骂一通。

第一个伟大的五年计划的时刻临近了。委员会一行三人——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边区经济统计学家、女速记员兼秘书——乘汽车从边区来到这个编外人员的地方。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此前不久刚从莫斯科被派到边区，他是个微显老态的人，迈着海员的步伐，他从前当过海员、水兵，现在和司机一起在负责人员的宿舍里住下了。这里从前是帕维尔·秋京带客房的茶馆。经济统计学家原来竟是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的老熟人，于是他和女速记员兼秘书一起在涅韦利斯基家安顿下来。委员会的会议和许多委员会分会的会议都在分别摆着野兽标本和挂着本地植物标本的方志学博物馆里举行。在编外人员中一切都在发生根本改变，所以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无处不在。他摘录出有关本地土壤的资料，提出关于这里如果不能建冶金厂，那么是否可以建水泥厂或氮钾厂的问题。他甚至对风都做了计算，因为他提出了关于航空电气化问题。土地、天然界线、乡村墓地、荒地、耕地都一一做了重新计算，对所有的冲沟都做了计算，因为真真正正提出了把消灭冲沟纳入五年计划，通过对冲沟的治理改造使其灌溉编外人员的土地，建筑饮用水水库。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提出的这一方案是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想出来的。还召开了讨论编外人员的保健和畜牧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区医务人员和兽医。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是主要报告人。他以卓越的讲演技巧做了报告，报告中引用了一系列数字。他谈了关于编外人员保健的光辉未来的卓越思想。至于兽医学，他谈了关于口蹄疫、马鼻疽、炭疽、马腺疫，关于它们所带来的灾难，关于同这些灾难进行斗争的方法及消灭这些灾难的方法。数字和讲演技巧指出，在五年计划结束之时，不惟流行兽疫，如马鼻疽、炭疽，疯病、口蹄疫、马腺疫，而且甚至牛的阴道炎和结核病都将在编外人员的成畜牛和马中，在牛犊和马驹中消失。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与特鲁巴乔夫坐在一起，认真听取了报告，感到稍微有点累。与会者们就医学和兽医学展开了辩论，应当说，他们谈得令人费解，因为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其实就如同没有辩论一样，大家对报告人表示一致赞同，并对他的才能赞叹不已，特别是对关于在五年计划结束之时无关紧要的兽疫将被编外人员制服的精辟发言。顺墙摆着兔子、狐狸、狼、熊的标本，墙上挂着杜鹃、黑琴鸡、鸮。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向主席团提交了决议。这时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才要求发言。他的样子很凶，毛发很重。

“先生们，”他庄重地说，感到不好意思，变得凶狠起来，随即改口道：“也就是同志们！我原则上不想谈涅韦利斯基公民提出的关于医学草案，至于兽医学问题，那么我完全弄不懂在发生什么。我在地方自治局供职，”他又感到难为情，变得更加凶狠起来，改口说：“也就是说，我起先在地方自治局供职，后来在苏维埃政权下供职——总计二十七年，”他又难为情起来，并彻底发起狠来。“就是说，同志们，我想完全诚实地说话。我不知道，我们打算哄骗谁。我举个例子。法国、瑞士、奥地利是德国的邻邦，它们与波兰有着最不文明的国界，——然而德国迄今还有兽疫。而我们这里的草原与伏尔加河近在咫尺，那里有哈萨克斯坦，有中亚，它们同样与蒙古、与所有兽疫发生地毗邻。我必须完全诚实地说，我确信，五年之内我们摆脱不了兽疫，我们为此需要数十年时间。”

同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一道从边区来的经济统计学家发了言。他的发言极其客气和脱离实际。他极其客气地要求格罗扎向大会道歉，发现在格罗扎的发言中有侮辱冒犯大会的地方，因为格罗扎怀疑讲演人不诚实。接下来，极其客气的经济统计学家利用兽医学的特点为出发点，揭发了格罗扎亲德和不相信革命的力量，右倾机会主义和破坏五年计划的企图。格罗扎失言说出的“先生们”和“在地方自治局里”这两句话，像被用客气和极其脱离实际的鄙视所烧红的铁退还给了格罗扎。

主席、布尔什维克和从前的水兵出面保护格罗扎说：

“不过，那位同志的确指出了关于国界的事实和我们及德国人的兽医学事业的状况。请允许我评价发言的政治意义……也许，我们要修正主席团提出的决议吗？”

经济统计学家重又发言，坚决要求格罗扎向大会道歉。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发了言，用责备的语调说，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一开始发言就说，决议是他拟定的，他决不放弃。他是大会上唯一一个称呼主席名字和父称的的人，所以他有点儿讽刺地、又非常友好地说：

“请原谅我们吧，伊万·涅菲多维奇，虽然我们被怀疑有不诚实行为，那么这一次让我们来听听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表决吧。”

这时，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他的样子很严厉。他的眼睛很凶狠。他没有向主席请求发言。他大喊大叫起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我声明！……我要求讨论！……我原则上不愿意与涅韦利斯基公民打交道，我声明，我像地方自治工作者那样，也就是像医生那样，工作了二十七年，我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做过任何不诚实的事情。我所谈的关于兽疫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但我原则上是回避的，因为这里有明显的歪曲事实！……因此我声明，我决不打算向任何人道歉，我退出大会。”

格罗扎把门弄得砰的一声响。编外人员这里整个夏季的炎热都透进了博物馆的大厅，于是狼、兔子、狐狸、喜鹊的标本在大动肝火的发言和愤怒的炎热中复活了，甚至一捆捆禾捆的穗子都摇晃起来。喧阗停止以后，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涅韦利斯基提议对决议进行表决，并获得成功，——特别是做出了关于兽医学的决定，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时，被制服的兽疫将在编外人员这里消失。

大会以在负责人员的房子里，秋京从前的茶馆里会餐而告结束。在医生和兽医当中原来竟有爱唱歌的人，他们唱了《船夫曲》《布琼尼进行曲》《积木》，甚至还唱了《我们要欢乐》。主席，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是个快乐的同志，是个老实人，他在大钢琴伴奏下跳了俄罗斯舞蹈，像从前在无畏舰甲板上跳俄罗斯舞蹈那样，而且钢琴伴奏是这次舞会的组织者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天亮时大家才各自散去。黎明中，已经许多夜晚没有好好睡一觉的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布尔什维克和水兵与帕维尔·叶戈罗维奇·特鲁巴乔夫一块儿到河里去洗澡，在草地上的晨雾中，他问特鲁巴乔夫同志：

“你的这个格罗扎是个什么人物？”他一边想，一边大声补充说：“鬼知道他们，这帮知识分子！……实际上——编外人员，草原，——一条疯狗在这草原上奔跑吧，跑上一千俄里都没有人会碰上的，害鼠疫的老鼠或者黄鼠就更不在话下了！……但从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可都不是小孩子，不是在下跳棋，——他们可都明白，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可不是跟他们闹着玩的，——要知道，他们学的不比这个老头儿少啊！……他姓什么，——格罗扎[119]——有这样的姓吗？”

“他就姓这样的姓，”特鲁巴乔夫回答说，“一个优秀的工作人员，人嘛……是个爱惹事的人。简直看不出来，不过可以认为他这个人有点儿各色——硬是从莫斯科地方自治局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那么涅韦利斯基怎么样？”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问道，“老是那么风风火火的，真见鬼，像社会革命党！……他在你这里表现怎么样？”

“工作挺努力，”特鲁巴乔夫回答说，并小声地思索着说：“鬼知道他们，你说，——这帮知识分子！……事实上，——他们所有的人的领带都是一样的。你跟他说话，可他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也不明白他的意思，没有任何阶级接触，没有任何共同利益。涅韦利斯基有一次请我和妻子去做客，——他的妻子知识非常渊博，把我给镇住了……她工作挺努力。我想，——大多数还是对的，——你说得对，他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你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了，说不是跟他们闹着玩的，而是在干伟大的事业，——你从此开始了，你想了解他们的意见，就像了解专家们的意见一样。我也对他们重复了一遍，不得不相信……所有他们这些人，这帮鬼东西，戴的领带全都一个样！……”

“可不是嘛——要相信！……”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一边思索一边大声说，“我将要到边区去了。从边区发电报到莫斯科。你知道吗，在莫斯科的苏维埃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材料中，——在莫斯科，在《畜牧业》这一篇、在《兽医学》这一章、在《与兽疫做斗争》这一节中的五年计划核算中将要写上和纳入核算的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之前，你这里的兽疫将要以苏维埃政权和兽医学的措施被根除掉！……这会当着你的面写下来的。情况明确而紧迫，你自己考虑吧。”

“需要自己人，”特鲁巴乔夫闷闷不乐地说，“需要自己人，需要党员……我要以此发布命令，他们会努力干的……可是我无法给你好好解释清楚——相信他们我是无论如何不情愿的。可又不得不相信。我不是医生！……而发命令——我可以给你好好解释清楚——也不是那么情愿。知识分子会顶着命令拒不执行……不得不相信大多数，而这样一来可就只剩下糊涂的格罗扎一个人了。”

他们在旧磨坊附近的河里洗了澡，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布尔什维克和从前的水兵坐上“中国式的梅塞德斯”，正如司机们对那些颠得散了架的汽车起的外号，到边区去了。草原辽阔无垠。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没有参加在负责人员的房子里举行的跳舞会。他躺在自己的二层楼上，盖着熟羊皮被子，整整一宿没有合眼，倾听着夜晚。他一次都没有去药房冲酒精喝。他的手一动不动地平放着，像死人的手一样。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他的助手和他的唯一来访者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克利姆科夫参加了会餐，天亮时从舞会上回到自己兽医诊所的厢房里。伊万·阿夫捷耶维奇等待着他走在街上的脚步声，他从窗户里喊了一声，说道：“请您来一下！”他打开了门，又在床上躺下来，盖上熟羊皮被子，双手贴着身体放平，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走进黑魆魆的房间，黎明时肮脏的暗影在房间角落里搜索着，散发着毫无用处的破烂东西和无风的夜晚的气味。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闷闷不乐地走了进来。伊万·阿夫捷耶维奇递给克利姆科夫一支烟。后者急忙接过烟，但却非常慢地才点上。格罗扎沉默不语。尼占拉·谢尔盖耶维奇开始吸烟，过了一会才说道：

