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雅科夫·卡尔波维奇的小儿子，工程师阿基姆·斯库德林来到了小城，比别兹杰托夫兄弟晚来两天。儿子没有去父亲家，而是住在姑妈卡皮托利娜和里玛家。工程师阿基姆这次回来并无公事，他有一星期闲暇时间……

……卡皮托利娜·卡尔波夫娜正朝窗户走去。窗外一片外省景象。一个拐角处，砖砌的围墙坍塌了，抵在一座带望楼的赭石色房子上，另一个拐角处有一座教堂，再远一些是广场、一个个村庄，然后又是一座教堂。天下着雨。一头猪在嗅地上的水洼。一辆运水车从拐角后边出来驶走了。克拉夫季娅从栅门里走出来，穿着上了油的皮靴、长及靴筒的黑色大衣，头上包着蓝头巾。她低着头，穿过马路，在围墙的废墟旁边走着，转过广场拐角。卡皮托利娜·卡尔波夫娜的眼睛真尖，她一直盯着克拉夫季娅。里玛·卡尔波夫娜正在屋里喂外孙女，她大女儿瓦尔瓦拉的女儿。房间里非常简陋，也非常干净，收拾得井然有序，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大概像老处女那样：一张狭窄的床、一个工作台、一架缝纫机、一个人体模型、窗幔。卡皮托利娜·卡尔波夫娜来到餐室。

“里莫奇卡[23]，让我来喂外孙女吧。我刚才看见克拉夫季娅走了。瓦利娅[24]是不是也走了？”

这两位老太婆，卡皮托利娜和里玛，是世袭的荣誉市民，专做衬衫的女裁缝。她们的生活很简单，犹如左手掌上的生命线一样一清二楚。姐妹俩相差一岁，卡皮托利娜是姐姐。她的一生充分体现出小市民阶层的道德优点。她的全部生活全城都看得清清楚楚。她一生循规蹈矩，恪守本分。她赢得了小市民阶层的尊敬。不仅仅全城，而且她也知道，她的每一个星期六都是在彻夜祈祷中度过的，她的每一天都投入到了为男女衬衫俯身挑花刺绣和镶边勾缝当中，成千上万件衬衫啊。可是从来没有任何别人哪怕吻过她一次。她只知道苦水往肚里咽的那些思绪和生活中那杯变酸的酒的痛苦。生活中有过花样年华，有过青春韶光，也有过风韵绰约，活力焕发，但是她在生活中一次也没有被人爱过，她没有体味过男女私情。她，一个处女，一个老太婆，成为全城恪守行为准则的典范，她坚守着性、上帝和传统的贞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杯自斟自饮的苦酒。同样是女裁缝的里玛·卡尔波夫娜的生活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话说二十八年前。当时这件事沸沸扬扬地持续了三年，也就是说，这件丢人现眼的丑事拖延了三年，为的就是让这件丑事永远留存下来。事情发生在里玛三十岁出头那一年，她深知青春已逝，感到灰心绝望。城里住着一位财务主任，也是票友，帅男，一个大坏蛋。他有妻室，有两个孩子，他是个酒鬼。里玛爱上了他，而且没有克制住自己的爱情。当时那真叫丢人现眼啊。在这场爱情中，使女人蒙羞的种种，县法规的道德准则中都有规定，因此事事不顺。四周尽是树林，本是隐秘的好去处。可是她却在夜间，在一条小林荫道上与这个人发生了性关系。她的裤子被撕破了，被弄上了血渍（其实，这是圣神的血）。她感到很羞耻，不敢把裤子拿回家，于是把它藏匿在灌木丛里了。可是第二天早晨被几个小孩子当众发现了。从此，在她出了这桩丑事的三年期间，她一次也没有在家里约会过自己的情人，都是在树林里和马路上，在房屋的废址上，甚至在秋天和冬天空置的驳船上和情人约会。兄长雅科夫·卡尔波维奇断绝了与妹妹的关系，把她赶出了家门。甚至姐姐卡皮托利娜也起来反对妹妹。在街上，大家对她指指戳戳，都不理她。财务主任的合法妻子打上门来，狠揍里玛，并怂恿镇上的那帮小子也去揍她。根据本城的乡约民俗，大家都站在合法妻子一边。里玛生下了女儿瓦尔瓦拉，于是瓦尔瓦拉成了耻辱的证据，同时也成了耻辱本身。里玛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克拉夫季娅。于是克拉夫季娅成了耻辱的第二个证据。财务主任离开了这个小城镇。里玛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留下来，在赤贫和羞辱中艰难度日。当时她已经是快奔四十岁的女人了。从那时起，几乎三十年过去了。大女儿瓦尔瓦拉已出嫁，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里玛·卡尔波夫娜有了两个外孙女。瓦尔瓦拉的丈夫有工作。瓦尔瓦拉也有工作。里玛·卡尔波夫娜操持着一大堆家务，俨然一位氏族公社的女首领。而且里玛·卡尔波夫娜——一位善良的老太婆——生活得很幸福。老年使她的个子变矮了，幸福使她的身体发胖了。这个又矮又胖的老太婆有这样一双善良的、充满活力的眼睛。而卡皮托利娜·卡尔波夫娜现在唯有一门心思：全力照顾好里玛、瓦尔瓦拉、克拉夫季娅、两个外孙女的生活。她的贞洁和全城尽人皆知的诚实到头来毫无用处。卡皮托利娜·卡尔波夫娜没有自己的生活。

