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换姓，用笔名来代替原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演员和作家改名换姓首先是出于爱美的原因。齐克洛波夫改为韦尔希宁。雷宾改为沃尔斯基。凯勒尔因此变为阿尔别科夫，不过，凯勒尔改姓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凯勒尔是一个德国姓氏，而凯勒尔在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在笔名的选择中已经表现出了唯美主义，对于莱蒙托夫时代来说，“征服”高加索和对高加索的神往，比对世界大战以后在俄国出现的那些年更方便。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俄国——在苏联——出现了改造人的劳动时期，因此又是改造人的时期。至于人的劳动，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应当与艺术携手并进，变为艺术。文学家们的劳动正是艺术。这丝毫不意味着，所有的文学家都是社会主义者。这种情形——文学家的劳动就是艺术——使作家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加快地复杂化了。社会主义的劳动，它就是艺术，——必定是集体意识的劳动。文学家们是个体进行工作，培养自己的独特个性，在这个性里，普希金不像莱蒙托夫，因为所要求的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不像马雅可夫斯基，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不像康斯坦丁·费定和谢尔盖·阿尔别科夫；阿尔别科夫、杰米扬·别德内、格拉德科夫、伊万诺夫、基尔雄、列昂诺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托尔斯泰、费定、肖洛霍夫——他们都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和社会起源的革命的俄罗斯作家，他们从事文学创作，彼此并不相像。

阿尔别科夫给自己定了夏季休假。他去了帕列赫、伊万诺沃工业州、古老的俄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封地。为了有机会沿途看看全州风貌，他是开汽车去的。在伊万诺沃，他应该到车站去接妻子和儿子以及保姆。为了免受坑洼不平的路途颠簸之苦，他们乘火车来。

汽车是晚上七点钟从莫斯科出发的。

同行的有阿尔别科夫，他的工人朋友和汽车事业家西尼岑·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还有一位是修复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西尼岑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修士”。

卡拉什尼科夫这次出行纯属偶然。

整个春天，阿尔别科夫都在搜集有关俄国十七世纪的材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交给阿尔别科夫一本关于十七世纪图拉和卡希拉冶金厂的书。书中讲述了三个外国人即安德烈·韦尼乌斯、彼得·马尔谢利斯和菲利蒙·阿克马的故事。他们第一次在俄罗斯，在当时的罗斯，建起了冶金工厂。出现这些工厂的情况是非常有意思的。把它们称之为封建的手工工场是不确切的，因为它们是在俄罗斯最先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最后的法律形成和农奴制巩固的那一年，即1649年出现的、根据同沙皇阿列克谢达成的协议用各乡和农奴装备起来的这些工厂拒绝了农奴制劳动，使用了雇佣劳动。这些工厂都是租赁的，它们按照合同给沙皇铸炮，把火绳枪钻上孔，锻造马刀，但是除了合同以外，这些工厂——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白海——把大炮发往荷兰市场，发往自由城市汉堡，就是说，罗斯在十七世纪就向欧洲出口铁器，并且这铁器与欧洲的铁器，首先是与瑞典的铁器进行竞争。当这些工厂是租赁的、隶属于外交衙门时，它们实际上是国中之国，既不受军政长官管辖，也不受县令管辖，一切依照自己的法律行事。但是它们生存在一个封建的国家里，于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混合体出现了：冒险家-企业主和工人，他们的花名册迄今完整无损，每一个工人的姓名旁边都有说明：“他自称彼得鲁什卡，出生在工厂，他父亲是从哪个城市到这里来的，他没有提到。”冒险家-企业主和逃亡工人，即那些农奴，躲避十七世纪在全罗斯的那个“农奴制”法令，躲避戈杜诺夫斯克的尤里节[1]，逃到了顿河、亚伊克河[2]，逃到了古里耶夫[3]，逃到了斯捷潘·季莫菲耶维奇·拉辛[4]那里。韦尼乌斯是沙皇阿列克谢的外交衙门的在编翻译，马尔谢利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建了一座中心商场[5]，即阿尔汉格尔斯克贸易城堡。韦尼乌斯、马尔谢利斯和阿克马都在宫廷里受到过接见，但是保存下来的档案指出，他们工厂的工人不仅读过暗中投放的拉辛的信，而且还参加了拉辛的运动。在那里，在那些工厂里，十七世纪，也许能够找到一位俄国工人运动最主要的领袖吧？不管怎样，这些工厂都是俄国冶金工业的先导。阿尔别科夫开始搜集散落在十七世纪的材料。他意外发现了许多情况，他觉得这些情况犹如长篇小说和人物形象的种子。马尔谢利斯在科洛姆纳[6]附近季季洛沃村参加建造了俄国第一艘“雄鹰号”巡航战船，即下水一年半以后，有预示地在阿斯特拉罕被斯捷潘·拉辛焚毁的那艘船。但是阿尔别科夫在档案馆里彼得·马尔谢利斯的禀帖中意外发现一句话，马尔谢利斯在禀帖中给沙皇阿列克谢写道：季季洛沃的军政长官扎穆罗夫斯基“派出全部哥萨克前往沃罗涅日河，参加您的，皇帝陛下的平底船战役”，这发生在1674年，就是说，沃罗涅日船队的建立不是始于彼得大帝时代，不是彼得大帝建立的，而是沙皇阿列克谢建立的。档案材料重新梳理了历史。寻找档案材料使阿尔别科夫走进了历史博物馆，走进了列宁图书馆——往往有这种情况，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注意力和时间投入到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时，寻找也就把十七世纪拉近了，仿佛它就在昨天。来了一些研究十七世纪比研究1935年春天更出色的熟人。新朋友们送来许多礼物：一个上面饰有双头鹰、可插五枝蜡烛的十七世纪的烛台，一件酒器，一只金属锅，一只铜墨水瓶（带有两个小环，因为在十七世纪，司书们大概把墨水瓶挂在腰间的皮带上随身携带和把羽笔夹在耳朵上一样，好使大家能认出他们来）。他们还赠送了一幅三折圣像，即画有三幅圣像的折叠圣像，装在一只镶着厚皮革的铁匣子里。折叠圣像被涂改得面目全非，赠送者说，他要派一位修复家来。这幅折叠圣像阿尔别科夫完全不需要，可是赠送者是那样关切地、认为有充分价值地赠送了这幅折叠圣像，以致阿尔别科夫在接受礼物时，竟用十七世纪鉴赏家和爱好者的口吻说：

