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里两条主街的十字路口，矗立着一座带圆柱的房子，房前有一个围着栅栏的小花园。公共汽车、行人、出租货运马车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川流不息。这座房子确切无误地表明，小花园后面，用这些圆柱支撑着的、默默无语的这座房子，已经在这里平静地矗立了一百年了。房子上没有挂任何牌匾。房子的大门外，人群熙来攘往，鸣着喇叭的公共汽车往来穿梭，人的时光在匆匆流逝，灰蒙蒙的一天在匆匆流逝；叫卖的报童、提公文包的人们、穿着齐膝的短裙和骗人眼球的长筒丝袜的女人（误以为她们裸着大腿呢）来来往往。时间在雕有狮身鹰翅鹰首的大门后面安静了，停止了。在城市的另一端，矗立着另一座房子，同样是古典建筑风格的，有围着栅栏的房前小花园，有圆柱，有耳房，有神话中瞎说的那种面目狰狞凶恶的丑八怪浅浮雕。这座房子位于城边上，房子前面有一座开阔的广场，广场上方呈现出城市这一区域灰茫茫的辽远苍穹、两根工厂的烟囱、天线和电话线。这座房子的花坛里没有种花，也没有种丁香。院子里种的白桦树长高了，现在，在这秋日里，湿漉漉的白桦树枝条低垂，树叶凋零。在院子和房子后面有一处坍塌的陡岸，那里有一条河，河那边的草地上又呈现出迷茫的苍穹、工厂的烟囱、星散的小村落和小教堂。陡岸周围长满了白桦树。这座房子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上刻着扮鬼脸的牧神，另一个大门外布有岗哨，每一个岗哨前的条凳上都坐着守卫，他们穿着毡靴，腰间扎着围裙，围裙上挂着铜号牌。门口停着一辆带红十字和“急救”字样的黑色汽车。

这一天，一家最有影响的报纸刊发了题为《庆祝十卢布纸币发行三周年》的社论。社论指出：“只有当全部经济生活建立在稳固的经济核算，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硬通货，“与预算不成比例的国民经济补贴和管理必然会使稳定的财政系统陷于混乱”。还有一个大字标题《中国的反帝斗争》。外国专栏刊登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美国的电报。底栏刊登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革命的暴力问题》。还有两个版面刊登的都是广告，其中一则广告用的是特大号字体：《生活的真相——梅毒》。布罗德的新书《在疯人院里》。

不过，本期报纸还刊登了一些剧院的剧目单、杂耍游艺场和露天舞台的节目单、影讯等，大约有一二十条……

……假如这一天有工作、雾霭、排队、接见、天花板很高的财会大厅里的庄严肃静、棉纺织厂织布机哐当哐当的轰鸣声、工厂和铁匠铺抡大锤的咣啷声、离港的与行驶中的轮船发出的呼啸声、公共汽车和小轿车发出的隆隆声、电车丁丁的铃声、电话铃声、门铃声、哭泣般的广播声——城市机器的一天，——人们、男人、女人、儿童、老人、成人……

假如抢先跑到时间前面，把繁忙劳碌的白昼换成晚上，正如时间按自然规律运行那样，用昏暗装满白昼，让仿佛在毛毛细雨中哭红眼睛的路灯照亮街道，让白昼彻底消失……

……到那时，成千上万的人晚上就会去影院、剧院、杂耍游艺场、露天舞台，去小酒馆和啤酒馆。在那里，在演出的地方，想看什么表演都能遂心如愿，把时间、空间和国家统统都混淆了，把舞台上从未出现的希腊人、亚述利亚人、犹太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受压迫的中国人、俄罗斯工人、阿拉克切耶夫、普加乔夫、尼古拉一世、拉辛，统统都混淆了。除此，演员的语言技巧能力参差不齐，腿、臂、背、胸或优雅或低俗，歌舞表演或优雅或低俗。除此，还表演各种类型的爱情和各种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会发生的那种爱情故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们一排排地坐着，看着，听着，鼓掌。演出结束后，他们踏着剧院里明亮的楼梯纷纷拥到湿漉漉的大街上，迫不及待地发表评论，总是竭力想证明自己是聪明人。这时，街上空无人迹，大家都匆匆赶回家去休息，在夜间，在后半夜休息。此刻，乡下的公鸡在叫头遍，各家各户的庄稼汉和庄稼婆、情夫和情妇都已钻进被窝里睡觉了。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像野兽、鸟儿和虫豸在黎明时分与日落时分忙于交尾那样，那些一对对孤男寡女也在颠鸾倒凤。