卡皮托利娜·卡尔波夫娜说：

“里莫奇卡，让我来喂外孙女吧。我看见克拉夫季娅走了。瓦利娅是不是也出门了？”

窗外一派外省景象。秋天。下着雨。这时，前厅的门吱呀一声响了，传来皮靴蹭地板的声音，为的是把潮湿和泥泞蹭掉。一个男人走进房间，就好像所有近视眼的人摘下眼镜那样，不知所措地环顾着四周。这是工程师阿基姆·雅科夫列维奇·斯库德林，长得跟五十年前他的父亲一模一样。他来了，但不知他来干什么。

“祝你们身体健康，亲爱的姑妈！”阿基姆说，并第一个吻了里玛姑妈。

外省景象。雨在下。秋天。俄罗斯茶炊。

……工程师此行并无公干。两位姑妈生起茶炊，很快做好了薄饼，用俄国外省通常那种殷勤好客欢迎侄子的到来。阿基姆没有去看望父亲，也没有去拜见领导。正在消亡的钟在小城上空发出如泣如诉的悲鸣，生长着有益健康的洋甘菊的街道健康无恙。阿基姆弄清楚故乡并不需要他时，他在这里只逗留了一天一夜便离开了：这座小城不接受他。白天，他是和两位姑妈一起度过的。时而，记忆中的往事按时间顺序一幕幕浮上他的脑海；时而，记忆中一片空虚；时而，想到两位姑妈曾一贫如洗，想到她们的忙碌、她们的所思所想，以及她们的期盼。屋里的家什一如二十年前，一如二十五年前一样，儿时感到害怕的人体模型现在已不再使他害怕了。黄昏之前，克拉夫季娅从学校回来了。他们两人——一对年龄相差十岁的表兄妹——在长沙发上坐下来。

“生活怎么样？”阿基姆问。

他们东拉西扯地聊着琐事，后来克拉夫季娅谈起了对于她是重要的事情。她说得很直接。她长得容颜姣美，温文尔雅。暮色渐浓，天色黑了下来。

“我想征询一下你的意见，”克拉夫季娅说道，“我应该有个孩子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你怎么会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呢？”

“我现在二十四岁了，”克拉夫季娅说，“春天时，我决定我该做女人了，于是我就成了女人。”

“那你有情人吗？”

“没，没有。要说是情人嘛，那我有好几个呢。我很好奇。我是出于好奇才干了那事，后来就……也到时候了，我都二十四岁了。”

阿基姆一时语塞，不知接下去该问什么才好。

“我关注的焦点不是爱别人，而是我本人和我的感受。我想什么都体验体验，所以我选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男人。我没想要怀孕，性是愉悦的。我没想过要孩子。可是我怀孕了，而且我决定不做人工流产。”

“你真不知道丈夫是谁吗？”

“我确定不了。但这对于我并不重要。我是母亲了，这就够了。我能撑得起来，再说国家会帮助我的，至于道德……我不知道道德是什么，这个我永远都弄不懂。或许我有我自己的道德……我只对我自己负责。为什么发生性关系就一定是不道德呢？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我不欠任何人的情。丈夫？我也不想让他感激我什么。只有在我需要他们，他们不会给我添任何负担时，他们才算是好丈夫。哪怕是为了生孩子，我也不需要他们仅仅夜间完全听命于我。人们会帮助我的。我相信人们。人们都喜欢自尊自强的人和不给他人添累赘的人。国家会帮助我的。我在跟我喜欢的人同居，因为我喜欢这样。我就要有儿子或女儿了。现在我不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我不需要。昨天我喝醉了，这是最后一次。我怎么想就怎么给你说。我非常厌恶我昨天喝醉了酒。不过孩子大概会需要有个父亲。你早早离开父亲出走了，而我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任何事情，除了下流的丑事。小时候，这使我觉得很受屈辱，老跟母亲生气。反正我决定不做人流，孩子把我的肚子撑得满满的。这是我最大的快乐，甚至比……我强健，我年轻。”