“您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呢，伊万·阿夫捷耶维奇……”

“什么为什么？！”格罗扎喊了一声。

“您为什么老是在大会上发言？……既然已经发了言，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斗争，就那样丢脸地离开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有实践经验的老专家和……”

格罗扎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通过了什么决议吗？”

“涅韦利斯基的决议，几乎一致通过。”

“您投了赞成票吗？”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朝窗户里望了一眼，非常不悦，然后仔细端详着香烟的火，开口说：

“您很早就认识涅韦利斯基吗？应当从这件事开始，应当揭露敌人。您既然反对他，那就应该利用一切方法战斗到底，而不应该丢脸地离开……这甚至不是主要的……”

“什么是主要的呢？”格罗扎严厉地问，在床上坐起来，发出咯咯声，开始嘟哝说：“我认识涅韦利斯基有四分之一世纪了，我原则上认为他是叛徒，我不跟他握手，不愿意跟他说话，尤其是辩论，但我个人不是叛徒，不是告密者，我也不打算告发涅韦利斯基。”老头儿的眼睛变得忧伤起来。“您投了赞成票，对吗？请您现在告诉我，开诚布公地告诉我，这里就我们俩。难道我刚才说的不是真话吗？难道我们能在五年时间里战胜兽疫吗？！”

“当然是真话！……假如不是所有的人，那么大多数人对这一点是清楚的……”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格罗扎高兴地喊道，“我真的是为了我们的事业而说了这番话！我在帮助兽医事业，在帮助国家！……而您——投了赞成票！……”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把视线从烟卷上移开，望着老头儿又悲伤又高兴的眼睛，抑郁不乐地说起来：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不是我要教导您！……假如人们甚至有意说了不诚实的情况，那么难道可以向他们表示支持真诚吗？——您自己好好想想，难道可以像您那样说吗？……况且主要的不在于此。关于涅韦利斯基，我什么都不想说，我认为，他出于阿谀奉承和抢功摆好，嘴上抹油，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在关于我们，关于像我这样的人，我想给您说说……我们学习得很少，我们不是党员。不知为什么总好相信普遍的高潮，相信革命的力量，——可是从另一方面，谁都不知道五年之后将会是什么样子，——也许这五年真的能创造出奇迹，——也许我们谁都不在人世，——谁知道呢？对成就的信心——这是一回事。微薄的知识——这是另一回事。可是万一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在我们所有的国界线周围筑起石墙，那么我们的国界将比德国的要牢固，所有患鼻疽病的马匹其实将被烧死和埋在水泥中，——到那时谁将是正确的呢——您还是涅韦利斯基？……还有，您看看布尔什维克们，——他们多么希望一切都成好事啊。拿我们这次大会来说吧，——我不谈特鲁巴乔夫，他如果不是直截了当，那么就是转弯抹角地命令说——干吧，同志们！——请您看看主席，一个极好的人，当过水兵，老布尔什维克，——大家注意到了，他的脸是怎么被砍伤的呢？——他在会餐时说了，一个白匪哥萨克砍了他一刀，——他多么希望，他以全部政治的和人的本质希望一切都好，——他很幸福，他大概认为我们的决议是件大事和成果，认为五年之后我们这里将不再有兽疫，他把生命都献给了革命，——那么怎么好举手反对他呢？！——也不想使他难过，但又令人可怕——政权！——政权想要使兽疫灭绝。某些人理应害怕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异己，他们不说真话既是存心的，也是由于恐惧——恐惧在起作用！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窍不通，除了向政权说好听的话，目的是不要把关系搞坏了，以此保住性命……人的性命——可怕的东西！……”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笨拙地把吸剩的、已经灭掉的烟卷扔到堆着其他烟蒂的墙角，又抑郁不悦、高声大嗓地说起来：

“本来不该发言，伊万·阿夫捷耶维奇！……人的性命——可怕的东西！……喏，请您告诉我，特鲁巴乔夫同志跟您推心置腹地谈过话吗，哪怕只有一次？要知道，想要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活命，而且也是为了荣誉，为了义务！……您也不会推心置腹地去跟特鲁巴乔夫谈话的，——而且没有必要，本来就没有必要发言！……当然，所有发言的人都反对您，甚至连那些一般赞成决议的人都根据各种不同方式或多或少知道一点他们在撒谎和夸张，而您却大声地说出了这一点，说出了真话。所以我们才站到了涅韦利斯基一边，我这是说我自己。甚至可以说，同志们在诽谤您，把您当作又是机会主义者，又是反革命分子，又是异己分子，——但问题在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干了卑鄙勾当，他将会痛苦一天，然后——他甚至不是用自己的意识，而是用自己的整个身体——为自己的卑鄙勾当寻找辩护理由，一定能够找到。一定会指责对他人干了卑鄙勾当的那个人的卑鄙勾当……本来就不该发言，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您这样做于事无补，您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说句真心话——假如您没有从窗户里喊我，假如您没有这样友好地给我一支烟，——那么我就成了您的敌人。您的发言只是给自己树了敌……”

“岂有此理！！我不要，我不需要！”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不是在叫喊，而是在咆哮，以致窗户玻璃哐啷哐啷地响起来。“我决不让犬儒学派和叛徒们待在朋友中间！我没有向任何人出卖过自己的人格！——我没有当过叛徒！——我不要！决不要！！”

大街对过，窗户对着窗户，涅韦利斯基的住宅窗户打开了，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恳求地把手交叉起来，低声央求说：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涅韦利斯基在偷听呢，我恳求您小点声，我求求您，不要这样！……我是作为朋友告诉您的，真心真意地，——我求您了，——他在偷听！……”

老头躺在了床上，盖上熟羊皮被子，把手顺着熟羊皮被子放平，凝神地望了一眼天花板，目光变得极其深邃，老头儿在倾听自己，于是老头儿轻声说：“……我老了！弄不明白了！……”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非常不悦地说：

“哎呀呀，伊万·阿夫捷耶维奇！……”

大街对过，窗户对着窗户，黎明前，灯光突然闪了一下，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和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躺下睡觉了。天已经完全亮了，大街对过，窗户对着窗户，兽医诊所里传出了格罗扎的叫喊声。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和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急急忙忙打开了窗户。叫喊声静息下来。

“这纯粹是个白痴，这个格罗扎，他那破姓也是白痴！”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说。

“那他还一个劲儿地声称，他不相信兽疫会被消灭掉，不想再谈什么，便悻悻离开会议走了，是这样吗？真是白痴！他是这么说的吗？”——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已经第二十次这样问道，并非常小声地补充说：“你没有危险吧，拉夫尔？——你不认为这太过分，边区会要求审查的？”

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装出一副痛苦的面孔，痛苦地说：

“不，当然——假如你知道我对他们有多厌恶就好了！”

“对谁，对格罗扎吗？”

“不，当然是对布尔什维克，——这全是灰色呓语，这一切都是愚钝呆傻！——你要是知道这一切使我感到有多么讨厌，他们使我感到有多么恶心就好了！……至于格罗扎，那么我明天依照工会的方针提出抗议……”

“是啊，那当然！”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说。

天大亮了，中国式的梅塞德斯汽车在负责人员的房子跟前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紧随汽车之后，伊万·阿夫捷耶维奇的轻便马车咕咕隆隆地驶来了，他要去为成年的牛和马，为牛犊和马驹上保险。伊万·阿夫捷耶维奇坐在轻便马车上，穿着帆布风衣，戴着草帽。他身后边装着燕麦的袋子上系着硕大的公文包。半纯种牲畜愉快地走着，身上的毛色十分漂亮。

在山脚下，在从前的大教堂那边的下坡路上，特鲁巴乔夫同志碰见了伊万·阿夫捷耶维奇。特鲁巴乔夫对伊万·阿夫捷耶维奇喊道：

“你听见没有，伊万·阿夫捷耶维奇，——你干吗捣乱呢？你坦率地谈谈那些要命的兽疫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见鬼，都戴着领带！……涅韦利斯基搞错了——那你就真诚坦率地讲一讲吧！……”

格罗扎非常平静地回答说：

“哦，你自己想一想吧，我们有百分之七十的母牛患上了阴道炎，——在荷兰，在那个盛产奶牛的国家，母牛患阴道炎和肺结核的百分比是很高的，——如果你不相信德国的统计，那就拿丹麦的统计来看看吧……”

“你先别一个劲地讲科学，——你先简要地谈一谈，将来是否还会有兽疫？关于涅韦利斯基你也谈一谈，”特鲁巴乔夫说，“给你，抽支烟吧，伊万·阿夫捷耶维奇！”

“还会有，”格罗扎斩钉截铁地说，并斩钉截铁地加了一句：“谈涅韦利斯基有失我的人格。再见。”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挨个儿动了动缰绳。

“你站住，请等一下。你到哪里去呀？——你大概知道涅韦利斯基的什么事吧？——那好，你既然断言将来还会有兽疫，那你大概也会为将来仍有兽疫帮个忙吧？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再见，”格罗扎说，“你说的是蠢话。我要去给牲畜上保险了。”

草地上大雾弥漫。特鲁巴乔夫用迷蒙的眼睛目送格罗扎下山去了。而山上仍然是俄国定居点，在几位伊凡沙皇统治时期，这里曾是田边要塞，后来被作为编外人员的居住地，在从前木制要塞的地方是集市和被钉死的大教堂。朝南、北、东、西望去——到处是编外人员的房子和区域。每到秋天下雨的日子，这里便大雨滂沱，狂风肆虐，雪暴怒号……像自然界应有的那样，春天被夏天更替，夏天被秋天更替。冬天，大雪封路。岁月就是这样一年年流逝。革命以自己的计划绕开了编外人员，苏联地界测定局把区执委会安置在城里。五年计划实施伊始，城里教堂上的钟被摘走了，编外人员议论说，——不会有任何结果，人民将会为钟而起来造反的，——但是钟被摘走了，被遗忘了。编外人员周围的农村纷纷行动起来了，蜂拥加入了集体农庄，——编外人员议论说，——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个体农民消失了，周围出现了新鲜事物。有一次为了集体化的事，全体编外人员夜里都没有睡觉，小孩子们趴在围墙上，而年轻人则迎面朝前走去，迎接从车站开来的、这里从来没有见过的拖拉机。拖拉机开进了已经没有钟的大教堂里，开进了大教堂的车库里。编外人员欣喜若狂地跟着拖拉机来到大教堂，他们到这里来了大约三天，对拖拉机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们还到田里去看，好像他们在耕地似的。为了拖拉机的行驶，从车站到编外人员居住区的大路换成了公路，于是公共汽车在公路上跑开了。成立集体农庄以后，在山下边拖拉机的奔忙中，在被毁掉的磨坊的原址上，发电站轰隆隆地响起来，一个编外人员像要求所应得的东西那样，在区执委会里要求给每家每户拉上电线。许多编外人员从编外区赶快溜掉了。许多新人在编外区落了户。