但是，白昼依然按照自己的秩序在运行，一分一秒地数着事务所、银行、工厂的钟表上的时间，数着广场上和怀表上的时间。雨不止一次地下起来，又不止一次地停住了。有一阵竟然飘起了雪花，把马路上的泥泞搅和得愈发泥泞。城市的机器在运转，像所应做的那样，像任何机器那样。

中午，一辆罗伊斯牌高级轿车开到了拖延住时间的一号院前。哨兵打开车门，司令员下了车。在战斗中，士兵冲锋时发出的呐喊声比炮兵的轰炸声还要大；炮兵进攻时发出的轰炸声比一个团在野营地的声音还要大；团司令部里的喧闹声比师司令部里的喧闹声还要大，而各军司令部里则必须保持绝对安静——集会上的叫嚷声比主席团里的声音大，省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则更安静……

这座房子里一切都静悄悄的。电话铃声很低，结账不出声音，人们走路轻手轻脚，不急不忙，不弓背哈腰，墙上挂的是被图画所取代的招贴画，门前铺着红色擦脚垫，身着缀有红条纹制服的人站在门口。这座房子紧里边一间办公室的窗户用窗帘虚掩着，窗外是一条大道；办公室里烧着壁炉，桌子上铺着红呢布，上面摆着三部电话机，为的是与壁炉里噼啪作响的劈柴共同证明办公室里的静谧。三部电话机是接通办公室的三条城市干线，目的是在安静中指挥城市、了解城市、了解所有的干线。办公室写字台上摆着一套笨重的青铜文具，笔架上插着一打红蓝铅笔。靠写字台的墙上敷设有一台无线电接收机，两副耳机，建起一套直通方面军的电铃系统——从接待室的铃声到“战时警报”的铃声。写字台对面摆着一张皮圈椅。写字台后面的木椅上坐着一个背不弓腰不弯的人。窗帘半掩着。写字台上亮着灯，灯上罩着绿色灯罩。因此，看不清背光处这个腰板挺直的人的脸。

司令员踏着地毯走过去，在皮圈椅上坐下来。

第一个人——腰板挺直的人：

“加夫里洛夫，我们两个用不着谈革命的磨盘。历史的车轮，很遗憾，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死亡和流血推动的，特别是革命的车轮。我和你用不着谈死亡和流血。你一定记得，我和你是怎样率领着赤手空拳的红军战士攻打叶卡捷里诺夫的。你当时有一支步枪，我也有一支步枪。你那匹作为装备的坐骑被炸死了，你就徒步前进。红军战士们蜂拥溃退，你就用纳甘式转轮手枪打死一个临阵脱逃者，以儆效尤，避免他们全都跑掉。假如我当时也贪生怕死，作为一个指挥官，你也会开枪把我打死的。假如你真这样做了，我认为你是对的。”

第二个人——集团军司令：

“啊呀，你这里布置得很气派嘛，完全够得上部长了。你这里可以抽烟吗？我没看见有烟头。”

第一个人：

“别抽烟，你不能抽烟。你的身体不允许。我本人就不抽烟。”

第二个人，严厉地、快速地：

“打开窗户说亮话，你就直说吧，为什么召我来？无须外交辞令。说吧！”

第一个人：

“我召你来，是因为你需要做手术。你是革命不可或缺的人。我召集了一批教授，他们说，一个月以后你将会变得硬硬朗朗的。这是革命的需要。教授们都等着你呢，他们将会给你做仔细的检查，会把一切都搞清楚的。我已下达了命令。甚至还请来一位德国专家。”

第二个人：

“随便你怎么想，反正我得抽支烟。我的医生告诉我，说我不需要做手术，慢慢调养着，会痊愈的。我觉得自己完全是健康的，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手术，我不想做手术。”