“是啊，当然，修复家是必不可少的，请您派他来吧，谢谢！……”

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乘汽车同行的第三个人正是这位修复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他是在这次出行前两天到阿尔别科夫这里来的，是早上来的，事先没有打招呼。在俄罗斯早就不见有上了漆的带帽舌的工匠帽了，工匠服既不是西装，也不是常礼服，皮靴像手风琴折层似的，衬衫不塞在裤腰里，腰间系一条饰有穗子的带子。齐齐剪成“一圈”的发型，差不多像助祭那样的式样，也完全消失了，大胡子和唇髭也消失不见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来了，他既留着齐齐剪成一圈的发型，又蓄着稀疏的、长到了脖子上的大胡子，还戴一顶上了漆的有皮帽舌的便帽，穿一身富于形象的黑衣服，一副极古老的样子。他自我介绍说：

“我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修复艺术家，”他微微一笑，那微笑的眼神完全像小孩子似的。他摸了摸折叠圣像，好像珍本鉴赏家摸古版书[7]一样。他的手指修长，两手十分绵软。他的年龄大概有二十五岁或二十七岁。他望着折叠圣像，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他用十七世纪的语言开口说起来。显而易见，他是个行家，是一个有天赋的人，难道是阿廖沙，是卡拉马佐夫[8]不成？可这是在1935年啊！谈起了拜占庭对俄国圣像画术的影响，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雅罗斯拉夫尔、莫斯科的圣像画风格。卡拉什尼科夫原来不仅是地地道道的俄国圣像画术的行家，而且精通整个俄国历史。阿尔别科夫问道：

“怎么，您在做遗留下来的圣像修复工作吗？您是帕列赫人吗？您是哪里人？”

“不，我是莫斯科人。我从小就对古代心驰神往。我父亲是细木工。我刚满七周岁就到国立修复工作室学习去了。学习期满后就工作了。”卡拉什尼科夫也问道：“您去过许多国家吗？”

“去过。”阿尔别科夫回答说，“去过许多国家。”

“我没有机会出国，我不了解，但我推测，没有比俄罗斯人更好的了。俄罗斯人民是优秀的人民。是诚挚的、有文化修养的、善于思考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沉默了一会儿，“是对人亲切的人民。等我什么时候有了空闲时间，我就去旅行，乘火车和徒步。我去过弗拉基米尔，很遗憾，没有走到苏兹达利……我去过伟大的诺夫哥罗德、伟大的罗斯托夫、佩列亚斯拉夫利-扎列斯基、普斯科夫……古代俄罗斯人民是亲切热情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算去帕列赫。这条路正好经过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伊万诺沃和舒雅。二十一年前，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这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大概才五六岁。战争、革命、新国家、一代代新人，——而阿尔别科夫面前却坐着一位突然从十七世纪走来的小伙子，手里拿着折叠圣像，并且他的眼睛和手指是干瘪的，但他的体格高大魁梧，保养得很好。阿尔别科夫还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小伙子温文尔雅，是个圣像修复工匠，可是阿尔别科夫根本不需要圣像。他看出小伙子是个好奇的人。

阿尔别科夫说：

“后天我要去伊万诺沃，经过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

“应该顺路到涅尔利河畔的波克罗夫[9]去看看，一定得到那里去看看，也不要把博戈柳博沃[10]绕过去，”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叹了口气，垂下眼睛，好像用回忆把眼睛遮挡住了。

“那好，您跟我一起去吧。您坐车到伊万诺沃，从那里再坐火车返回来。您后天下午三点钟过来吧。”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像少女一样脸红了，把眼睛垂得更低了，小声说：

“我去……我一定去，如果您允许的话……十二世纪！好几个世纪！……”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来了，正好三点钟。他穿一件旧时的短上衣，不知叫什么款式，好像是司祭穿的大氅，没有带任何东西，甚至连肥皂和毛巾也没有带。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是工人，是汽车事业家，他立刻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起了个外号，把他叫作修士，无用之物。他们耽搁了，七点钟才出发。阿尔别科夫开车。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在行驶时仔细听着汽车、马达的运转、弹簧的咯吱声。行驶了五十分钟到达诺金斯克。从诺金斯克开始，每行驶十米都要提到楚多尔特兰斯，说他的坏话：道路真是糟糕透了，比没有道路的地方还要糟糕得多，如果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可以行车的话。在到达诺金斯克的一路上，修士尽情地享受着飞驰的车速，一边说：“我好像坐在飞毯上飞行一样！”过了诺金斯克，他欣赏着雾霭，美人鱼[11]的辫子，景色，——这更加使刚才提到楚多尔特兰斯和鄙弃景色的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心情不好了，既使在这样一条糟糕透顶的道路周围景致旖旎。这条极其可恶的道路一点儿也不爱惜汽车弹簧和他的，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劳动和神经。

真的，雾覆盖住了路上的坑坑洼洼。夜莺在弥漫的雾中啼啭，有几十只，上百只夜莺。诗兴在雾中渐渐消失了。雾霭、美人鱼的辫子使人想起基督教以前的俄国民间创作。黑夜向来不能彻底战胜白昼，霞光总是与霞光相遇。天空是绿色的，辽阔的，模糊不清的。雾霭后面和六月的天空下面的绿色景致使人想起梦境。白桦树发出一股又苦又甜的气味。旧的弗拉基米尔公路——弗拉基米尔卡——是一条苦役犯们和关于他们的传说的道路，一条强盗的真理和强盗的修道院、锒铛的镣铐声和死亡的道路，——被从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开出的汽车压毁了，仿佛一个新建筑工地。路边燃起了篝火，是夜牧归来的小伙子们、行路人和修路工人们燃起的。篝火述说着弗拉基米尔的传说。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篝火后边，在篝火的烟雾中看到了他刚才说过的美人鱼。他们把汽车停在篝火旁，吃点东西。