这样过去了四年。

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准备在方志博物馆里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值十二月。编外人员的土地上还有兽疫，当时这件事被遗忘了，但都知道。格罗扎的房子在涅韦利斯基的房子对面，窗户对着窗户。已经快到新年了，——当时在莫斯科，工业党的诉讼案刚刚结束——已经快到新年了，——两辆崭新的汽车从新公路上开到了编外人员居住区。一个人从其中一辆汽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羊皮大衣，戴着有护耳的棉帽，穿着毡靴，——他就是从前的水兵，有点见老了，脸冻得够呛，由于寒冷，从前被军刀砍伤留在脸上的疤痕发白了。方志博物馆里亮着两盏高瓦数的电灯，为了迎接节日，博物馆门前的雪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委员会正在这里开会（委员会检查了五年来所做的工作）。老水兵慢条斯理地宣读了一张张已经变黄的速记记录。站在他旁边的是特鲁巴乔夫同志，俯身看着记录。

“哎，你呀，——领带！……都不是小孩子了！……”

伊万·阿夫捷耶维奇·格罗扎是最后一个被叫醒的，他被告知，让他马上到方志博物馆去。在博物馆的大厅里，老水兵从带有绿色椭圆形灯罩的电灯那边迎着伊万·阿夫捷耶维奇走过来，向他伸出手，说：

“认不出我来了，伊万·阿夫捷耶维奇？！——你好，过得怎么样？我们正在这里读速记记录呢，——这个，你瞧，记得吗，当时我们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你说过，兽疫仍将会有。它们果然还有。你能说点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吗？”

“您好。我认得出来。正如我从前已经说过的，兽疫还有。”

“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吧，你能说点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吗？涅韦利斯基用花言巧语把我们蒙骗了，——应当把他逮捕起来的……”

“逮捕？”格罗扎又问了一遍，苦涩地笑了笑。

“逮捕，”水兵回答说。“所以，你看你有什么说的可为自己辩解吗？假如四年前你把涅韦利斯基揭发出来，说不定那时就把他逮捕了——为了对事业有利嘛。你以为，人们会因为你窝藏坏蛋而尊敬你吗，啊不！……特鲁巴乔夫其实真心真意地跟你谈过！……你可以信赖吗？”

“可以。”

“那你为什么要包庇坏蛋呢？……”

博物馆里非常暖和又明亮。博物馆后面是俄国定居点，编外人员居住区。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暴徒横行，这里有田边要塞。不过，当钟从大教堂上被摘走时，编外人员议论说，——不会有任何结果，——可是钟被摘走了，被遗忘了，于是大教堂在俗语中开始被叫作“拖拉机场”。

这个短篇小说中大致重复了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所讲的那个情况：涅韦利斯基就是安东，格罗扎就是罗曼。“古典小说”和“古典思维”的传统被搬到了故事中，那么，“可以拿列夫·托尔斯泰，拿《战争与和平》做例子，把书放在左肘下。”阿尔别科夫选取了正确的思想，——这思想是，向革命撒谎和在革命中做中立派是行不通的，但他描写了这样的革命、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涅韦利斯基和格罗扎与从来没有过的、也不可能有的党员们的关系这样的“构图”（帕列赫语！）。帕列赫和罗曼·阿尔欣波维奇，无产阶级思维的改造的见证人。全国都卷进了革命中，每一个编外人员都为自己解决了革命，在那里，“革命以自己的计划绕开了编外人员，”——编外人员如是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因为革命从他们旁边过去了，在他们后边进行的——当时没有这样的编外人员，他们只是出现在从经典作家们那里被搬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表现手法中，就是说，他们只是在感觉中和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思维的思维中。要是罗曼·阿尔欣波维奇到无论是涅韦利斯基还是到格罗扎那里去上十次就好了。要是特鲁巴乔夫连一个小时都没有在党内待过，没有领导过罗曼就好了，——无论是特鲁巴乔夫，还是边区土地管理局局长。那里没有共产党，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它在国家中，它就是国家。对于涅韦利斯基和格罗扎来说，见证人就是罗曼·阿尔欣波维奇的儿子，道路技术员，是瓦库罗夫、德德金、祖布科夫、祖布科夫第二以及奇库林的孩子们，是布托林的两个侄女，——他们都是工程师、医生、农艺师、教师。布托林的两个侄女决不会去见拉夫尔·费奥多索维奇。奇库林的儿子——医生——不仅会嘲笑地挑起关于兽疫的话题，而且会在共青团里预先讨论。边区来的统计学家对航空电气化方案……奇库林、德德金、瓦塔金的子女们，——他们将会出色地说，为了帕列赫，他们需要什么。所以从车站到“编外人员居住区”的道路不可能“未被注意”，因为道路技术员、罗曼·阿尔欣波维奇的儿子会发动起全体“编外人员”和以父亲罗曼·阿尔欣波维奇为首的周围所有村庄来筑路。看来，——圣像画匠可能比编外人员更编外？！——不，特鲁巴乔夫同志，区苏维埃主席，跟当地一位助祭的女儿结了婚，害怕领带，——不，已经陷进古典“构图”中的他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党决不会“自然而然”就有了……在帕列赫，除了执委会主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济明，还住着区委书记舍斯捷尔宁，住着共青团员们，——甚至还住着一位警察局局长，有一次他（用帕列赫的“反透视法”！）——有一次——帕列赫有一个业余戏剧小组，经常在社会主义文化宫演出，——喏，不言而喻，——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是这个小组的“中心人物”就好了，——有一次这个小组确定了演出日子，贴出了手写海报，可是后来由于缺少演员没能演出，而当地警察局长半夜两点把全体“演员”召集到自己的房间，——喏，不言而喻，其中把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也召来就好了，——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演员们破坏无产阶级纪律，胡说八道，哄骗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波利娜·伊西多罗夫娜没有可在谁面前援引当代苏联文学，对其进行嘲讽挖苦！……）

就是说，帕列赫和罗曼·阿尔欣波维奇一面教阿尔别科夫，把他教会，一面在实践中指出应该如何来写，——因此他们把阿尔别科夫那篇描写编外人员的小说留在了编外，这篇小说不真实，虽然它是根据关于对革命的忠诚、关于“中立”之灭亡（中立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的正确思想而写成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从了国家，自己的祖国，发生过引人注目的事情和事件的祖国，改造历史和人的觉悟、从虚无中诞生的人们、从虚无中诞生的城市、工业、艺术的祖国。帕列赫的高韧性纸和漆器、帕列赫的工业、帕列赫的细密画艺术、帕列赫城，——它们都是用“反透视法”创建起来的，——它们“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当今时代的伟大，经历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升迁，像罗曼那样。他参加了挖掘新河流、使伊万诺沃州的乌格利奇和乌格利奇人、古代圣像画作者“灭顶”的前所未有的伏尔加-莫斯科大运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觉到了历史的破冰船的道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冲破千百年来的冰川的破冰船。这一切都很神奇。难道活着不神奇吗——当一名哪怕是时代的泥瓦匠，哪怕是时代的采石工——难道这不更加神奇吗？正如磁铁从看得见和听得见的形象的无数铁屑和尘埃中只挑选与意识和感觉相一致的东西一样，——因此时代的形象……

叶菲姆·维赫列夫，一位勇于献身者和党员诗人，来到帕列赫，组织帕列赫周年纪念活动，在帕列赫得了绝症，被安葬在帕列赫建筑壁画博物馆附近，即现在正在那里筹划兴建帕列赫公园的地方，帕列赫的新建筑工程正在施工的地方。这项建筑工程将使过去的时代与现代和将来交叉起来。叶菲姆的陵墓上写着普希金的诗：

黑暗的墓穴里安息着艺术家们的朋友和顾问……他好像拥抱你，好像为你而自豪！……

叶菲姆的死很可怕——全身血中毒。他是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瓦塔金家里病倒的，他刚一生病就说起了死，就感觉到了死。他身上很快布满了死尸的紫斑。于是他开始说胡话。在谵妄中，他在和帕列赫人交谈。在谵妄中，他在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交谈。他向领袖汇报了帕列赫的情况。他感谢帕列赫。他请求领袖在他，叶菲姆，死后来保护帕列赫。

当黑麦受了粉，当庄稼结子实的时候，黑麦散发出一股尘土和人体的气味。但这些气味勉强能闻到，被白天、风、太阳、艾蒿、矢车菊、风铃草和洋甘菊的气味盖住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在日落之前和日落之后长时间地躺在黑麦田埂旁，躺在没有割过的青草上，这时花香特别浓郁。他回家来总是拿一把矢车菊、洋甘菊、大翅蓟、飞廉和酸模。一般认为这些花没有香味，但这是不对的。

一到夜间，这些花便发出那种气味，应当把那种气味叫作夏天的气味，夏天的甜味、苦味、炎热味、尘土味、休闲味、黎明和日落味。梦在这些花的芳香中把现实与事实混合在一起，把数十年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与昨天刚发生过的事弄混了。梦中——阿尔别科夫和伊万、彼得、西多尔——当然都是阿尔别科夫，但在梦中，伊万有时对阿尔别科夫说的是真话，对这些话阿尔别科夫没有怀疑，而西多尔却玩弄手腕反对阿尔别科夫，这也没有使阿尔别科夫产生怀疑，——也就是说，意识在梦中发生裂变，以致现实中好像从来没有这种意识，——现实中即使有也只是在生病的时候。