阿基姆无法集中思想。眼前地板上映现出一条条散落着破衣烂衫的崎岖小路，一条条贫穷的和小市民的小路。克拉夫季娅很娴静、好看、刚强，非常健康，也非常漂亮。户外，细雨蒙蒙。共产党员阿基姆想了解时下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古老的。但是克拉夫季娅的道德观对于他是不同寻常的，也是新颖的。假如克拉夫季娅就这样接受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她这样做对不对呢？

阿基姆说道：

“那你就把孩子生下来吧。”

克拉夫季娅靠近他，把头枕在他肩上，收拢起双腿，显出一副恬适而绵软的样子。

“我是很生活型的人，”她说，“我喜欢吃，喜欢洗澡，喜欢做体操，我还喜欢我们家的狗沙里克舔我的手和脚。把我的膝盖挠出血我才高兴呢……而生活是广阔的，是无所不在的。我对生活弄不懂，对革命也弄不懂，但我相信它们，无论是生活，无论是亲爱的人，无论是革命。我的心情是宁静的。我只懂与我有关的事。其余的事我甚至不感兴趣。”

一只猫从门口脚垫走到沙发跟前，习惯性地跳到克拉夫季娅的膝头。外面天黑了。隔壁房间里亮起了灯，缝纫机开始轧轧地响起来。世界进入了黑暗。

晚上，阿基姆去看望把自己的姓氏斯库德林改为奥若戈夫的叔叔伊万。傻子奥若戈夫从砖窑里出来迎接侄子。因为砖厂四周都在挖土，而且砖棚的顶又低又长，所以砖厂向来像那种被破坏的和神秘莫测的地方。傻子喝醉了，无法与他交谈，但是侄子来看望他，他还是感到很高兴，很幸福。傻子吃力地站着，哆嗦成了一团。傻子把侄子领到砖棚的遮阳下。

“你来啦，来啦，”他小声喃喃道，把哆哆嗦嗦的双手放在哆哆嗦嗦的胸口上。

他把独轮手推车翻个底儿朝上，让侄子坐在上面。

“被开除了？”他高兴地问。

“从哪里被开除了？”阿基姆没听懂，又问了一遍。

“从党内。”伊万·卡尔波维奇说。

“没有。”

“没有？没有被开除吗？”伊万又问了一遍，而他的话音里流露出一丝忧伤。但最后他警觉地说：“等着瞧吧，现在不开除，以后准得开除，所有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统统都会被开除的！”

接下来，伊万·卡尔波维奇说了一通胡话：他讲述关于自己的公社，关于他当选为首任执委会主席，当年那是怎样的峥嵘岁月，他们是怎样牺牲的，严酷的年代，后来他是怎样从革命队伍中被驱逐出去的，现在他到处向人们奔走呼号，为的就是非得叫他们哭不可，叫他们记住，叫他们热爱过去那如火如荼的日子。他又说了一遍车轱辘话：关于自己的公社，关于公社的平等和兄弟般的友爱。他断言共产主义首先就是爱，就是人对人的全力关注，就是友谊、团结、一起工作。共产主义就是拒绝物质享乐，对于真正的共产主义，首先应该是爱，是对人的尊重，是以人为本。爱整洁的老头儿在风中瑟瑟发抖，他用干瘦的、同样也在发抖的双手不时地抻抻外衣领子。砖厂的场院破败不堪。工程师阿基姆·斯库德林和伊万·奥若戈夫有骨肉亲情……乞讨者、叫花子、有预见者、要饭的、拉撒路、朝圣者、赤贫者、香客、先知、疯修士——这全都是永远消失了的神圣罗斯日常生活中的B形小甜面包，神圣罗斯的乞丐，靠施舍过活的疯修士。这些B形小甜面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道美景，是基督的同修，是和平的祈祷者。工程师阿基姆面前现在就有一个一贫如洗的叫花子、疯疯癫癫的拉撒路——为正义而奔走呼号的苏维埃罗斯的疯修士，为和平和共产主义而祈祷的祈祷者。叔叔伊万大概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爱钻牛角尖：他在城里不停地奔走，一趟趟去找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央求他们哭，而且他还常说关于共产主义的那些慷慨激昂而又荒唐怪诞的话。他一次次在集市上演讲，许多人都因他的话而哭过。他一次次跑机关，于是满城谣言四起，说是某些领导人为了通过这帮傻子为自己在城里博取他们所需要的市民的欢迎，好像那时他们都用葱头抹了眼睛。伊万害怕教堂，所以他常常咒骂神父，他不怕神父。伊万的口号在城里是极左的。伊万在城里很受尊崇，一如千百年来在罗斯养成了尊崇疯修士的习惯，因为真理是借他们之口传播出来的，并且他们随时准备为真理而死。伊万经常喝酒，健康受到酒精的损害。他把一群像他一样被革命摒弃，但又被革命造就的人聚拢在自己周围。他们在地洞里给自己找到一块栖身之地，他们有真正的共产主义、兄弟般的团结、平等和友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怪诞想法：有人执拗地想要与火星上的无产者通信；另一个人提议把伏尔加河里的成年鱼全部捕捞上来，在伏尔加河上修建铁桥，用卖鱼的钱支付修建这些铁桥的费用；还有人幻想城里能通上电车。