第一个人把手伸到后边，按了墙上一个电铃，通了话。秘书静悄悄地走进来。第一个人问：“有等着要接见的吗？”秘书做了肯定的答复。第一个人没再说话，让秘书走了。

第一个人：

“司令员同志，你可记得，想当年我们还讨论过要不要发兵四千人去作殊死一战，最后你命令发兵。你做得对。三个星期以后，你将会变得硬硬朗朗的。请你原谅我，我已下达了命令。”

电话铃响了，不是市话线，而是内部话线。内部话线总共有三四十条。第一个人摘下话筒接听电话，重问了一句什么，说道：“这是法国人的油腔滑调，当然，正式的，昨天说过了。你明白吗，我们钓的是鲑鱼，记得吗？法国人非常狡猾。什么？对，对，拧紧一些。回头见。”

第一个人：

“请原谅，没什么要谈的了，加夫里洛夫同志。”

司令员抽完了烟，把烟蒂往红蓝铅笔那边一推，从皮圈椅上站起来。

司令员：

“再见。”

第一个人：

“回头见。”

司令员踏着红地毯向大门走去。罗伊斯轿车把他带进大街上的喧嚣中。腰板挺直的人留在办公室里。再没有人来他这里。他手里拿着很粗的红铅笔，坐在桌前批阅文件，腰板挺得笔直。他按了电铃，秘书进来了。他说：“叫人把烟蒂收拾走，这儿，笔架这儿。”说完，他又开始静静地批阅文件，手里拿着红铅笔。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人一直在埋首工作，批阅文件。其间来过一个电话，他听了电话，回答说：“为了填补商品短缺，给突厥斯坦发运两百万卢布的胶皮套鞋和纺织品。对，那当然。对，要快。回头见。”值班服务员静悄悄地走了进来，用托盘端着一杯茶和盖着餐巾的一块冷切肉，轻轻放在窗前一张小桌上，然后离开了。这时背不弓腰不弯的人又按铃叫来秘书，问道：“秘密汇总表准备好了吗？”说完，他又埋首审阅一张大大的表格，审阅工业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政治经济处、财政人民委员部、外贸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报上来的各个项目。这时，办公室里进来两个人——那个决定一切的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

城市上空依然雾气弥漫，天色发黄。将近三点钟的时候，街巷和天空开始呈现出青灰色。天空宛若一座买卖棉被的大工厂，那些扎趟绗过的棉被沾满了油渍，泛出灰色的光泽。

四点钟的时候，有几辆汽车向位于市郊的二号院驶去。这时，城市哭了，路灯的玻璃罩上满是泪痕，湿漉漉的，好像妓女描过的眼睛。特别是这时大街上人来人往，公共汽车鸣着喇叭，工厂和列车的汽笛轰鸣，电车发出噼啪的响声。灰暗笼罩着房子，仿佛这昏暗能把发霉的潮气变暖似的。最后一抹晚霞已经照不到朝着河对岸开阔地带的那些窗户了，但是这抹晚霞在那里，在开阔地带那边射出来了，仿佛流淌出来的、凝结住的、变成浅紫色的血。大门口有两名警察，与系着围裙、穿着毡靴的门卫并排站着。正门的门口也站着两名警察。这时，一位红军指挥官带着两名红军战士走进了大门。这位红军指挥官胸前佩戴着两枚红旗勋章，腰身柔软如柳。进去后，他们休息了一个小时，渐渐安静下来，只是远处某个地方一位助理护士在低声唱歌，歌词唱道：她要去小河边，看看湍急的流水。“是是是，您要知道，”听见说话声，助理护士才停止了唱歌。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前厅接待了红军指挥官和两名红军战士。接待室的窗户朝着河对岸的开阔地带。这里的窗户没有挂窗帘。这里的墙粉刷了白色涂料，而且这里的天花板上挂的也是白色灯泡。这里没有电话机。房间很大，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摆好了一张铺着白色漆布的体检台，台子旁边摆着样式古板的漆布面高背椅，像铁路上那种座椅。靠墙是一个铺着床单的漆布面长沙发，沙发旁边有一只木凳。墙角处有一个盥洗盆，盥洗盆上方是玻璃搁架，上面分别摆放着贴着各种药品名称的小药瓶、装着氯化汞溶液的大药瓶、装着钾皂的罐子，旁边挂着没有漂白的黄毛巾。乘坐头几辆车来的都是教授，是内科医师和外科医师。几个穿常礼服和黑夹克的人来到接待室。他们脱下上衣，换上了白大褂。透进窗户里的河那边的一抹残霞消逝了。这几个人走进来，打了个招呼，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大高个儿，留着胡子，秃顶，很和善，俨然这里的主人。搞科学的人，尤其是搞医学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知为什么长得都不怎么好看：要么他们的颧骨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要么颧骨长得过于肥厚，以致宽得把耳朵都遮住了。他们差不多老是戴副眼镜，要么挂在鬓角上，要么紧紧扣在眼窝上。一些人并未受到命运的眷顾，毛发早早就掉得稀稀拉拉，稀疏难看的胡子长在了脖子上。另一些人的毛发不仅长在颧骨和下巴上，而且还从鼻孔和耳朵里露了出来。当每一个学者必定都是怪人，而且其古怪行为使其学问更加渊博时，这种情况大概在学术界就形成了一桩见怪不怪的寻常事了。不过，此刻在这个接待室里想必没有古怪行为。以主人姿态负责接待的那个人是外科医师、教授，他长得毛烘烘的，而且鼻孔里都长了毛，他的古怪只是体现在浓重的毛发上。他戴一副很小的眼镜，他那光光的秃顶使他显得怪怪的。迎着他走来的是洛佐夫斯基教授，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的人，胡子刮得很干净，穿着常礼服，戴着直横梁的夹鼻眼镜。