而梦……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

业已拥有了自己的历史……

当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时代来到新的地方时……

……在高加索，在特鲁索狭谷，阿尔别科夫遭遇了大雷雨。山顶上的天空中，群星闪烁。山下，暴雨倾盆，雷声隆隆，群山伴着雷鸣在脚下急急奔去，闪电在脚下划过。在山顶处的大雷雨之上可以对宇宙进行思索。马慢步朝山下，朝谷地走去。在闪电的反光中，云彩从右面和左面，从前面，从旁边，朝着冰川、朝着卡兹别克山从下到上地飘动起来。它们单片地或连片地在游移。它们使马笼罩在谷地的雾霭和温暖之中。它们越来越多。它们把马和山岩藏到了自己的怀抱中。在旁边，在有十步远的地方，乌云骤然裂开了，以致马彼此闪避，一时间电光闪闪，雷声大作。闪电在刺目的光亮中划破了黑暗。雷声随着光亮响起来，使空气为之震颤，撞到一个，又一个，无数个山岩上。大雨如注般下起来，这时水柱、湍流、瀑布从山岩上飞泻而下。雷鸣和闪电急急向卡兹别克山赶去。乌云已悬在了山顶上，雷声从上边滚落下来。他们已经不在宇宙中，而在地面上了。几天以后，当时阿尔别科夫埋头做了一早上必须用微积分来计算的计算，算出了时间的相对性，——这个相对性就是两年以后使他在伊万诺沃无名湖畔和在那个到达帕列赫的、散发着夜莺和铃兰气味的第一个夜晚所进行的思考，思考“马克西姆号”的坠毁、思考红塔尔卡……几天以后，还在高加索时，算出了在阿拉扎尼谷地和晚间的闷热中、在黑暗中长寿的数字积分之后，阿尔别科夫倾听着从田野上传来的奇怪的吧嗒声和叫喊声。在田野上，在烟草种植场上，集体农庄庄员-格鲁吉亚人在采摘已经成熟了的烟叶，他们用夜间的叫喊声使自己振作起精神。他们叫喊的好像是“格哈姆格霍！格哈姆格霍！”用各种调子喊出来的”格哈姆-格霍”从一个烟草种植场传到另一个烟草种植场，鼓舞着在集体的夜间劳动中的集体农庄庄员。为了保证生产出优质烟，烟叶必须在夜间采摘，必须在天亮之前把烟叶挂在烘干室里。烟叶很像鹰的翅膀。在黑暗中，四轮大车吱吱呀呀地作响。被称作“蝙蝠”的灯笼的小火苗在四轮大车后边向烘干棚慢慢移动。烟叶成熟了。这时必须在几天之内把烟叶采摘完，采摘烟叶要在夜间进行。阿尔别科夫一夜之间四五次碰到那个不睡觉的、快活的、最积极的人，——他一会儿鼓动，一会儿不赞成，一会儿搭一把手，一会儿表扬，一会儿小声说话，一会儿像鹰似的叫喊着发出命令——他是布尔什维克党拉戈吉希区的区委书记，他什么都想亲眼看见，他无处不在，他不睡觉，也不打盹，——他现在就是烟草田的指挥官，集体农庄庄员就是他的军队，——他好像在打仗，——烟草、拖宕、时间（应当赶在时间前头）就是他的敌人。那天夜里，布尔什维克党在阿拉扎尼谷地一边对烟草进行征服，一边进行收获。

……在高加索以北很远的地方，在俄罗斯西北部，在夏西河上，在拉多加湖那边，曾于1928年建起一座夏西造纸厂，为列昂尼德·列昂诺夫[120]写小说《索契河》奠定了基础。诺夫哥罗德领地、奥博涅加郡、拉多加湖，——塔耶日州，奥泽尔内边区，——季赫温水系。——摩尔曼斯克大道。彼得大帝的故事，圣彼得堡的故事，彼得大帝的世袭领地。从前，早在这一切之前，在有人类之前——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化石志留纪、寒武纪、泥盆纪。冰河夏西。派萧索的景象：树木、石头、水、森林、湖泊、河流、漂砾、石滩。如同壮士歌中所歌颂的、像海一样的冰冻的拉多加湖。森林里居住着卡累利阿人、俄罗斯化了的芬兰人、大俄罗斯人。夏西河流入拉多加湖。瓦戈利马河流入距拉多加湖四公里处的夏西河。摩尔曼斯克大道全长十俄里。1925年6月，在这里，在湖畔的昼夜中，显现出松林、沙地、河流、湖泊、漂砾、静谧、白不呲咧的天空、诺斯金村农民们唱的无精打采的歌。诺斯金在建村时，被取绰号为杜拉金[121]，在这里，妇女们割草、种植亚麻、放牧牲畜，而男人们则在季赫温河上，在马里河上放木排，在湖泊上，涅瓦河上——年年夏天砍伐木材，准备流送，以便冬天无论男人还是妇女都到远离居民点数百公里的森林里去。诺斯金村紧位于夏西河和瓦利戈马河交汇处。诺斯金村现在已经没有了。

1925年秋天，这里来人了。人们用经纬仪测量了土地，点起了篝火，对诺斯金村人说，这里将建造工厂，巨大的工厂，还要建造城市。来人提出把诺斯金村迁移到新址。诺斯金村的人当然没有同意。当然，工厂来的人胜利了，当然，诺斯金村人断定，他们把城里人哄骗了：城里人商定，说诺斯金村将被迁移，城里人将要把新土地掘掉，说城里人将要为诺斯金村人建学校，买拖拉机。城里人愿意为诺斯金村人建造欧洲式农村，模范新村——当然，诺斯金村人没有答应：他们要求把他们的村子搬迁和建造得像从前一模一样才行，所以整整一夏天，“农夫们”和“农妇们”往返地从新地方跑到老地方，又从老地方跑到新地方，用小细绳测量，用打结的方法牢牢记住门、窗、拱腹的宽度和高度，以便用所打的绳结测量尺寸的精确度，要求建筑工人丝毫不爽地按照所打的绳结进行精确施工。

昨天，今天，明天，1928年整整一个冬天，有四千五百匹马和六千农民（大概都是诺斯金村人）在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附近的森林里，在河上干活，流送木材。他们在为已经矗立在夏西河河口、瓦利戈马河两侧、拉多加湖附近的工厂而干活，为工厂准备原料，为了工厂今年夏天开工。诺斯金村人在搞建设的这两年期间变得聪明起来了：即使是因为工厂每个月要作为薪水往这些地方投十五万卢布。夏西河的冰面上安装了巨大的起重机，钢铁构件，比当地诺斯金村的钟楼要高得多，关于这些起重机，当地一位老伯对庄稼汉们说：“你们快瞧啊，傻瓜，给你们架起了怎样的绞刑架啊，代替了上帝的小教堂呢！”——这些起重机把不计其数的原木源源不断地转运、发送到——已经不是欧洲的，不是美国的大工厂，——而是苏联的大工厂。在森林里，在夏西河的沙子上、漂砾上出现了一座宛若一艘船，一艘庞大无比的海船似的工厂，这艘船下到了无边无际的森林的海洋里，其蒸煮车间是一座十一层的高楼，这里摆着高度为二十米的一口口大锅，——工厂的中心大楼，——其蒸煮车间是船的上甲板，而顶盖是指挥桥楼，从那里放眼眺望，可以看见方圆一百公里处的森林、拉多加湖、河流、荒无人烟的地方、原始林带。人们在工厂里昼夜工作。工厂附近建起一座工人城，像诺斯金村人建新村一样，这座工人城是按照严格的设计而建立起来的，正面朝阳。从前，狼经常在那里奔走觅食，卡累利阿人唱着沮丧的歌曲，现在这里机器隆隆，汽笛轰鸣。机械师和烟囱安装工站在机器旁，更加专注地眯缝起眼睛在装配机器。一会儿没有钉子了，一会儿水泥没有补运到，行政管理机关与工厂工会没有配合好：工厂，森林中的、奥博加涅郡的城市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原料。

……十点钟，列车从列宁格勒开出，沿摩尔曼斯克铁路向北行驶，向奥泽尔内边区、向彼得大帝的世袭领地、向彼得罗扎沃茨克驶去。夜间，伊若拉工厂熄灯了。车厢里十分拥挤，坐满了俄罗斯化了的芬兰人、卡累利阿化了的大俄罗斯人、卡累利阿人、长着浅色眼睛和头上戴着芬兰式皮帽的人，前面是拉多加湖，奥涅加湖。车厢窗户外面——群星闪烁，森林耸立。午夜岑寂无声。两年前刚出现的伦加奇小车站。旁边是拉多加湖。车厢里夜间的闷热渐渐被夜间发出响声的寒冷、黑暗和雪取代了。小车站慢腾腾地向黑暗中爬去。同行者们在打趣逗乐。他们的小车站自愿地出现了，但小站的站长——大坏蛋，他没有报列车晚点多少时间，他穿着长衬裤来到站台上，对乘客们叫嚷道：“哎，游手好闲的家伙们，过来买票啦！”同行者们朝黑暗走去。那里停着一辆轨道车。轨道车向森林驶去。天空、黑暗、云杉、松树、白雪、原始状态。行了不知多少公里——出现了工厂的灯火，铁器的丁当声、工厂之夜的簌簌声，两年前，那里也是一片原始状态。同行者们沿着枕木走去，路过一幢幢黑魆魆的厂房，紧挨着人工水渠和土壕沟以及新的建筑工地。瓦利戈马河的桥被严寒冻得嘎吱作响，桥那边是按照最严格的设计建起来的工人新村，工人城，所以与俄罗斯乡村没有相似之处。在这个黎明前的时刻，街上亮着灯。严寒砭骨，三月之夜的严寒。在为来宾准备的房子里非常暖和，灯火通明。楼下和隔壁房子里——到这里来组装机器的德国人正在睡觉。不管是德国人，还是瑞典人，抑或比利时人，一律被称为德国人。