“哭吧！”伊万说。

阿基姆走神了，没有立刻听懂伊万的话。

“你说什么？”他问道。

“你哭呀，阿基姆，你现在就哭，为了失去的共产主义！”伊万大声喊道，把头垂在胸前，双手捂在胸口上，像在做祈祷的人那样。

“好吧，好吧，我哭，伊万叔叔，”阿基姆说。阿基姆体魄强健，高大魁梧。他从伊万身边站了起来。阿基姆吻了一下叔叔。

雨哗哗地下着。砖厂一片昏暗破败景象。

阿基姆离开那群呆傻人，穿过集市广场，返回城区。这时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窗户里亮着灯。这是城里的怪人——博物馆馆长的家。曾几何时，他与博物馆馆长一起在内城搞过地下发掘工作。他正准备敲门，但却看见一幅令人奇怪的景象，便没有敲门。屋子里堆满了辅祭的法衣、助祭祭服的圣带、祷告时神父穿的外衣、教袍。屋子中间坐着两个人：博物馆馆长倒了一杯伏特加，举杯凑近一个裸体人的嘴边，那人纹丝未动。裸体人的头上戴着荆冠。这时阿基姆才看清楚，博物馆馆长很孤独，他在跟坐式基督的木雕喝酒。基督的木雕像刻着一张凡人的嘴。阿基姆回想起了他小时候在修道院里见过这尊木雕基督，这是一件十七世纪的作品。博物馆馆长把酒杯举到木雕基督嘴边，与他一起畅饮伏特加酒。博物馆馆长解开身上穿的普希金式常礼服，他的络腮胡子乱蓬蓬的。阿基姆觉得，头戴荆冠的裸体基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夜间很晚的时候，阿基姆的母亲玛丽亚·克利莫夫娜来看望他。两位姑妈让出房间走开了。母亲穿着家常的粗布连衣裙，披着披肩，一路跑来的。为了仔仔细细地看看儿子，母亲戴着眼镜，眼镜腿却是用线绳绑起来的。母亲非常激动，仿佛在参加圣餐礼。母亲拥抱了儿子。母亲把自己干瘪的胸紧贴住儿子的胸。母亲用自己骨瘦如柴的手指依次抚弄着儿子的头发。母亲把自己的头紧贴住儿子的脖子。母亲甚至没有哭。她神态凝重。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指抚摸着儿子。然后画了十字，为儿子祝福。

“你不回来——你不回家来看看我们吗，我的儿子？”母亲问道。

儿子没有回答。

“为什么那时候……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呢？”

儿子知道，如果父亲知道了母亲来看望儿子，他肯定又会打母亲一顿。儿子知道，父亲睡觉时，母亲却坐在黑暗中，一连坐好几个小时，思考他，也思考她的儿子。儿子知道，母亲对他什么都不隐瞒，也不会说出任何什么新鲜事。该诅咒的往事。而母亲——母亲啊！——唯一的、最最宝贵的、最最完美的——他的母亲，一位苦修者、一位服苦役者，他一生的亲人。——可是儿子没有回答母亲，什么话都没有给母亲说。