于是他们听了伊凡沙皇的故事。

他们沿着美人鱼、带镣铐的犯人和楚多尔特兰斯的道路，于凌晨一点到达弗拉基米尔，全体安然无恙。他们下榻在一个古老的旅馆里，旅馆的院子里必定停着作家索洛古布[12]的四轮马车，是果戈理时代的，而在旅馆的餐厅里，如果作家赫尔岑当年在弗拉基米尔久住的话，那么一定会变成酒鬼。汽车停在大街上一个十字路口，离警察的岗亭不远，估计汽车在这里比在停着索洛古布的四轮马车的院子里更安全。修士带着一个笔记本，他在上面用教会斯拉夫文连体字记述了有关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的情况。

在到达弗拉基米尔的路上弄清楚了，修士身上有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洋葱和阿利芙油的气味，以致沾上汽油和润滑油气味的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郑重其事地考虑他是否要在汽车里过夜。睡前，他们吃了东西，可是修士由于心不在焉，把准备到达伊万诺沃吃的面包全部吃光了。

翌日早晨，他们参观了古迹。弗拉基米尔的文物都与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13]和他的儿子弗谢沃洛德、与十二世纪有联系。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有城门，即所谓的金门，还有两座大教堂。从金门那里起，两侧有冲沟，在冲沟附近，准确无误地表明，在将近七个世纪以前，鞑靼人正是从这里闯入了弗拉基米尔（事情好像就发生在那个星期）。弗拉基米尔区执委会的城市公用事业部门如今把一只带电动发条的钟表挂在了金门上。十二世纪的教堂——其中一座在最近大约二十五年里出现了许多裂纹——正在坍塌和将要坍蹋，如果建筑修复家们不到这里来，对裂纹不进行加固的话。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的教堂建筑中，所有的教堂圆柱和拱顶上都饰有雕狮。在十二世纪科利亚济马河畔和涅尔利河畔，这些雕狮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年鉴记载，说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与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4]有血统关系。还有一种推测，说这两座大教堂是伦巴第[15]的建筑师们建造的，雕狮也是他们运来的。但是，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和芬兰人的雕狮却是国徽。弗拉基米尔大教堂里圆柱底部的雕狮是不是从那里运来的？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的国徽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弗拉基米尔圣母升天大教堂里，即被鞑靼人所包围的和曾是弗拉基米尔人最后一座堡垒的那座大教堂，曾保存了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的圣尸和保存着安德烈·鲁布廖夫[16]的壁画，以及从十二世纪以来希腊人所创作的经过清理的壁画。年鉴对博戈柳博夫斯基的情况做了记述，说他傲慢而威严，从来没有低过头，说他非常警觉，从来没有完全闭上过眼睛，甚至睡觉时也这样，说他是被一个贵族库奇卡及其儿子们砍死的，而且痛恨他的贵族们在他死了之后还在砍他。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的圣尸被挖掘出来，从大教堂里迁至博物馆。根本没有什么圣尸，只是一具遗骸，但这具遗骸证实了年鉴上的记载。在许多遗骸上，在胳膊和腿的遗骸上，在肋骨和颅骨上都留下许多剑击的痕迹。科学院的组织学家们对这些遗骸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在起初遭到击打死亡之后，又遭到长达数小时的击打。组织学家们确定，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的颈椎由于患巴塞杜氏病而接合住了，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不是由于高傲和警觉才不低头和不闭眼的，而是因病所致。安德烈公的身量高得不可思议——比彼得皇帝高出半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公-封建主的颅骨和遗骸拿在手里。没有任何神圣的激动，——拥有这具遗骸的、八个世纪以前的这个人很可怕。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默然无语地、像修士似的站在遗骸旁边。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把颅骨拿在手中，掂了掂它的重量，放回原位，转向阿尔别科夫说道：

“您怎么看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们和我们的汽车能把博戈柳博夫斯基的整个王国征服了吗？要是我能取胜就好了。要是我能像上帝那样对他们进行袭击就好了。他们只消碰上一个我的德国佬，便会四散逃窜而去……只是我们正在睡觉时，说不定他们会偶然发现我们吧？或者假如汽油用完了？……”

旅馆附近的十字路口上，警察离开了自己的岗哨，来到汽车跟前，请围在汽车旁边的孩子们不要滞留，而对成年人则讲着有关苏联汽车制造业的情况。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和风习习，天空湛蓝，空气清新，自由自在。夜莺们没有注意到已是早晨，在弗拉基米尔市的中间、在蔚蓝色的晨曦初照的带露水的草地上啾啾啼啭。早晨显现出来，弗拉基米尔市无论如何不像非行政中心的城镇，到处是年轻人，学生，青年男女，用小皮条扎起来夹在腋下的课本，盛开的丁香和樱桃，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他们下午一点离开弗拉基米尔，向博戈柳博沃和位于涅尔利河畔的波克罗夫进发。在博戈柳博沃，博戈柳博夫斯基的富丽堂皇的府邸保存下来一部分，根据完全不可靠的修道院的解释，安德烈公就是在这所邸宅里被打死的和被奉为圣骸的。如今，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克鲁格洛夫住在博戈柳博沃，保管着博物馆的钥匙。他这人像博戈柳博夫斯基一样不弯脖子，与博戈柳博夫斯基不同的是，他不弯脖子另有原因：他是游击队员，红军战士，彼列科普战役的参加者，他曾被白卫军俘虏。他身上至今看得见一颗受刑时被刻在皮肤上的五角星；白卫军把他枪毙了，他被埋在阵亡将士公墓里，他从地底下的尸体堆里爬了出来，回到我们的人这里，在彼列科普附近参加战斗，他的颈肌变了形，脖子不能弯曲。他对安德烈·博戈柳博夫斯基的富丽堂皇的府邸永志不忘。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碰见他时，他正坐在凳子上，凳子摞在紧挨着天花板下面的桌子上，他在给自己的住所刷白，住所被安排在都主教的内室。