夜。梦。早晨。

是啊，窗外是工人城，是一排排住宅区。是啊，窗外是诺夫哥罗德人的奥博加涅郡，松树和云杉紧靠着房子，——要么街道掩映在松树中，——森林、白雪、漂砾。奥泽尔内边区。是啊，窗外是按社会主义者们的意志正在兴建的工厂。两年前，这里只是原始森林地区、奥泽尔内边区，诺夫哥罗德的土地。同行者们朝工厂的建筑工地走去。为了埋设自来水管道，地被掘开了。地下铺满了水泥管道、砖、木材、原木——盖厂房所用的一切材料。厂房盖得像一艘带有指挥桥楼的巨船——十一层的中心大楼。人的劳动抓住了这片土地和这些森林的辔头。瓦利戈马河桥头附近架起了构件，庞大的建筑工程。这个工程建成后，废水将排放到拉多加湖里。水站将向工厂供水，工厂耗费的水将要比全列宁格勒所耗费的水还要多。为了使比加里宁境内的伏尔加河水位偏低的夏西河不遭到污染，工厂将把废水排放到拉多加湖里。天气阴沉沉的。森林阴森森的。

同行者们朝夏西河岸走去，在那里，河岸的花岗石上面安装着起重机，这些起重机将把不计其数的原木投送到工厂。一个戴着有护耳的棉帽，穿着熟羊皮夹克和毡靴的德国工人正在安装起重机，对来到这里的同行者们、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和正在建厂的工程师们表示欢迎。他请求让工人三班倒，以便他能够在复活节之前结束工作。起重机吊在夏西河上方，压住了它。构件上挂着斗车，高高地悬在半空中，悬在有手指那么粗细的缆索上，但是旁边放着的为第二副和第三副构件所用的盘起来的缆索说明，缆索比人的手腕还粗。天空灰蒙蒙的。雪发青。这幅景色一点儿也不像谢罗夫[122]画的彼得大帝在彼得堡漫步的那幅画。人们迈着彼得大帝的步伐走着，被风吹拂的同行者们走在他们后边。同行者们离开起重机，走在机器运送原料和不计其数的原木的那条路上，朝车间，朝工厂走去。同行者们来到不计其数的原木将变为木屑的车间。一个瑞典人在机器旁欢迎来者。同行者们踏着楼梯，迈过胡乱堆放的石头，一会儿走在木材下边，一会儿走在木材上边，从没有组装起来的散发着机油气味和用粗席包着的机器零件旁边走过去。给这里机器送来的不计其数的原木将离开工厂，通过铁路枕木发往各个车间，经数十个车间加工后，它们将变为纸张、新闻纸、封面纸、纸浆、许许多多工业产品。同行者们踏着地下施工现场、铁路枕木、堆放材料的临时工棚、起重机和升降机的新挖土沟来到一个将用高炉从黄铜矿中提炼出硝酸和其他酸的车间。被用比全列宁格勒所需要的水还要多的水冲洗过的、被分出等级的、与硝酸混合起来的纸浆将倒进所谓的蒸煮锅里。蒸煮锅被指挥桥楼的十一层圆顶盖住了。蒸煮锅有六口，每一口高度为二十米，这些圆顶形的蒸煮锅，中世纪的塔楼，教堂的钟楼。纸浆要用泵喷射到十一层这些蒸煮锅的盖顶上，以便使其落进蒸煮锅里。在这里，每一口锅都比有五个房间的合作社住宅大，这些锅将要煮木头，就好比主妇煮碎麦米粥一样。这些锅将把煮好的木头糊糊送往庞大的贮水池，以便对其进行重新清洗，把硝酸洗掉，把有毒的废水进行过滤，然后通过巨大的管道将废水排入离工厂五公里外的冰冻的拉多加湖里。

要么用压力机把纯净的木头糊糊加工成纸浆，要么用机器将其制成印刷机所使用的新闻纸。同行者们走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一会儿翻沟越坎，一会儿踏着楼梯上上下下，一会儿踩着木材从一个厂房到另一个厂房。同行者们登上十一层的楼顶。在工厂的指挥桥楼上，风自由自在地吹拂着。森林和拉多加湖处在同行者们下边了，夏西河向雾茫茫的远方滚滚流去。可以认为，同行者们看遍了伦敦所有的绘画陈列馆——脑子变得实在有点儿迟钝了。腿和肩膀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留在意识中的是一个紧挨一个的车间。同行者们被领到越来越远的地方。欧洲只有一座与这座工厂等大的工厂，那就是瑞典沃利戈夫工厂。工程师们朝办事处走去，为了在那里抽支烟，看看计划。办事处还没有完全建好，只是一所简易木棚，——先制造机器，后用机器来制造一切，这是非常重要的。工程师们朝机械车间走去，这个车间建好了，天花板已经竣工。在发电站，在涡轮机身中，在工厂的心脏处，组装起两台八千瓦的涡轮机，三个楼层分别安装了配电盘。脑袋像灌了铅似的，比腿还沉重。

当同行者们返回来时，在瓦利戈马河桥畔，在供水站旁边，一个卡累利阿人模样的农民喊住了他们。他雄赳赳地拉紧缰绳，他那精神饱满的维亚特卡种马拉着带篷马车，即带篷雪橇。

“请问，拉你们兜兜风怎么样？”他喊道。

两年前，这里到处是石头、森林、水和天空，诺斯金村，又名杜拉金村的农民用灰化方式耕地。诺斯金村人用绳子打结的方式把自己的村子迁走了。现在有六千名诺斯金村人在原始森林里砍伐木材，有四千五百匹马为这个工厂运送木材。

卡累利阿人模样的农民坐在带篷马车的车座上，雄赳赳地仰起戴着芬兰式皮帽的头，豪爽地大喊了一声：

“请问，拉你们兜兜风怎么样？！”

请求就是建议。建议就是请求。两年前这里是原始森林。早晨，当同行者们去工厂时，他们看见总办事处对过，合作社和合作社食堂对过，那条主街上，有一个集市。人们向他们解释说，夏西河商场的集市迁移到这里来了。一个留着大胡子，穿着短皮袄的乡下人把自家做的黏土制品摆在雪地上——瓦罐、瓦盆、可以从尾巴上吹响的玩具公鸡。一个村妇摆着卖透明水果糖。一个笨拙迟钝的人若有所思地用鞭子在刨雪。一个像鲍里斯·库斯托基耶夫[123]的画中所画的村姑被一个穿着皮靴和夹克衫的小伙子的彬彬有礼弄得不好意思：小伙子塞给她一件四分之一俄尺长的两头带穗的精美物品。同行者们给自己买了能吹响的玩具公鸡。

晚上，散会以后（像所要求的那样，会上一切都“捆好了”），在工厂食堂吃过晚饭以后，同行者们到街上去转悠。根据步态和两手插兜的样子，一眼就能看出是“德国人”。“德国人”和俄罗斯小姐在大路上散步。小姐们戴着帽子。我们的人也在跟小姐们，跟自己的——我们的小姐们一起散步：我们的小姐脚上穿着皮靴，头上戴着头巾。一个反抗空间的男人热情地顶住胸口，一口气喝光了一瓶伏特加，热情地说：

“休息日，都喝醉了。”

当地一名工作人员即景讲了件可笑事：

“我敢说，你们要明白，监狱没有做预算。这笔预算只好失去了。盖了一座省钱的监狱。木匠吹牛说，他做了一个秘密孔，如果万一他本人身陷囹圄，好逃跑。这个秘密孔他只告诉朋友们。”

像过节似的灯火辉煌的俱乐部把广播喇叭里的话透过墙壁抛到大街上的寒冷中。当地一位工作人员在讲述冬天冒着严寒在原始森林中干活的英雄主义，那时寒鸦冻得都从天空中掉下来了。昼夜不停地在建工厂。一个同行者摸着口袋里的玩具公鸡，思考着人的生命的神奇，人的生命力。两个姑娘从这里路过，走过去以后便笑了起来！——生命开始了！——开始的不是打绳结测量的生命，而是用直尺测量建造起来的这些工人的住所、这些住宅楼的生命。这些楼房属于杜拉金村，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在两年时间里改建的。

在为来宾准备的房子里，同行者们注意地仔细检查着墙壁，想找到蟑螂——蟑螂他们没有找到。杜拉金村人吹着会响的公鸡玩具，转身朝工厂走去。诺斯金村人首先碰到的是工厂蒸煮车间的指挥桥楼。一切都非常清楚，无须解释。神奇的生命！

夜里，当一个人刚刚睡着一个小时就起床，那是非常难受的。缺月挂在云杉树梢上，照得天空发亮。看守人在黑暗中彼此吹口哨打招呼。同行者们踏着建筑工地上的沟沟坎坎朝轨道车走去。一个民警喊住了他们。摆脱了黑夜的这一天的生活开始了。与工厂一起出现的伦加奇车站有一位本性残暴的站长，他认为他身边的人个个都游手好闲不干活。天不可阻挡地渐渐亮了。同行者们没事干，谈论着美国，美利坚合众国，谈论着关于三十年前美利坚合众国曾是一个最最粗放型的农业国。这是关于计算纸浆的价格，关于工厂在三年时间里收回成本、关于社会主义的积累资本应以几何级数字增长和十年以后这个工厂应有五个这样的兄弟厂的白天的谈话的继续。布尔什维克们谈论着创造的激情。脑子被夜晚和各种印象搞糊涂了。应该说出一个同行者的名字——马尔捷米安·彼得罗维奇·舍夫琴科，塔拉斯·舍夫琴科的孙子，乌克兰的农民，现今是列宁格勒造纸托拉斯主席。这对于黎明不是偶然的。塔拉斯·舍夫琴科从前是农奴。伦加奇车站的窗户被朝霞映红了。马尔捷米安·舍夫琴科谈着他刚刚去过的美国。

人类的天才所创造的一切都记录在纸上，人类有史以来，人的全部脑子总是流在纸上，流在人所创造和所做的一切上，流在人类及人类的历史和建设中应有的一切上。工厂是为生产纸浆（纸便是纸浆做的）和纸张而建的。这座工厂给造纸厂生产五万吨即三百万普特纸浆。这座工厂生产五万吨新闻纸，一卷卷新闻纸销往全苏联。这座工厂生产一百三十五万普特纸浆，为此，六千人和四千五百匹马要在零下二十七八度的林中土窑里过冬。包装纸车间利用纸浆废料生产出二十七万普特包装纸。