“是是是，您要知道。”

刮净胡子的人转交给毛发浓重的人一个已拆封的信封，信封上盖有火漆印。毛发很重的人掏出信，正了正眼镜，看完了信，又正了正眼镜，困惑莫名地把信转给第三个人。刮净胡子的人郑重说道：“正如您现在所看到的，这是一封密件，差不多是命令。今天早晨给我送来的。您要明白。”

三个人的谈话断断续续，声音不高，口气急促。

“为什么要会诊呢？”

“我是被紧急召来的。电报发给了医大校长。”

“集团军司令加夫里洛夫，您知道，就是那位。”

“是是是，您要知道，革命呀，军队指挥官呀，又是这一套话，那就请—请吧。”

“会诊。”

“您见过他，噢，天哪，您见过加夫里洛夫同志。他人怎么啦？”

“是是是，您要知道，老兄。”

灯光清晰地投射出他们的身影。晚霞消逝了，河那边的开阔地带早早笼罩在了昏暗之中。他们三个人一个揪住另一个白大褂衣兜的扣子，一个挽着另一个的手臂，要去散散步。这时，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第一个人说话大嗓门，第二个人说话慢条斯理，第三个人说话沉着稳重。

“奥佩利教授在外科医师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内分泌腺的报告。我做的报告是：十二指肠。”

“今天的会议在学者之家举行。”

“谢谢，我妻子身体不错，就是结肠稍微有点儿炎症。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还好吗？”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大众医师》上刊发了你的论文。”

这时，站在门口的两名红军战士的枪哗啦一声响，鞋后跟咔咔一跺，随即立正，站得纹丝不动。那个身姿柔软如柳的高个子年轻军官出现在门口，胸前佩戴着红旗勋章，他立正站在门前。这时司令员大步流星地走进接待室，用手把头发往后拢了拢，整了整军便服的领子，然后说道：

“同志们好。请问，要脱衣服吗？”

这时，教授们慢慢腾腾地在桌旁的漆布面椅子上落座，把臂肘放在桌子上，搓了搓手，正了正眼镜或夹鼻眼镜，然后请病人入座。刚才转交过密件、戴着直横梁夹鼻眼镜（好像眼睛深陷在本就很深的眼窝里）的那个人对毛发浓重的人说：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是相同职务的人中的佼佼者[2]，您不反对做主持吧。”

“请问，要脱衣服吗？”司令问道，一只手抓住领子。

会诊主持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佯装没有听见司令的问话，一边在主持人的位子上坐下来，一边慢吞吞地说：