位于涅尔利河畔的波克罗夫是荒凉的极端象征。教堂坐落在涅尔利河与克利亚济马河交汇处，在被水淹没的草地中间，方圆数公里荒无人烟。甚至教堂附近也阒无人迹。教堂破败得不成样子。在阴雨天的夜晚，那些运气不济的人们大概需要在这座教堂里过夜。教堂的门是铁的，是用十二世纪拜占庭的铁打制的，但门框是木头的，于是那些不走运的人们为了进教堂而把其中一个门框烧毁了。涅尔利河畔的波克罗夫附近一切都荒芜得不成样子，甚至连乌鸦和寒鸦，这些专事破坏的鸟也都纷纷离开了环绕在教堂周围的白柳。白色的教堂。太阳，白柳的绿荫，风。连鸟儿都从这里飞走了。一片苍凉景象。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没有去参观古迹，他把汽车停在两个小丘之间，爬到汽车底下，一来是为了避免太阳晒，二来是为了给弹簧上油，还可以从容地仔细观察鸡雏。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对古迹厌烦了。

他们出发前往苏兹达利。伊万诺沃工业州的路比弗拉基米尔公路好走一些。苏兹达利使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心情感到十分压抑。这座城是俄国历代沙皇的都城，不是帝王的，是沙皇发怒和沙皇发慈悲的都城，是修道院和皇后以及免去教职的神父流放的都城，在这里，教堂多于住宅。实际上有许多教堂。实际上有许多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世纪非常卓越的教堂古迹。实际上可以写一部关于中世纪妇女命运和被流放在苏兹达利女修道院的彼得大帝第一位妻子的小说。实际上待在这些世纪里令人厌倦。实际上所有这几个世纪都被破坏了。所以应当与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一起发发悲悯之心。使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抑郁的不是这几个世纪的伟大，而是破坏。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本能地不喜欢和厌恶被破坏掉的、被摧毁的和未完工的东西。他把古迹也看作是未完工的。唯一一座没有遭到破坏和保存完好的古迹是高高耸立的中世纪的宏伟建筑——关押免去教职的神父的监狱——涂着玫瑰红色，森严而无法靠近，这就是苏兹达利的绝缘体，革命前的修道院。所以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对内务部的活动深受感动。

“喏，您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们真行！不管干什么，都干得极出色！……着手建修道院，修道院就建得完美无瑕！……简直了不起！这可不是您的那些历史学家！……有看头！……”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圣像修复家。苏兹达利修道院遗址，苏兹达利博物馆里收藏的圣像，苏兹达利大教堂的科尔孙[17]大门——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以致他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决定留在苏兹达利。他想呼吸呼吸十七世纪的空气。他打算看看彼得大帝的第一位妻子曾经看见并从窗户里看过的那些景致。体魄强健的小伙子，他从苏兹达利的古迹中开始亮起来，犹如涅斯捷罗夫[18]的蜡烛。其实，他身上本来就散发着一股阿利芙油和洋葱的气味。阿尔别科夫所想的都做到了，他知道，卡拉什尼科夫又信神，又把现代生活当作“神的恩赐”，并且深信，十七世纪比现代好得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唯一的，同时又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万军之主[19]。他就是阿纳伊[20]。在1935年，在巨大的权力和革命的理智中，这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好像是个无意义的东西，但他的存在却是事实。既然有这么个实实在在的人存在（他有一双怡然自得的眼睛，不爱洗脸，从莫斯科外出旅行不带毛巾，为了学写教堂斯拉夫语连体字和差不多说的是教堂斯拉夫语，在莫斯科几乎受到过高等教育），那么，可见在莫斯科什么地方，在莫斯科的小胡同里保留下来了使人们倒退到十七世纪的社会环境和有相互关系的社会力量。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卡拉什尼科夫不好意思地说他迷上了苏兹达利，不好意思地讲出他从莫斯科出发时身上只带了十八卢布，不好意思地请求借二十卢布，他像修士那样鞠了一躬表示感谢，便到博物馆去过夜了。从莫斯科到诺金斯克的道路铺上了沥青，因而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一路上自我感觉极好，在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之间进行了下面一段谈话：

“现在需要碰上漂亮的姑娘，”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温情地说，“让她们坐进汽车里来，好跟她们接吻。”

“这怎么接吻呢？”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问道。

“非常简单。把汽车停下来，上前鞠一躬，彬彬有礼地说：‘你们好，小姐们，我们也许是同路吧？请上车吧，我们来接吻，免得寂寞！’”

“她们会上车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问。

“假如说话的口气友好、快乐、不粗野，而主要的是，假如她们是几个人在一起，两个或者三个，那她们肯定会上车的。”

“可是她们肯定会接吻吗？”

“为什么不？每一个人接吻都会感到愉悦，她们也一样。这就好比是开开玩笑，逗逗乐。只是不能粗野。接吻是一定要的！——大家都觉得愉快，无恶意，高兴。而且没有任何坏处。”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沉默了片刻，低声说：

“我……我有过一个心爱的姑娘，可是我连亲都不能亲她一下……”

到达苏兹达利，卡拉什尼科夫刚一下汽车，到博物馆去过夜，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就一丝不苟地整了整手套筒部，欣然地把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加大油门，略带狡猾地说：

“您要是把那个修士甩掉，您也会高兴的？！他就是废物一个！……您要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不看报，我没有工夫。所以当国务活动家我不够格，我是个汽车活动家。但是我有一定的政治准则，这些政治准则在我工作中派上了用场。譬如——国家政治部[21]。比如说，我认为国家政治部的存在对我有好处，我生活得更方便一些。如果我需要打听一个人，我就开始不关痛痒的谈话，如此这般地说一通。国家政治部有过，但现在已经撤消了。现在是内务部，而以前有过全俄肃反委员会。如果一个人害怕国家政治部，那么，这个人就是冒牌的。我注意到：谁害怕，谁就坐牢。”

日已西斜。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不断加大油门。路很好走。司机们都知道，日落的时候，汽车发动机运转得最好。