第二天早晨，工程师阿基姆走了。轮船是晚上驶离的。为了赶上夜行列车，他乘一辆两匹枣红马拉的四轮马车行了五十俄里。天气阴晴不定，忽而下雨，忽而出太阳，天空一片湛蓝。这是一条沿着莫斯科大道的路。泥泞没到了轮轴和马的膝部，行驶极其困难。路两旁是茂密的森林。森林阴沉沉的，湿漉漉的，静悄悄的。车夫上了年纪，不爱说话，歪歪斜斜地坐在他的位子上，坐姿很难看。马走着慢步。中途停下来喂马时，阿基姆已经不担心赶不上火车了。合作社的茶馆里说，他们这里不卖伏特加酒，可是从对面小酒馆老板、村苏维埃书记手里却能弄到伏特加酒。车夫喝得微微有点儿醉意，便开口说话了。他讲自己的生活，讲得实在枯燥乏味。他说他干了三十年屠宰营生，因为革命不需要就不干了。当车夫彻底喝醉时，他开始对政权机关感到奇怪：“真是的，你瞧瞧，恕我直言，我干了三十年屠宰营生，可是主管委员来了，刚来三个星期，一切都是他拍板，说不让我干就不让我干了。又过了三个星期，他也不让我兄弟干磨面营生了。我兄弟专门干这一行也干了三十年哪！”他的话让人感到一头雾水，弄不清他是真的感到惊讶，还是在嘲弄。给马喂过了料，继续赶路，谁都没有说话。

工程师阿基姆是托洛茨基分子，他的党派被清除了。他觉得他的故乡，他的小城都不需要他了，因此他给了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做一番全面的认真思考。他必须好好考虑考虑关于革命的命运和他的党派的命运，关于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个人的命运，但是他脑子里什么都想不出来。他望着森林，便想着森林，想着难以通行的地方，想着沼泽。他望着天空，便想着天空，想着云彩，想着辽阔的空间。马的两肋早已布满了泥汤，马累了，喘着粗气，肚子一鼓一鼓的。路上泥泞得走不了了，沿路到处是一个个漫出来的湖泊，正因为如此，这里才开了一条路。苍茫的暮色降临了。森林沉寂无声。阿基姆的思绪从森林、从绵延数千俄里的乡间土道转到了姑妈卡皮托利娜和里玛身上，并且阿基姆一千次地认为革命是正确的，不应受到指责。卡皮托利娜姑妈有过所谓的幸福生活，她在家乡面前没有任何污点，也反对城里那种道德。可是她的生活是空虚的，谁都不需要的。倘若里玛姑妈生活在革命前的罗斯，那么她的身份证上就会像圣母玛利亚的身份证上所填写的那样，永远留下这样的字眼：“处女”，“有两个孩子”。里玛的两个孩子曾是她的耻辱和痛苦。然而她的痛苦变成了她的幸福，她的长处。她的生活很充实，很丰富。她，里玛姑妈，是幸福的。而卡皮托利娜姑妈没有自己的生活，她过的是妹妹的幸福生活。什么都不必害怕，当做就做——一切做过的事，哪怕是痛苦的事，也是幸福的。无所作为，也就无所收获。再说克拉夫季娅，她难道不比母亲更幸福吗？就算她不知道她孩子的父亲是谁，——因为母亲知道她爱过的是一个大坏蛋。阿基姆回想起了父亲：最好从来就不知道他才好呢！阿基姆集中思想使自己去思考父亲、克拉夫季娅和两个姑妈时，其实他思考的不是他们，而是革命。革命对于他既是生活的开端，又是生活的本身，亦是生活的终结。

森林和道路变得一片昏暗。马车驶入旷野。西边天空一片一片的红色晚霞早已消逝。马车行驶在一个一如五百年前的旷野里，驶入了一个村庄，村庄里到处是十七世纪的泥泞，马车走得很慢。出了村庄，便是一条冲沟，冲沟上边架着一座桥。过了桥，有一个难以通行的水洼。马车驶入了水洼。两匹马猛然往前一蹿，站住不走了。车夫用鞭子抽打马匹，马匹猛地往前一拉，在原地一动都动不了了。四周到处是走不过去的泥泞，马车陷在水洼当中出不来了，左前轮陷得更深，没过了轮轴。车夫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妙招，就是用靴子在辕马屁股上狠踢了一脚，结果马猛力往前一挣，把车辕压在了身子底下，跌倒了。马深深陷进了泥潭中，没及套具。当车夫用鞭子啪啪地抽打马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辕马已经站不起来了。为了把马卸下来，这时他硬是跳进了泥潭中。他刚迈出一步，脚就陷进泥泞中，没及膝部。他又迈出一步，另一只脚也陷了进去。他怎么都无法拔出脚来，于是把脚从靴子里抽了出来，但靴子留在了泥淖中。老头儿失去了平衡，一屁股坐进了水洼里。于是老头儿哭起来，老泪纵横，那是由于愤恨和绝望而流出的难过的、歇斯底里般的、束手无策的眼泪，这个人，一个宰牛的行家里手。

托洛茨基分子没有赶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一如他没有赶上时代的列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