“我以为，我们首先应该问问患者，他什么时候感觉到疾病发作的，有什么病理学的症状使他认为他得病了。然后我们再对患者进行仔细检查。”

……教授们的这次讨论会结束之后，留下来的是一张纸，而且是一张发黄的、没有行线的破纸，上面写满了教授们那龙飞凤舞、难以辨认的潦草笔迹。据专家和工程师们提供的资料，这种纸是木浆制造的，七年时间就会完全腐烂掉。

会诊记录

会诊人员：某某教授，某某教授，某某教授（共有七位教授签名）。

患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加夫里洛夫公民主诉上腹部疼痛、呕吐、胃灼热。两年前开始患病，本人无察觉。一直在做门诊治疗和在疗养地疗养——均无效果。应患者请求，召集上述人员进行了会诊。

目前状况[3]：患者的总体状况尚可。肺——N，心脏稍有扩张，脉搏加快。有轻度神经衰弱[4]。除了胃，其他器官未发现任何病理学上的异常。经诊断，患者大概患有胃溃疡[5]，必须实施手术。

会诊提名由阿纳托利·库兹米奇·洛佐夫斯基教授为患者实施手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科科索夫教授同意在手术时当助手。

落款：市，日期，七位教授的签名。

后来，已经做完手术之后，从私下的交谈中查明，其实没有一个教授认为需要做手术，都认为病人的情况很正常，无须手术。可是会诊时却对此只字未提。只有那位不爱说话的德国人建议无须手术。然而，由于同行们的反对，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诊结束之后，大家坐车要去学者之家时还在议论，科科索夫教授，就是眼睛快被毛发遮住的那位，对洛佐夫斯基说：“哎，您知道吗，要是我兄弟得了这种病，我是不会叫他做手术的。”“是啊，那当然，可是……可是手术是安全的……”汽车发动了，开走了。洛佐夫斯基动了动身子，坐得更舒坦些。他整了整大衣后襟，俯身凑近科科索夫，为了不让司机听见，低声说：“哎，这个可怕的大人物，这个加夫里洛夫，说话可真是不动声色。‘请问，要脱衣服吗？你们要明白，我认为手术是多余的，可是，如果你们，同志们，认为手术是必要的，那就请告诉我手术的时间和地点吧。’这话说得够实在够简洁。”

“是是是，老兄，您要知道，他是布尔什维克，知道吗，拿他毫无办法。”科科索夫说道。

当天晚上，许多人纷纷涌进了影院、剧院、杂耍游艺场、小酒馆和啤酒馆，昏头昏脑的汽车用车前灯照出街上一个个水洼，人行道上的人们在车灯灯光下个个显得古里古怪。在剧院里，演员们把时间、空间、国家、虚构的希腊人、亚述利亚人、俄罗斯人和中国工人、美国和苏联的共和主义者统统都混淆了，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使观众发狂或鼓掌。而这时，一轮城市不需要的月亮升起在城市上空、水洼上空、房屋上空。云彩走得急急匆匆，月亮仿佛受到了惊吓，忽高忽低地奔跑，急着要赶往某个地方，以免迟到似的。苍白的月亮躲进天空中一簇簇蔚蓝色的云朵和黑黢黢的空洞中。

这时，那个腰板挺直的人依然坐在自己一号院的办公室里。窗帘拉上了，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壁炉又烧了起来。房子在沉寂中也完全安静下来，仿佛这沉寂是数百年积聚起来的。那人坐在自己的木椅上。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几本打开的德文和英文书，书都很厚。他在用蘸水笔给德国《莱纳邮报》写东西，俄文字迹写得直杠杠的。他面前打开的那些书都是关于国家、权力和政权的论著。

办公室里亮着吊灯，所以现在可以看清那人的脸了：这是一张极其普通的脸，也许有点儿冷酷，但不管怎样，还是非常专注的，没有显出任何疲惫相。那人看书看了许久，不时在便条本上做着笔记。后来他按铃叫来了女速记员。他开始口授。苏联、美国、英国、全球和苏联、英镑和俄罗斯以普特计量的小麦、美国重工业和中国劳工。那人说话声音高亢，坚定果断，而且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套话。