西尼岑·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当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走进摆着在一百年以前就已停摆了的十八世纪的座钟的房间时，座钟由于在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面前感到害怕而开始走起来。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自己给自己制作了一台留声机和汽车。为了表彰他的竞赛才能，莫斯科汽车俱乐部赠给他一辆摩托车。众所周知，摩托车的变速箱里没有逆转的小齿轮。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却把这个小齿轮安装上了，令莫斯科的司机们大为惊骇，他倒骑着摩托车，围着汽车俱乐部全速地兜圈子。钟表、收音机、煤油炉和汽炉实际上都害怕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骑着摩托车去遍了莫斯科的剧院，甚至还去过莫斯科大剧院，他一天也没有学过钢琴，但却会给三角大钢琴和立式钢琴调音。我们从白军手中缴获的、运到莫斯科的第一辆坦克破烂不堪，快要散架子了。当时莫斯科连一个懂得坦克构造的工程师也没有。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一连好几天爬到成为一堆废铁的坦克上，几乎没有从上边下来过，他唱着《华沙工人之歌》，开着坦克从车站来到克里姆林宫，把坦克作为礼物送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握着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手，向以他为代表的俄罗斯机械师表示祝贺。1931年，阿尔别科夫从美国运回来一辆汽车，并学会了美国式开车，就是说，无论对发动机还是对变速器，他都没有任何概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作为司机回到莫斯科以后，一方面与汽车俱乐部的汽车爱好者和汽车业发展及公路改善促进协会[22]会员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又跟一些骗子搞在了一起，并很快吃了那些骗子的苦头，以致汽车停开了。当时在汽车公路-汽车俱乐部的圈子里，他遇见一个在司机们中间非常受尊敬的人——西尼岑·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他们是邻居。西尼岑开着代号叫“龙”的自己制造的汽车，他没有车库，而阿尔别科夫有一座院子，院子里可以建一个停得下两辆汽车的车库。西尼岑的车开始在阿尔别科夫那里过夜，西尼岑对阿尔别科夫的汽车进行了检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友谊，而这时，阿尔别科夫和西尼岑都正在闹离婚。“龙”暂时不开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着自己的车，把车弄坏了，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开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车，把车修好了。西尼岑对阿尔别科夫的朋友们这样做自我介绍说：“我叫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热衷于汽车的司机！”实际上也是这样。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了解汽车的全部历史，从汽车事业只是作为一项运动时起。当朋友们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家里聚会，开始谈论国家大事、集体化的成就、美国钢铁公司[23]和日本时，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总是对阿尔别科夫小声说：“这里不开心，我去看看汽车！”说完，他起身到车库去了。可是当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成小时地讲着汽车的型号和轮毂，讲着汽车比赛和发生的事故。他对莫斯科所有的汽车都十分了解，像了解好朋友一样。他不知道人民委员格林科和美国大使布利特，但他知道他们的汽车。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是汽车、钢琴、钟表、收音机的统治者，它们都害怕他。但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本人害怕的是纸，这恰恰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与之打交道最多的。假如说到纸，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必定糊里糊涂搞不清楚。所以这正是友谊的保证，其实是真正友谊的保证。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是车库主任，突击手，他把从《真理报》上剪下来的带照片的剪报重新涂上机油作为纪念，随身带着，他调度着一百五十辆齐斯牌汽车、格里弗牌汽车和雅罗斯拉夫卡牌汽车。阿尔别科夫在写作。闲暇时间他们总是在一起度过。他们开车去过全国许多地方——列宁格勒、哈尔科夫、斯摩棱斯克和高尔基市。他们还到过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故乡——西部地区。直到现在那里还挂着一个父亲留下来的牌匾，上面画着一只茶炊，写着“茶”。父亲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并从那时起当了布尔什维克，牺牲后安葬在巴黎公社社员公墓。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父亲是党员，而您怎么是非党员呢？”但是儿子，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回答说：“要知道，我相信同志们，让他们去从事革命活动吧，我搞汽车运输来补偿！”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是个轻信和温厚的人，真正的无产者，工人，一个地下工作者-无产者的儿子。

在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跟妻子闹离婚的时候，他那汽车钥匙的钥匙链上挂上了阿尔别科夫住宅的钥匙——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渐渐成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家庭成员。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很少待在自己家里，他家的墙上到处挂着他多次参加汽车竞赛荣获的奖状和证书。

日已西斜。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不断加大油门。日落的时候，发动机运转得最好。前面就是著名的俄罗斯纺织城，这座纺织工人城是从封建的村落演变而来出现在森林和沼泽地上的。从前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城市从农奴手工工场变为资本主义，从前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村落变为社会主义的城市。公路的左右两侧是密不透风的、几乎是原始的森林，松树和云杉，它们一点也没有预示出再向前行驶几十公里便是拥有纺织工业、工厂和二十万无产者的苏联的大城市了。在穿越森林的路上碰上两个提着箱子、背着背包、打着赤脚的姑娘。不是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主动提出让她们乘车的，而是她们自己请求顺路搭车的。汽车停了下来。两位姑娘的颧骨是瓦灰色的，体魄健壮，真是罕见。最后弄清楚了，她们是工厂技校的学生，回家去了，指望早晨能碰上公共汽车，但却没有碰上，她们已经步行了三十公里，前面还有三十公里的路程，她们走累了，而明天早晨八点钟必须上班。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担心地说：

“如果不提箱子的话嘛……你们的箱子会把座椅的包面剐破的，瞧瞧，你们带了多少东西啊？……”接着，他又严肃又高兴地补充说：“不过，好吧，让你们搭车，但要用实物酬谢我们才行，每行驶一公里吻一下。”

“你别开玩笑了，”年纪较大的姑娘说，“我们带着东西步行了三十公里，简直累坏了，”于是，她不容分说地开始往车上放箱子。

汽车确实被装满了。她们上了车，坐下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在驾驶座上，挨着他坐的是一个姑娘，挨着姑娘坐的是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另一个姑娘坐在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腿上。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说服姑娘坐在他腿上，好使她真心诚意地吻他。迎面一下子驶过三辆货车。挨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姑娘对他说：

“我们走了整整一天，连一辆汽车都没有碰上，而现在一下就过去了三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道：

“那么我的汽车，就是你现在坐的这辆，叫什么呢？”

“当然，”姑娘庄重地回答说，“叫出租车呗！”她又非常温柔地、轻信地、谦虚地补充说：“虽然我是农村来的，但也学过点东西。”

姑娘们请求在市郊停车。西尼岑要求接吻，作为实物酬谢。坐在阿尔别科夫身边的年纪较大的姑娘说：

“别开玩笑，小伙子，别丢丑了！……我们的嘴唇不是钱！”说完，她转向阿尔别科夫：“你也许为我们破费了，你说句话，需要什么，我们会付钱的。”