这座工厂，这座城市建在森林里，就是为了造纸，造最伟大的文化发动机，以便把人类的思想记录在上面，——这座工厂像一艘巨大的海船，十一层蒸煮车间的圆顶就是其指挥桥楼。这艘船，不管怎样，只有一条路——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路。

……在拉戈吉希河东北方，在夏西河东南方，在亚洲，在哈萨克斯坦铺设了一条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突西铁路。在从莫斯科开出的列车前来参加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贯通典礼的那一天，在艾纳-布拉克附近，也就是在突厥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南北两条道路的结合处附近，正在铆接北路的最后几公里。政府的列车载着政府的代表、工人代表团、苏联新闻记者和文学家以及从美国到日本的新闻记者和文学家，离开莫斯科，以上述那些人的庄重稳健驶入夜晚的庄重稳健之中。他们是从千千万万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都有名望、有地位和事业。载满了休息的人们的列车在稍稍压低声音的淡紫色的梦的牧笛中稳健行驶。列车向亚洲、向原始状态、向沙漠驶去。这是发生在1930年4月20日夜到21日的事情。

已经临近了艾纳-布拉克，临近了4月20日，南部的铺路场赶上了采石工人，顶到了山岩跟前，于是铺路工人把自己的道钉锤换成了铁锹，帮助采石工人，干了一昼夜。夜渐渐向21日走来。日落时，阿芒纳炸药轰隆隆地响起来，山岩被炸开了，道路往山里推进了。白天下了雨。殷红的晚霞即将退去，在沙漠中，在绵延数千公里的地方，——在炎热和沙地后面，——近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几乎人迹罕至，阿芒纳炸药在落日余辉中轰隆作响。于是人们向着阿芒纳炸药响起的地方拥去。黑漆漆的夜晚来临了。甚至夜色中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在被阿芒纳炸药炸开的山岩之间挂着汽灯，内燃机车把探照灯的白光洒满了狭谷。天上下着雨，工业的灯火划破了黑暗，把山岩、狭谷、人们的脊背、枕木、十字镐、大锤、铁钎、脸、微笑、旺盛的精力和疲惫不堪留在了亮处。一辆辆小斗车从黑暗中出来，吱吱嘎嘎地响着，又走进黑暗中。灯火变化着方向，所以看得见的总是一些拿着十字镐，弯着腰刨花岗石的新的脚、头、脸。哥萨克和俄罗斯人的斗车和内燃机车在轨道上往来穿梭，干得很欢，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和阵阵呼哨声，没有信号灯。斗车和内燃机车的响声和干活的砰砰声与俄罗斯哥萨克的搬运曲混合在一起：

嘿哟，来呀！——干起来呀！嘿哟，走起来呀！

人们彼此叫喊呼应，石头轰隆作响，信号钟丁丁当当，气压钻岩机发出哐啷咂啷的响声。在这岩石、机器、人们、灯光和各种声音的混合中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在这里指挥和调度的是工业。在向右一百步远的地方，在向左一百步远的地方是——沙漠、黑暗、数千公里的沙地和没有人烟的空地。向前一百步远的地方是——峭壁、花岗岩和为了敷设钢轨而必须打通的峭壁垂直面，在这条钢轨上将要通过的第一列列车就是今天从莫斯科开出的列车。4月22日，当免票的莫斯科列车上的乘客在到达奥伦堡之前睡觉时，铺路工人和采石工人在早上七点钟共同把最后的大块花岗岩从狭谷中清理掉，而中午一点钟，当免票列车的乘客用餐时，这些铺路工人扛着道钉锤走在枕木上，去敷设钢轨。旁边的山岩后面是艾纳-布拉克河。艾纳-布拉克河上还有一座桥保留下来。北方人-铺路工人迎着南方人走来了，想认识一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同志们，但是迎面——面对面——向他们走了两年。在这两年期间发生过许多事……在齐克帕尔山口，在伊犁河那边，一队铺路工人被零下五十度的暴风雪埋住了。铺路工人行有加温车，住有帐篷。狗在严寒和暴风雪中都倒毙了，但人们在工作。在这绵延数千公里的严寒、风雪和沙漠之中，面包、燃料、工具并不总是能及时运到。白天，人们冒着山口凛冽的严寒修路，夜间，把辎重和宿营的帐篷拉到前面，好把白天的时间腾出来干活。有一天夜里，刮着暴风雪，一节锻造车厢脱轨翻倒了。为了第二天一早就能开工干活，当天夜里必须把这节车厢竖起来。暴风雪好大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要想把车厢竖起来，需要拉枕木来，用枕木做成千斤顶。于是苏尔坦·巴斯特尔巴耶夫冒着暴风雪的黑暗去拉枕木了。巴斯特尔巴耶夫陷入呼啸的狂风之中。巴斯特尔巴耶夫在暴风雪中失踪了。当时剩下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四散开去，彼此叫喊着，呼应着，去寻找牺牲了的巴斯特尔巴耶夫。巴斯特尔巴耶夫找到了，他和马一起翻倒在陡峭的山岩下边，他没能从那里走过去，陷进了雪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时挨冻的一队人开始向前赶路，那是创记录的几公里路程，既非常短又非常长，因为刮着暴风雪的这两三公里路是创记录的、是超过美国的、是铺设钢轨的两三公里。在巴尔喀什湖那边和整个这片空旷的草原-沙漠上，新月形沙丘不停地游移，把草原变成沙漠。哪里有沙子流动，哪里就没有水，哪里就什么都不生长，除了梭梭，哪里就什么都不存活，除了蜥蜴和乌龟。现在已经不是零下五十度了，而是巴尔喀什沙地上的七十度高温。时常刮风。风卷起沙子，像雪粒似的，沙暴肆虐，沙子迷眼，随着呼吸进入肺里，灌进牙齿缝里和食物中，一嚼就咯吱咯吱响。沙堆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把一切都盖住和弄乱了。在这样的沙地上，汽车无法通行，双轮大车会陷进去。铺路工人就是在这样的沙地上，冒着如此的炎热和沙暴行进，铺设钢轨。这片沙漠上没有水。水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来的。在这非常的酷热中，人们喝水是有定量的，一人一昼夜供应一升水。人们被沙子打坏的眼睛发痛。沙子侵蚀着伤口。在沙地上，又没有水，挖土工人的马都拒绝干活了。人们向前行进，把空闲时间用来消灭塔兰图拉毒蛛、避日虫、蝎子和毒蛇。人们走过了这些沙漠，在沙漠中建起了铁路的工业。而每逢春天，当被溪流催赶着的河水暴涨起来的时节，人们在盐碱地上下到没膝深的腐蚀皮肤的咸水中干活。出乎意外的、料想不到的水有时弄到枕木上，冲坏了路基，使业已铺成的铁路面临被毁掉的危险。人们同水做斗争，同夏天极其缺乏的水做斗争，没有劳动时刻表，昼夜不睡觉，有时甚至其他人也睡不成觉。发生这种情况时，铺路工人成星期成星期地什么都看不到，除了地平线和天空；什么都听不到，除了机器的轰隆声，风的呼啸声，鸟儿的鸣叫声和蜥蜴的吱吱声。

无票列车驶近奥伦堡郊外，沙漠立刻展现在眼前，这是一片灾难性的辽阔的、灾难性的赤贫的、黄澄澄的、无边无际的、四月份就已经被太阳晒焦的、像撒哈拉大沙漠一样炎热的沙漠。从这个哈萨克的亚细亚到阿雷斯、奥利耶阿塔、阿拉木图，艾纳-布拉克的一路上，到处是沙子和炎热。白天酷暑难当，夜晚严寒砭骨。被吹走的新月形沙丘，像被暴风雪吹走的雪一样的沙漠、梭梭、艾蒿、石头、沙地、新月形沙丘、梭梭、盐湖，盐像雪一样摊在湖岸上。偶尔能见到几处帐篷。偶尔有骆驼走过。偶尔有骑马疾驰的哈萨克人：哈萨克人看见火车以后，打几十公里以外就飞跑着截断火车的去路，使马和火车头赛跑。咸海的水流到了沙漠里，海就像沙漠一样了。沙漠黄澄澄的，犹如驼毛，被太阳烤焦的空地，像蒙古人的脸。列车超过了莫斯科时间三个小时：莫斯科时间落后了三个小时。咸海那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天山支脉终年积雪的山巅。天山那边，紧挨着就是中国。太阳灼人，气温高达五十度，列车从枕木和沙子上驶过，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列车从突西铁路枕木上碾过：如果把这两条蜿蜒的路轨从地平线上拆除掉，那么它的景致将又会是许多世纪以来的那个样子了。骑马的哈萨克人追上来了，飞跑着追上了那两个拉着免票列车车厢的火车头。

沙漠。

一条小溪从山上流下来，这条小溪经过了水平仪的计算，使用其每一滴水都经过精打细算，这就是古代的水利，灌溉系统，——住在主要灌溉渠那里的米拉布在古代乌兹别克斯坦由国王封的水利官员。指挥着河水的流动。现今指挥灌溉渠的是工程师，所以在这里，在这些灌溉渠附近，在只是把无门窗的墙朝外的平顶房附近，在这里——亚热带植物，杏树、核桃树、扁桃树开花了。用水平仪测量过的田间生长着棉花、水稻，旱地里生长着麦子。阿拉木图市，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从哈萨克斯坦语准确地翻译过来就是——苹果之父。古代的水利可以改造，现代的水利可以修建。美国一些工程师来到中亚。工程师戴维斯在自己的祖国美国曾是政府水利部部长，他对免票列车上的人们说，他打算在近五年内在中亚重新装备耗水量和灌溉现在的荒地（比如，饥饿草原[124]这两项工作的数量是他在美国二十年时间里所灌溉土地的数量。工作已经开展起来，而且这些新的水正在改变着沙漠的景观。沙漠，炎热！斜坡上有的地方长着粉苞苣、茎叶肥壮的绿油油的牛蒡、含有橡胶的植物，沿巴尔喀什湖，在伊塞克湖那边，沿伊犁河的最深谷地线，生长着野生茶叶花。东方的地平线上耸立着巍峨的山脉，蕴藏着丰富的矿物和金属。好一个灾难性的辽阔幅员！