月亮在城市上空徐徐移动。

这时，司令员坐在波波夫下榻的一家大饭店的会客室里。这家大饭店里住的都是1918年流放移居在这里的共产党人，那时起义浪潮风起云涌，身边必须有人相互支持。房间很宽敞，陈设齐全，但是像所有饭店的房间一样，一看就知道是临时性的、是旅途歇脚的地方，其实质是与舒适环境相对的。房间里有三个人：加夫里洛夫、波波夫和波波夫两岁的小女儿娜塔莎。波波夫慵懒地躺在长沙发上，加夫里洛夫坐在桌旁，娜塔莎在他腿上一刻不停地动来动去。加夫里洛夫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令人诧异的是，娜塔莎就像只有小孩子才对世界上那种神神秘秘的东西感到惊奇那样，望着火柴的火光，把嘴撮成喇叭状，去吹火光，但由于气息不足，没有一口气把火柴吹灭，后来火柴自行熄灭了。此时，娜塔莎蔚蓝色的眼睛里表现出对神秘事物的那种惊讶、兴奋和恐惧是多么的强烈啊，以致不能不再点燃一根新的火柴，不能不在娜塔莎自然而然引起的那种神秘感面前折服。后来加夫里洛夫安顿娜塔莎去睡觉，在她的小床旁边坐下来，说：“你把眼睛闭上，我就给你唱一首歌。”于是他唱起来，其实他不会唱歌，连一首歌都不知道，这是他灵机一动现编的：

来了一只公山羊，他说：你快睡觉觉，睡吧，睡吧，睡觉觉。

唱完，他微微一笑，狡黠地看了看娜塔莎和波波夫，然后又唱了一遍首先在他脑海里冒出来的几个谐音词。

娜塔莎睁开眼睛，微微一笑。加夫里洛夫难听地唱第二遍时，她还没有睡着。

这时，加夫里洛夫和波波夫两人在喝茶。波波夫提着一只茶壶，上面用白珐琅写着：赠雷索夫工厂工人代表波波夫同志。于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日。他去厨房的开水炉打来了开水。他在铺开的报纸上摆了两只茶杯，一碟黄油和干酪，一个小纸袋里是糖，另一个小纸袋里是面包。波波夫问：“要不要给你煮点儿碎麦米粥，尼古拉沙？”

他们面对面坐着，说话声音不大，神情从容淡定，没有急着要去的地方。他们喝了好多茶，加夫里洛夫用小碟喝着茶，一边解开军便服的领口。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了一会儿，第二杯茶刚喝了几口，波波夫便放下杯子，沉默了片刻，说：

“尼古拉沙，我的济娜离开我了，可却把孩子甩给了我，她去找她从前爱上的一个工程师去了，鬼知道是哪个工程师。我不想起诉她，不想訾毁她。可是应该说，她毕竟像只母狗那样跑掉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悄悄藏了起来。我本不愿意这样想，说她从来没有爱过我，可她是靠我养活的，不管怎么说，情况就是这样，她是为了丝袜，为了香水，还有香粉，把我给甩了。是我把人家从前线的弹坑里捡回来的，关心人家，爱人家，像个大傻瓜似的给人家温暖，而人家却像个娇小姐。跟我共同生活了五年，我真是把她看走眼了，这让我觉得很丢人……”

然后波波夫详细讲述了他们夫妇分手的一切细故。老是为眼前那些鸡零狗碎的琐事斤斤计较而不放眼大处，这使波波夫感到很痛苦。当他们谈到孩子时，加夫里洛夫谈到了自己的妻子，说她已经见老了。但她仍然是加夫里洛夫终生唯一的妻子。他们谈了好久关于娜塔莎，波波夫不会带孩子，不知道应该怎样让娜塔莎坐便盆，也不会哄着娜塔莎睡觉。波波夫拿出几本书给加夫里洛夫看——沃多沃佐娃[6]、蒙台梭利[7]、平克维奇[8]，然后他把两手一摊。茶都凉了，他们还在喝。