“不，付钱倒不必，”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如果你吻一下，把我同伴的鼻子擦干净，他一路上都在请求你的女友呢，可你们却吻了我。”

“那有什么，吻就吻。你这老头子对这事会有什么快感呢？”

“那你就吻一个再说，让你的女友也吻我一下。”

“那有什么，我们吻就是了。纽拉，我们吻他一下。”

“你们也得吻吻我的同伴，他是好人。”

“我们不会让你们再死乞白赖地哀求了。要不然一路上就知道实物啊实物的——竟有这样风流的人！……你都老头儿了，或许只是长得像老头儿吧？”

姑娘们对他们俩人一个人吻了一下，在面颊上吻了一下（她们拒绝吻嘴）；只许在面颊上吻一下（不许吻嘴），握了握手，笑了一阵。当汽车开动时，其中一个姑娘在另一个姑娘的哈哈笑声中喊道：

“小伙子们，你们什么时候路过这里，请来喝茶！工厂技术学校第二栋宿舍，纽拉和卡佳！……”

前面就是著名的纺织工人城，俄罗斯纺织工业城，俄罗斯无产者城。

关于1919年被选举执政的伊万沙皇的故事

现今的伊万诺沃工业州的面积包括从弗拉基米尔和基尔扎奇到乌格利奇和波什-沃洛达尔斯克，还有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到丘赫罗马和索利加利奇到马卡里耶夫和谢苗诺夫。对于每一个记得自己国家的俄罗斯人来说，每一个被叫出名称的人类的定居点，既是俄罗斯事件又是历史的一个篇章。州的中部是伏尔加河。经济分布图上密密麻麻地标出了工厂区、机器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区、棉纺织工业区、亚麻加工工业区、硅酸盐工业区、泥炭工业区、食品工业区、淀粉糖浆工业区、酿酒工业区，使伊万诺沃州的这些地方大为增色。分布图上还标出了新工业建设区和电器化网络区。在整个州的分布图上都标出了居民手工业合作区、役畜供应区、乳品畜牧业区、绵羊养殖区、居民区、兽医和医疗服务区、各区的电话联络区。在所有这些分布图上，标出来的谢苗诺夫区、马卡里耶夫区、帕尔金区都是一片荒漠，除了一个分布图之外——森林覆盖分布图。这个多林的地区就是谢苗诺夫区。那里有一条韦特卢加河，原先的韦特卢加村庄（现今已经从俄罗斯地图上被抹掉了），就是梅利尼科夫-佩切尔斯基[24]描写过的那些地方。那里的森林是原始的，无法通行的。那里的森林和村庄稀少，假如关于这些定居点，不管是顿河还是扎波罗热[25]，是由于那些社会原因而出现的论点被接受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过分的历史的牵强附会。但是在顿河和扎波罗热有游牧民族的大草原，有辽阔的地方，有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而这里森林环绕，正是这些森林把从家园跑出来的人藏匿了起来。应当在这些森林里定居和隐藏起来，应当干活，为了糊口和养活孩子。人们为了摆脱封建主，为了讨一个封建主式的公道，逃到了森林里来，但他们在森林里躲避的是亚历山大二世，俄国的资本家。要知道，1934年在这些地方发现了一个村落，这是个早就不知下落、没有身份证、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示出来、位于森林中难以通行的地方的村落，但村落里的人们经常出来到邻村买东西和出售自己的产品！……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1917年皇权垮台了。根据现在所谈到的这些人的理解，政权崩溃了，那些村落躲藏到森林里去了，当时没有闲暇时间去寻找这些村落，——政权崩溃了，犹如时代生死攸关的联系瓦解了。为了恢复观念的联系，可以建立和应当建立自己的政权，于是在舒雅的一个新拓小村，农民们选举出了农民伊万，一个公正而英俊的人来执政和治理国家。伊万四十岁左右，目不识丁，家里人口众多。他开始当朝理政了，甚至在胸前画十字也很公正，在自己的木屋里设立了宝座，他穿着腋下打白补丁的红衬衫和草鞋，坐在宝座上对国事作出评判。在不上朝的闲暇时间里，他便制作勺子和种地。他被称为穷沙皇。他像从前一样，极其严格地命令自己的孩子们赤脚奔跑。他是古老信徒派教徒和农民，他从全国把东正教的神父们、乡里的录事、木材商、守林人、小警官、教师、医生召来了，希望他们赶快离开王国。巫婆和巫医迁到了医院里来。读过许多书的人到学校去了。人头税取消了。在劳动和面包分配中，大家人人平等。拼命离开王国的那些东正教神父、守林人、医生和乡里的录事急忙到当时的一个省，沃洛格达去了，他们报告说，森林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王国。这件事把沃洛格达苏维埃当局弄得困惑莫解。沃洛格达人飞速前往森林了解情况。他们来到了王国。森林无法通行。为了使牲畜不到森林里去，熊也不便溜进村里来，村庄被栅栏围了起来。沃洛格达人在栅栏跟前遇见一个人，他拉着大车，穿着草鞋，红衬衫，蓄着浓密的大胡子，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十分和善。

“据说，你们这里有一个沙皇，是吗？”一个为首的沃洛格达人问道。

“是的。”庄稼人回答说。

“什么样的沙皇？”沃洛格达人问。

“人民的沙皇，大家选举出来的，就是为了让他问心无愧和公正无私地为民办事。”

“这个沙皇在哪里？”

“我就是这个沙皇，”庄稼人回答说，“和平选择了我来执政。”

在沃洛格达进行了审判。但是伊万沙皇被宣告无罪，只是为了装装样子请求他离开家乡，不得返回，可以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去。伊万沙皇表示愿意举家迁往阿斯特拉罕城，在那里的渔场安家落户。穷人伊万，俄罗斯最漂亮的大胡子的人，甚至在位时也仍然是穷人。就算他像茂密的森林一样，使古老信徒派的上帝与巫师和巫婆结合了起来，他毕竟是伊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人。