为了证实突西铁路的开通，一些外国新闻记者也乘坐免票列车进入了亚洲。他们的电报和无线电广播从艾纳布拉克发往地球的四面八方。外国人旅游像老奶奶一样，随身带着一条猪腿、一箱酒、一箱矿泉水、一桶桶罐头、咖啡壶、茶壶，尽管餐车上供应很好。外国记者有两台播放狐步舞曲的留声机、鸡尾酒手册、照相机，甚至还有摄影机。他们又吃又喝，按照美国的规矩打扑克，休息时听狐步舞曲和黑人舞曲，他们给骆驼、给自己和骆驼、给哈萨克人、给哈萨克人的帐篷拍照和摄影，拍累了便喝鸡尾酒来提精神。列车第一次从伊犁河的新桥上通过时（第一列列车第一次过桥），有些外国记者像从前老奶奶那样不敢过，于是便徒步绕过桥去。

地平线上枕木旁显现出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和三四座帐篷——这是一个小站，会让站。成排的房子还没有建成。列车向车站行驶，骑术高超的骑手们，骑马的哈萨克人在辽阔的沙漠上也向车站驰去，他们的马紧贴着地面袭步飞奔。在车站上，哈萨克人密密实实地站了一片。他们的脸是原始的。在炎热中，哈萨克人穿着羊皮长袍，羊皮裤子（但有些人赤着脚，哪怕只用大拇趾随便地扶住马蹬也好！），他们的帽子护耳也是羊皮的。马的个头特别小，跑得特别快。哈萨克人的马鞍上驮着被子，于是马鞍被涂成了红色。哈萨克人很乐意使自己的马奋蹄疾驰，莫斯科人好像从这些筋疲力尽的马上坠落下来。哈萨克人的帐篷里摆着大箱子，地上铺着地毯，帐篷中间生着小火炉。看来，哈萨克人还不懂得需要洗脸。他们身上有一股马汗味和马奶酒味。不是在一个车站上，而是在好几个车站上，哈萨克人都这样问：

“列宁是和你们坐一趟车吗？请把他指给我们看看吧，”他们不知道列宁已经死了。

哈萨克人纷纷爬到列车上，摸摸这儿，动动那儿，开心地微笑着。这是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第一次看见的第一列列车。两个哈萨克人来到餐车，——他们脸上显出惊惧的神色。他们害怕地彼此望了一眼。他们向前伸出手来。他们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他们在镜子里彼此指给对方看。他们抽搐着可怕的脸。他们哈哈大笑。他们战战兢兢地用手指和马鞭戳戳镜子。这两个哈萨克人有生以来头一回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头一回在镜子里仔仔细细地看自己，认识了自己。外国记者给哈萨克人照了相，摄了影。可以请哈萨克人吸烟。他们很有礼貌地微笑着。可以邀请他们唱歌。这时两个哈萨克人面对面地在枕木上坐下来，彼此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把自己带护耳的帽子推到后脑勺。这时沙漠上响起了声音，声音拖得很长，长得像沙漠，声音干巴巴的，干巴得像炎热。他们的歌很短，只有一句歌词：

“哈萨克人在草原上放牧着自己的畜群，可是草原上来了一辆大铁车。”

或者：

“沙皇把哈萨克人叫作狗，可是苏维埃政权来了，于是哈萨克人成了哈萨克人。”

或者：

“一个哈萨克人放牧着自己的畜群，可是来了一辆大铁车，于是这个哈萨克人当了工人，参加建设。”

当列车驶进艾纳-布拉克站时，已经是夜间了。于是夜间出现了那种古代的、无与伦比的、独一无二的景象。艾纳-布拉克站位于谷地，有十平方公里的斜坡，西临沙漠，东抵群山。所有的山丘和所有的谷地都被游牧人停宿地的篝火照得发亮。列车停了，止住了隆隆的响声，这时从黑暗中，从十公里以外传来了游牧群的声音，马的嘶鸣、骆驼的吼叫和喉音很重的人们的叫喊声。有一股炊烟味、干粪味和马汗味。黎明把游牧人的宿营地暴露了出来。宿营地像在拔都[125]时期、帖木尔[126]时期的宿营地一样。所有的山丘上满都是骑马的人。他们或单独一人，或三三两两，或一帮一伙，或浩浩荡荡成群结队地骑马驰来。马扬起的尘柱直冲云天。哈萨克人从五百公里、七百公里（哈萨克斯坦比欧洲大！）以外赶来参加庆典活动。骑在马上的除了男人还有妇女和儿童。三岁的孩童坐在马鞍-摇篮里，七十岁的老婆婆在用银子打造的马鞍上打盹。妇女们的头上裹着白缠头。载来了世界各国人们的几列免票列车停在谷地的枕木上，三个星期之前，这里除了春天的郁金香和艾蒿以外，什么都没有。列车头对头地停在那里，因为它们之间的枕木还没有铺完——总共有几米，这几米将在庆祝活动这一天，在通车庆典这一天铺完。哈萨克人来参加庆祝活动，目睹从未见过的新鲜事。在山丘上十三个地方，大型公共食堂炊烟袅袅，在沙漠上升腾飘散。突西铁路管理局请集合起来的全草原的人吃馅饼。在这些酒宴上，在用薄木板搭起来的棚子底下，在五十度的高温中，穿着羊皮长袍的哈萨克人盘腿坐在羊毛毡子上，用手抓着吃羊肉饭，喝矿泉水，像喝伏特加似的，拔都的酒宴被摄影机摄下来了。酒宴结束后，哈萨克人冒着午后的炎热，骑着马朝山丘后边的草原驰去，数万名骑手参加了越野赛马，捉羊，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庆祝和狂欢。在那里，在草原上，数万人围着土岗排成了方阵。雷斯库洛夫，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哈萨克人，骑着马，在土岗这边指挥着。哈萨克人的数万匹马围着土岗站定。勇士们，即参加一对一交锋的骑手们骑马来到中间，来到土岗这边的空地上。骑术高强者委员会就是这样产生的：两个勇士必须互相格斗，其中一个要从马上摔下来，——胜者组成委员会，并获得奖品。对手们互相进攻，互相从马鞍上拉下来，他们的马含有敌意地嘶鸣和互相厮咬。然后，骑术高强者开始了越野赛马——捉羊。急急跑来一只活山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抓住这只羊，把它搭在马鞍上带走。谁把这只羊运到土岗那里，谁就是胜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把羊抢过来。比赛中，一个哈萨克人的手臂被弄得脱臼了。他晕了过去，他的手臂从未有过地弯成了弓形。立刻，马上，以哈萨克人的方法把这个手臂脱了臼的人抬到了马上，立刻使他的骨头复位了。他刚一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就投入了一对一的交锋中。当把山羊放出来时，草原上回荡起无比的、空前的号叫声。游牧群上空扬起铺天盖地的沙尘，比伦敦的雾还浓，尖叫声和号叫声响成一片。骑马的游牧群朝一个方向奔跑了数十公里，然后右转，由原路飞驰而来。谁胜了，谁将成为方圆很远很远一带的英雄。这许许多多碰过运气的人违反本能地骑在马上，在草原上飞驰，尘柱滚滚，马尾飘动，叫声喧天，原始森林一闪而过，好一派古代壮观景象！好一片库利科沃原野[127]！……道路就这样被哈萨克人开通了——不单单是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中亚、苏联的道路——而且是全球的道路。在突西铁路的一个车站上，免票列车的餐车里进来四个人：两个工人和一位带着女人的年轻工程师，那女人大概是他的妻子。天已黄昏。进来的人在旁边坐下来，点了欧洲风味的菜肴。工程师的妻子把端上来的菜分到盘子里。三个男人精神勃勃，在这里，在成吉思汗、在匈奴和哈萨克人的沙漠上。列车上不仅有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而且还有欧洲的、海外各国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车厢里除了俄罗斯人，除了大陆的欧洲人以外，还有开放的美国人和保守的日本人。列车过道里散发着“古怪”的气味。

餐车里浆过的桌布发白，像人们的白衣领。列车停在梭梭和新月形沙丘滚烫的沙地中，餐车里却有冰镇矿泉水。有四个人来到餐车吃晚饭的那个车站是这样的：站长指挥着道路、道岔，处理着临时板棚中发来的电报。车站周围有六座帐篷。一条灌溉渠从站旁流过。在灌溉渠后边，帐篷后边，草原上的沙漠向南、向西和向北绵延开去，东方是冰冻的天山山巅，沿天山山脉是中国边界。在这个车站上，人们喊着“乌拉”，迎接了这列免票列车，哈萨克人骑着马，来到列车的紧窗户跟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先卡塔雅马，用英语发表了讲话。炎热渐渐退去，寒冷袭来。西边的余辉久久燃烧，变暗了。沙漠向黑暗延伸，发出艾蒿气味。列车上的人们休息了，他们被白天的炎热和在突西铁路贯通庆典日之前折腾得疲惫不堪。火车头在黑暗中慢慢地蓄水。这四个人在靠边的一张小桌后面坐下来。三个男人一身行军的装束：高筒皮靴，军便服上衣，他们很快活。他们彼此开着玩笑和碰杯。他们点了特色菜肴，从容地品尝着。餐车里灯光明亮。坐在邻桌的是美国人。他们疲惫地喝着酒，坚决地说着彬彬有礼的盎格鲁萨克逊的真理：甚至亚洲也不可能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火车头驶近了，把列车推走了。一个服务员提醒说，列车开行了。

“没关系，”工程师说，“我们在上坡道上从车上跳下去就行了。”

列车驶入了黑暗。半小时以后，列车减速了，开始钻山洞。工程师付了账。一行四人站了起来，美国人发现连那个女人都穿着擦上油的皮靴。客人们离开餐车，来到通过台上。火车头发出咝咝的响声，吃力地爬坡。

“你们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列车员问。

“返回车站去。”工程师愉快地回答说。

头一个跳下车的是年龄大些的工人。在他之后跳下去的是那个女人。火车头发出哧哧的声音，车厢里的窗帘放下来了，长龙似的列车在上坡道上不时地吱嘎作响，从留下来的人身边驶过，转入山岩，消失在黑暗中，开走了，载着人们去庆祝突西铁路的通车典礼。这四个人走在崎岖的山丘上，没有小路，他们对草原和难以通行的山道已经习惯了。他们走着，精神勃勃，十分快乐。走了一个小时以后，在山下边很远的地方，在黑暗中，车站上亮起的一星灯火依稀可见。一路上，四个人唱着俄罗斯歌曲。又走了一个小时，渐渐看得见草原上车站周围的篝火了：这是前来迎接列车的哈萨克人，他们在这里安顿下来过夜，煮自己带来的砖茶，烤羊肉。又走了一个小时，同行者们来到了车站。他们刚一从小丘上下来，便冲着车站上的黑暗喊道：