月亮在城市上空急行。这时大街上已空无人迹，人们都回家休息了。鸡叫头遍时，人们才吃完晚饭，把白天的印象和关于这一天充满智慧的箴言警句消化回味之后，便躺下睡了——丈夫与妻子、情夫与情妇。加夫里洛夫离开时对波波夫说：

“你随便给我拿本书看吧，关于好人的、关于美好爱情的、关于普通人际关系的、关于普通生活的、关于美好事物的、关于人们和简单的人的快乐的。你知道，只要简单点儿的就行。”

波波夫没有这样的书。

“瞧，这就是你的革命文学。”加夫里洛夫开玩笑说，“算啦，那我就再读一遍托尔斯泰好啦。他描写舞会的破手套描写得很精彩。[9]”说到这里，加夫里洛夫脸色沉了下来，不说话了，然后低声说：“阿廖什卡，我不想说那些无聊的话浪费时间，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根据上边的旨意，我今天去过医院了，专家们给我进行了会诊。他们讲的那套话太深奥，我听不懂。我不想做手术，我打心底里反对。可是明天我就得挨这一刀了。到时候你要来医院看我，别忘了老朋友。不要写信告诉我的孩子和妻子。再见！”说完，加夫里洛夫走出房间，没有跟波波夫握手。

汽车停在饭店门口，车门已打开。加夫里洛夫坐进车里，说：“回家，回车厢。”于是汽车驶入了胡同里。月亮在备用线上沿着轨道徐徐滑行。黑魆魆的轨道上岑寂无声，一只狗跑过去，吠叫一声，便消失不见了。一个哨兵一动不动地挺立在车厢踏板旁。这时，司令员走进车厢。传令军官出现在过道里，列车员探了一下头。接着，车厢里灯亮了。车厢里整个弥漫着这样无言的寂静，这是偏远闭塞的外省的、令人窒息的那种寂静。司令员走进起居车厢，脱下靴子，换上便鞋，解开领口，然后按铃：“来杯茶。”他来到沙龙车厢，在台灯旁坐下，列车员端来一杯茶，但是司令员连尝都没有尝一口。司令员在读《童年与少年》，读了很久，边读边思索。这时，司令员去起居车厢，取来一个便条本，按铃叫来哨兵，说：“把墨水拿来。”司令员开始写信，写得很慢，边写边想，对每一句话都字斟句酌。他写完了一封，又重新看一遍，思考思考，然后装进信封粘起来。他写好了第二封信，斟酌斟酌，然后装进信封粘起来。第三封信也写好了，很短，写得很匆忙，没有再看一遍就封上了。车厢里寂然无声。哨兵一动不动地挺立在踏板前。传令军官和列车员一动不动地站在过道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信在司令员面前摆放了很久，信封是白色的，上面写好了地址。这时，司令员拿起一个大纸袋，把三封信全都装进去封上了口，并在上面写道：“我死后启封。”然后他像平素那样站起身，准备去睡觉。回到起居车厢里，他脱下军便服，洗了脸，然后脱衣躺下，熄灭了灯。车箱里有三四个小时一片昏暗，一片寂静。鸡叫三遍了。假如列车员这时朝司令员的车厢里望一眼，那么他一定会在那个地方意外地看见司令员的头和烟卷的红光，同样会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平时司令员是不吸烟的。

这时，铃声急剧地响起来。这是司令员在按铃传唤列车员。

司令员以统帅的口吻说：“穿衣服，拿那件厚大衣。给车库打电话，要那辆敞篷双座赛车，我将亲自驾驶。接通苏维埃之家波波夫的房间。”

司令员在电话里对波波夫说：“阿列克谢，我马上去接你。你到正门口等我。我是加夫里洛夫。请你立刻下楼。”