关于伊万沙皇的故事是在波克罗夫和弗拉基米尔之间的弗拉基米尔公路上，在篝火旁讲的，当时是夜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把车停在水渠那边，使发动机冷却一下，他们也趁机会吃晚饭。篝火驱走了蚊蚋，雾悄然降临到篝火旁，夜莺在弥漫的雾中啼啭，而雾里散发出一股铃兰气味。讲伊万沙皇故事的是一个修路工人，他是顺便讲起来的。工人们都安排好要睡觉了。可是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一想起坑洼不平的路，便对全俄公路大师楚多尔特兰斯有一肚子冤气，打算趁他不在的时候向修路工人们发发牢骚，请工人们抽支烟。结果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维埃政权的谈话。一个修路工人一边讲述伊万沙皇的故事，一边吸烟和吐痰。他是顺便讲起来的，是为了证实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而讲起来的。那个修路工人的穿着大概正是当年伊万沙皇的穿着，只是他比伊万沙皇瘦弱，没有伊万沙皇那样体面和好看，也没有那样的大胡子。

“苏维埃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我对你说吧，老兄，伊万沙皇不知道它叫什么名称，他实际上最多不过是贫农委员会主席，弄不好是集体农庄主席。我和他是一个地方的，他幻想着在公正的劳动中所创建的公社。既然他搞错了，那么他只有同巫师和由于自己在森林里没有文化所起的沙皇的化名在一起了。”

夜莺发出铃兰气味。

汽车已驶入俄罗斯乡村。要想开好汽车，当一名优秀司机，开车时必须不去想你在开车。开每一辆车都应当这样。应当觉得汽车就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像自我的一部分。会开汽车——这是一代人以前在俄罗斯所没有过的一种感觉。驾驶汽车的人，真正的司机，不是老想着汽车，然而却一秒钟也不曾把汽车忘掉。他能感觉到每一个螺丝帽和点火装置的每一次启动与熄火，无论他的视线看往什么地方，他的思想跑到哪里，他都看得见路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坑洼，而且单凭汽车的节奏就能看见它们。确切地说，他是掌握方向盘的司机，他看到的一切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汽车的节奏在求出距离和景色的积分。握着方向盘可以很好地进行考虑、思索，求出思想的积分——求出速度、运行节奏和景色的积分。——经过一代人之后，一场最开诚布公、最深思熟虑的谈话将发生在两个开着汽车的人的旅途中，他们将同样拥有汽车的感觉。