“我们来了！我们回来了！”

人们纷纷从窑洞里，从帐篷里走出来，聚集在一座帐篷对面的篝火旁。

“哎，请讲一讲你们有什么收获吧。”

水电勘查队暂住在免票列车通过的车站上，骆驼在山丘的斜坡上放牧，人们在帐篷里休息，帐篷前停着一辆双轮大车，辕杆朝上翘着，车上装着勘查工作者的钻探工具、化学实验室和简单的家具什物。这支勘查队已经在沙漠里走了两年了，寻找和检验着水，以及水的数量、月流量、水位、成分，这是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生命之水。这支勘查队由七十名工人、工程师-水文学家、地质学家、土地测量专家、还有三位女化学家组成。这支流动勘查大队从一个长丘走到另一个长丘，从一个土包走到另一个土包，从一条河流走到另一条河流，既在地上，又在地下数百米的地方寻找着水，在这一队人的记忆中，既有夏日难以忍受的炎热，又有山口处肆虐的暴风雪，每当这时候，狂风把帐篷撕成碎片，刮得到处纷纷扬扬，雪埋住了骆驼。这支流动大队夜晚在篝火旁宿营，白天在建立英雄业绩的勘查中行路，它应该给突西铁路带来水，并且把生命也同水一起带来。这支勘查队还将在沙漠里行走很久，还将拉着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仪器、帐篷、家具什物的双轮大车慢慢爬行，还将支起帐篷、使辕杆朝天扬起，还将在篝火旁休息，顶着炎热工作。勘查队里的人在一起住熟了，像兄弟一样。夜晚，大家围坐在篝火旁，每个人都讲了自己童年的故事。在餐车里用过餐的那四个人是：来自巴库的一个矿工；一个挖土工；一个两年前刚从莫斯科矿业学院毕业的年轻工程师、年轻党员，科洛姆纳一个工人的儿子，第四位是他的妻子，从托姆斯克来到这里参加突西铁路建设的勘查队的化学家。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被召集起来的。世界与这些勘查者的联系被切断了，——唯有勘查队员们随身携带的、把天线固着在帐篷上的无线电广播报道着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在免票列车通过的那一天，勘查队休息了。他们像期待喜事似的期待着从莫斯科开出的列车。列车晚点了。人们登上山丘，想看一眼将要从这里，从三个月之前除了沙漠一无所有的地方通过的第一列列车。当时一个工人自我惊讶地说：

“啊真的，真神奇，”他惊讶地说，“列车上有饭馆了！我已经两年没有下过馆子了！”

半小时以后，勘查队集合起来抽签，他们开着玩笑，打打闹闹，十分开心。人人都到餐车去是不可能的。凭抽签选出四个幸运者。

“哎，请讲一讲你们有什么收获吧，”高级工程师说。

“美美地吃了一顿！”巴库来的工人回答说，把帽子推到了后脑勺，“有餐巾，桌子上铺着桌布。”

“喝了矿泉水！”

“等一下。请按次序讲。谁先报告？”高级工程师说，“请按次序讲。你们爬上了车。坐下来。点了菜。点的什么菜呢？”

“凡是我们这里没有的，我们全都点了。我把餐巾塞到胡子下边，像美国人那样！”挖土工说。

帐篷旁边的锅里煮着羊肉。含有盐分的星星在帐篷上方的天空中，在辽阔无垠的草原上的天空中闪烁。炎热消退以后，严寒降临到沙漠上。勘查队员们围着篝火，有的蹲着，有的躺着，他们详细询问幸运者们，并在每一次回答之后都哈哈大笑，他们什么都打听，从餐巾的质量到美国人的眼镜。夜很深了，勘查队员们才各自散开，回自己的帐篷睡觉去了。年轻工程师钻进帐幔，在帐篷里羊毛毡上躺下来，一只手放在头下边。他回忆起莫斯科，回忆起大学生时代，他在想突厥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南北两条铁路明天将要贯通，西伯利亚将要与中亚连接起来，人们将要聚集起来，观看通车庆典活动，前来参加突西铁路开通庆典活动的全球的记者们将要发出电报和无线电报，这些电报和无线电报一昼夜之间将传遍全球。他在想，在政府的这列免票列车通过之后，将会有许多列车开出，但他一点儿也没有考虑他和他的同伴们在这片水决定一切的缺水的沙漠中为这条铁路的贯通提供了最主要的、决定一切的东西——水，水！在这两年里，他看见沙漠怎样在沙漠中减少，钢轨怎样铺到沙漠中，运来了一切能够运来的物资。在夏日的炎热中看得见地平线上不存在的城市幻景，但一座座城市却在现实中出现了。如今建起了阿亚古兹车站的地方曾经是一片有过五所土坯房子和四座帐篷的沙漠。曾经是一片沙漠的地方如今是阿亚古兹城，1928年8月，那里，山丘上，风呼呼作响，峭壁下，博坦小溪流水淙淙。同年九月，那里出现了勘查者们的浮式排泥管，一个没有在纸上设计出来的新村。1929年5月，那里出现了一座城市。那里出现了既有宽敞的俱乐部，又有明亮的食堂，还有修理厂、电报局、电话局、医院、铁路桥畔的铁匠铺——修理厂发展成了大工厂。那里正在兴建、即将建成和已经建成的有：突西铁路上巨大的机车库、压花厂、屠宰冷藏联合企业、发电站——全然一座新兴城市，楼房林立，围着栅栏的房前小花园，街道，摆在房前的长凳，合作社小铺上的招牌，广播，摩托车和汽车的轰鸡声，人们在这里生活、工作、休息、繁衍生息。离阿亚古兹不远是一座军人监狱的旧城，谢尔基奥波利城，这座城建于帝王时代，是为那些必须维护君主政体的士兵而在沙漠中建造起来的。于是谢尔基奥波利城，在这座城里活着的人都逃到阿亚古兹去了。就是说，在突西铁路上，不仅有城市在诞生，而且也有许多这样的小地方、车站、会让站和小山村在消亡。勘查队一开始就看见了商队，骆驼队在沙漠里行走，它们来自中国，到中国去，到蒙古去，或在哈萨克斯坦，来自吉尔吉斯，到吉尔吉斯去，到乌兹别克斯坦去和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这些载着沙漠中的商品，载着棉花、大米、皮革、俄罗斯印花布和小金属制品、粮食、木材、毛织品、皮毛的沙漠中的船只用无声的脚步走过成千上万公里，于是这草原上的原料和俄罗斯联邦的工业产品从塔什干、谢米帕拉金斯克、阿拉木图到塔什干、谢米帕拉金斯克、阿拉木图转辗行程千万公里。勘查队还看见塔什干和谢米帕拉金斯克如何互相迎面走来，为了使沙漠减少，使沙漠推移开去数千公里，使中国西部靠近艾纳-布拉克，近得使其好像在这些沙漠存在的许多世纪里从来不曾有过。商队改变着自己的道路。勘查队走在哈萨克人的草原上。勘查队见过哈萨克人的帐篷、他们的马、他们的畜群、极度的贫穷和由贫穷而造成的懒惰、宁静和日常生活，他们的日常生活只局限于沙漠、帐篷、马奶、妻子（或几个妻子）的肥大灯笼裤、绵羊生病，以及刮风、严寒，哈萨克人躲避严寒像躲避炎热一样，裹上从来不替换的熟羊皮。勘查队见过哈萨克人生活的原始状态，那时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不能称之为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勘查队起初看见哈萨克人害怕地望着他们的浮式排泥管和施工现场。勘查队看见哈萨克人后来如何到他们这里来刨土、挖土、运土，以便给道路修建起床榻。施工结束时，勘查队发现，在突西铁路的许多车站上和小车站上，几乎在每一个车站上，当扳道工、给油工、乘务员、司磅员、看守员的都是哈萨克人，而在突西铁路枢纽站上为哈萨克人建起了学校和专修班，在这里教哈萨克人学当司机、钳工、站长、报务员、办事员、会计！……铁路使空地得到改造。铁路使人得到改造。铁路使面包和拥有面包的权利得到改造。沿着铁路兴建了水利，这些水利将灌溉千百万公顷水稻、棉花、洋麻、茶叶花、苧麻。无论是勘查队还是哈萨克人，夜晚围坐在干粪块燃起的篝火旁，唱了多少支歌颂伟大的道路的歌曲啊！……

7月20日从莫斯科驶出的政府的免票列车来庆贺突西铁路贯通典礼。泛着瓦灰色光泽的普尔曼式列车沿着突西铁路的枕木向艾纳-布拉克站驶去。列车夜间驶抵艾纳-布拉克站，停在主道上。艾纳-布拉克站周围的群山亮着古代宿营地的灯火，因为哈萨克人从方圆数百公里的地方赶来集合在这里庆贺突西铁路的贯通。艾纳-布拉克的群山和山丘上篝火旁的哈萨克人那副样子像在拔都时期一样。

无论是夏西河还是突西铁路——都已成为日常生活必需的、不可或缺的、理所当然的，——载入了产生新的空间、新的时代、新的人们的历史之中。

……阿尔别科夫木屋中的矢车菊、薄荷、洋甘菊、酸模、艾蒿都凋谢了，枯萎了。

帕列赫附近的沼泽里生长着一种可怕的羊踯躅草。猎人都害怕这种草。羊踯躅草的气味几乎闻不着，但是假如在生长着羊踯躅草的地方待上哪怕不到半个小时，人就会晕厥，感到心里发紧、耳鸣、恶心。假如朋友们不把羊踯躅草中毒者带走，假如后者不从沼泽里爬开，假如他是单独一人，那么他必将死于羊踯躅草。无论是野兽还是人都不在羊踯躅草附近生活。但羊踯躅草会和沼泽地一起消失。沼泽地却需要人去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