一百马力的双座赛车挂到二档上，瞬间窜了出去，风驰电掣般驶走了，转弯时射出两束白光——司机把车打偏了。司令员握着方向盘，喇叭一声鸣响，汽车从水洼上、胡同里、店铺和机关的招牌前飞驰而过，把风和空间统统划破。波波夫站在正门口，一脸惺忪的样子，心里感到十分纳闷。一个急刹车，汽车稳稳地停在了苏维埃之家的正门前。看来，汽车的刹车性能极佳。波波夫坐进汽车里，没有说话。汽车一溜烟儿开跑了，把大街小巷，把水洼的溅水声和路灯灯光全都抛在后面了。空气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硬，穿透风的怒吼，在赛车里呼啸起来，变得冰冷而刺痛。十字路口的灯一闪一闪的，刹那间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交通警吹起了哨子，一声，两声。但是汽车已然从林立的屋宇和交错的街道中冲了出去，过了警戒哨，起初在空地上狂奔，迎着电车的煤气灯狂奔，虽然这时电车已经很少了。后来汽车开足马力，全速驶入漆黑的旷野里。空气和风全都疯狂了，刺得脸生疼，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公路在汽车下面早已融为一块平展展的白布了，上面既看不见坑坑洼洼，也看不见公路边上一堆一堆的石头。当遇到公路上很大的坑洼时，汽车才从地面上猛然腾起，凌空飞出好几俄丈[10]远，同时也没有了石头在轮胎碾压下四处飞迸时发出的嘭嘭声。汽车的灯光一次次照到村庄木屋的板墙上，木屋像绵羊般迅速躲闪开，转眼间，村庄在狗的吠叫声中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汽车在两个小山丘之间的洼地里迷路了，驶进一片灰茫茫的秋日的雾霭中。原来雾霭也可以飞驰、尖叫、奔涌，像雪暴那样怒号，像雪暴那样把脸刺痛。加夫里洛夫身体前倾，紧握方向盘，精神专注，操作精准，判断严谨。他驱使着汽车一直向前，向前；马力加大，再加大；车速更快更猛。波波夫早已趴在了汽车地板上，紧张地用手使劲抠住汽车地板，不敢朝外张望。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汽车跑了大约一百俄里[11]。汽车在一片林边地上减速了，马力渐渐弱下来，隆隆声沉寂了，汽车终于停住了。这时风安静了，寒冷不再刺骨，随车飞驰的斜斜细雨又直了起来。波波夫坐在位子上。加夫里洛夫说：

“给我支烟，阿廖什卡。”

波波夫回答说：

“你搞什么鬼名堂嘛，我的五脏六腑都被颠得搬了家。给，抽吧，见你的鬼去才好呢。”

加夫里洛夫点上烟吸了一口，身子向后靠在椅背上休息，并若有所思地说：“每当我疲劳过度，头脑发蒙时，我就会驾车狂奔。这种狂奔可以使我和我的思维恢复正常。每一次狂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楚记得每一次狂奔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和所有的谈话，每句话都记得，甚至记得语音语调和烟头的火光。我记性不好，什么都爱忘，我甚至记不住负有重大责任的那些战斗的日子，都是后来大家告诉我的。但是这些狂奔我绝对记得住。我现在驾车疯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会摔死，但是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很精准，所以不会摔死的。我醉了，但不明白到底醉到了什么程度。假如我们摔死了，我倒觉得挺好。你来说说吧。”

加夫里洛夫一个遒劲有力的手势把烟蒂丢弃了，在座位上挺直了腰板，不再说话了，想必是在倾听自己的心声——他沉默起来，神情十分凝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尊感。

“你最好还是别说话。我们再聊一会吧。坐着吧！我们再来狂奔一阵。能这样狂奔，能这样飞驰，我觉得很好，应该为此活着，值得为此活一回，我们要为此而好好活着。我们彼此用我们的生命倾诉了一切。坐着吧！我们再狂奔一回！”加夫里洛夫自豪地说。

汽车轰的一声飞驰而去，开上了返程之路，穿过秋风，穿过时空，穿过雾霭，穿过村庄，使雾霭和时间舞蹈似的旋动、叫喊和奔跑，为的是让波波夫重新四肢着地趴在车里，随便抓住某个东西，紧紧抓住不撒手，让他吓得眯缝起眼睛，并使五脏六腑来个大搬家。

从城市上空的山丘上看得见全城——在那里，在下边，城市在沉沉的雾气、浑浊的灯光及其灯光的反射、远处的轰鸣声和喧闹声的笼罩下，给人一种非常不祥之感。

灰蒙蒙的黎明时分，汽车驶进了警戒哨。这时，工厂的汽笛在城市上空轰鸣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