在从莫斯科到帕列赫的途中，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驾驶着汽车的时候，他思考着——这怎么说呢？——形象？艺术？他使自己的思想进入一种感觉，在这种感觉里没有所需要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术语，因为概念——形象——是很不准确的。可以想一想国际象棋和汽车。从出现国际象棋之日起，作为一门手艺，向来就有许多棋手（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他们想制定只赢不输的比赛规则，想制造国际象棋机。这些发明家们被遗忘了，但是卡帕布兰卡[26]、拉斯克[27]、阿廖欣[28]——伟大的国际象棋作家——甚至伊林-热涅夫斯基[29]，都经常出错，当然，经常输棋——当他们空谈理论的时候——想必常常说出许多错话。倘若象棋机被发明出来，象棋艺术也就不复存在了。汽车发动机是数学积分学的天才研制出来的，而普通司机不一定要懂高等数学。决不能提议在艺术中使用象棋机，因为把艺术扼杀掉是得不偿失的。艺术就是发明，就是政治，就是爱情，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成为艺术的对象。所以卡帕布兰卡对象棋规则当然比年轻棋手了解得更多，他应该知道为他而制定的全部规则，并且为了在需要时运用这些规则，同时也为了破坏这些规则，制定出自己的一套规则，巴尔扎克之所以不像托尔斯泰，也正是由于此。了解和掌握不是一回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再当美国司机，他知道了汽车发动机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但他却不会制造。而美国人连发动机都不知道，甚至没有见过。美国人只开汽车，而且开得比俄罗斯司机要好得多，因为在美国大概平均每四个人就拥有一辆汽车。会开汽车是通过熟练的技巧和实践达到的。理论上了解——这还不等于实际上掌握。只有当掌握和了解协调一致时，才会达到真正的掌握。了解不应超过掌握，否则就成评论家了！……每一位作家每天要忽略许多题材。每一位作家有时花几年时间创作同一个形象，平均一年写大约十页纸。在十年制学校里，在物理研究室里做这样一项试验：把铁屑撒在桌子上，拿一块磁铁放到它们跟前。铁屑开始移动，呈几何顺序，粘在磁铁上，彼此粘附在一起，变成有规律的形式。在把磁铁移近铁屑之前的铁屑，是一个过路的乞丐艺术家所看到、听到、感觉到和考虑到的许多现象和情况，是头脑记忆中的一堆破烂。产生了形象，形象就要工作，如同磁铁一样：从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东西的铁屑中筛选出所需要的东西，铁屑运动起来，进行分类，彼此粘附，变成形式，产生出形象。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所看到的，所深思熟虑过的东西重新回到记忆中，开始存在，如果形象需要这个的话。说什么从事生物研究的人被说服去搞文学创作。另一个将成为工程师，而第三个将成为音乐家，把音响当作现实生活——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可以教兔子学会划火柴，这也决不是无稽之谈。但兔子决不会因此而成为艺术家。形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历史时代里，在这样的人类的个体（成为他的时代，他的环境，他的阶级的财产的个体）那里涌现出来的。当形象的磁铁被拿到想象和所感受到的东西的铁屑跟前时，了解才开始动作。要想使形象在纸上体现出来，那就需要本领。有时对一个新入伍的红军战士，甚至对一个大学生发口令：“左脚走！”而他往往迈右脚，这是因为他想的是自己的脚。这就像司机一样，他开始计算，而不是感觉距离，就是说，他没有把意识转变为感觉，所以把车开到水沟里去了。一个作家对事物的掌握应该像司机会开车或者像不用思索就会迈左脚的红军战士一样。掌握是一个词。一个有重量、有前景的词，尤其是词的组合。词的组合决定句子的前景，不仅是决定句子词义的轻重程度，而且还决定句子感情色彩的浓淡程度。说——“他很快走开了”，“他走得很快”，“他很快地走了”——这是三个在丰富的感情色彩方面不同的句子。在读古典小说时，一定要经常努力不要拿自己去替换主人公，就算是这个主人公无论是从历史的还是从阶级的观点对于读者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是被前景的规律所预先注定了的。每一部中篇小说中都有作者要从头做起的那个前景，那个点，读者应当从这个点去看艺术家的两个半直径的画。古典长篇小说对于读者来说一开始就左右了主人公的观点，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试试拿主人公来替代自己，既然只用主人公的眼睛就看得见，既然要从另一个地方来进行观察——这无异于坐在剧院里背朝着舞台。前景永远是线图式的，所以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应具有自己的线图——从一个句子到一个段落，从一个章节到整部作品——而且作者也应注意读者将会如何去读故事。有时，读者应当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坐在房间里，有时他应当从莫斯科关注帕列赫、哈萨克斯坦、夏西河和穆尔曼，关注东京和纽约。如果作者需要让读者着急，那么他可以在第一座高炉开炉时就把他派往库兹涅茨克建筑工地。——如果作者需要使读者放心，他可以在第一座高炉开炉一小时以后把他派往斯大林斯克，或者可以把他留在安静的莫斯科的长沙发上，而折腾小说中的人物，就像干部人员去影院看电影一样……但是语言是实用的。假如作者想要描写一位漂亮女人，给她取姓为什罗科诺索娃[30]，那么不管作者如何努力，读者决不会相信她是漂亮的，这样一个姓氏将会把纸上的美人毁掉。假如作者要用我们的记录用语描写森林景色——《森林的宗旨》《小树林的对策》，那么结果必定只能是一个在印花布连衣裙上打呢子补丁的裁缝。决不能用资本主义的词汇去描写封建主，那样的话，封建主将成为又穿燕尾服又穿环甲的封建主了，并且环甲将会用作西服背心。描写农村运货用的四轮大车不能用汽车术语，四轮大车的年龄长于汽车，它有它的年龄语汇。读者决没有相信艺术家的义务。作者应当不仅用保证的话，而且要用证人的供词令读者信服。一部手稿。一位年轻作家。第一页叙述的是女主人公如何聪颖和非同凡响，这不是别人，而正是在第一页上就陶然心醉的作者本人，在第二页上，第四页上叙述的是女主人公又聪明，又漂亮，又不同寻常。而第五页上出现了女主人公，“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香皂气味”，她坐下来，“跷起二郎腿”，说：“关于一个人应当更多地把时间抽出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体育上面抑或用在精神文化修养上面的这个问题对于我尚未解决！”对于读者来说，解决这个问题意义要重大得多——这是一个关于不聪明的不仅仅是女主人公，而作者也不聪明的问题。读者请求不要把作者的赞赏强加于他……形式——长篇小说、长诗、短篇小说、扬抑抑格、抑扬格，都是人为规定的，当然就像人为规定的女人穿裙子，男人穿裤子一样。我们莫斯科地铁的女工作人员把裙子脱掉了！……长篇小说的形式是艺术的人为的规定，这里边也有“愿上帝饶恕，愚蠢的东西”，也有小丑似的表演。一个演员，倘若他像公鸡那样叫唤，定会使孩子们感到非常惊讶，如果一旦孩子们弄清楚了像公鸡那样叫的不是演员，而是演员桌子下边真的公鸡，那么孩子们定会蔑视这个演员，因为他欺骗了艺术。作家应当使现实、真正的生活和真实联为一体。作者论证自己的情感不应用空话，而要用染上与真实相配的颜色的事实，以便使读者对它们有个道德的和实际的见解。因此，为了使读者在自己的见解中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和没有发现作者教训人的指示，那么作家就必须在艺术的人为规定中巧妙地周旋。读者从古典作家们那里对作者的指示感到腻烦了。要想摈弃自己的指示，作者有时必须在读者面前把情况描绘得淋漓尽致，有时需要给读者以自由，仿佛这是库普林、波塔佩科和其他几位他们的同时代人中的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在革命前的时期所做的那样。以上被指名道姓的几位作家聚在一起，喝红葡萄酒，讨论艺术，讨论如何更好地塑造形象。他们决定当场描写弗里娜，描写她如何走进古雅典的最高法院，如何以自己的美貌使法官们折服，他们决定描写弗里娜的美貌。库普林把弗里娜描写得惟妙惟肖，犹如他描写的苏拉米菲一模一样——酷似一只大碗的肚子，酥胸、双眸、嘴唇、乌黑的头发。波塔佩科写了五页，头发是棕红色的，又是酥胸、面颊、手指、眼睛。他们写的时候，安德烈耶夫在喝酒。轮到他读了。他拿起波塔佩科写的那五页，拿起一支红铅笔，统统勾掉，开始读道：“弗里娜走进古雅典最高法院，他美丽得惊人，以致年老的法官们肃然起立，对她的美貌顶礼膜拜。”念完了，就这些。安德烈耶夫赢了，因为有些读者更喜欢弗里娜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而另一些读者则更喜欢棕红色的，但是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读者的这个自由是不存在的。八十年代的一些俄罗斯作家运用惯常的手法迫使女主人公害肺痨病，据说是富有诗意的病，脸色潮红，娇慵无力，弱不禁风，可是医生们读了这些关于“富有诗意的”病的段落，却捧腹大笑，因为八十年代这些作家们描写的肺痨病，像有些当代作家对“伯爵”和“公爵”的描写一样。在对公爵描写中的无知，如同对肺痨病的描写一样，真是谬误百出。

日落。太阳的斜辉。发动机的机芯像怀表一样跳动着，与思想融为一体。汽车开始攀山了。任何地方，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无论在欧洲，无论在美洲，无论在亚洲——都没有这样的景色，没有像从山丘上放眼望去的俄罗斯中部这样的景色，绿油油的田野，辽阔的地带，小溪，远处的村庄，日落时金灿灿的斜辉和恬静。

古典长篇小说的人为规定根据一系列原因——首先决不是根据审美的原因，培育了对大自然的描写。俄罗斯古典长篇小说如果不说是神秘的，那么也是泛神论的。古典小说的人为规定中，要求有对大自然的描写是为了使小说根植于“土地”，“与土地、大自然、宇宙联系起来”，“与封建领主联系起来”，以便使小说像现实生活一样“来自于土地归于土地”，以便使小说中的大自然（暴风雪和海燕）平息下来或者迫使其狂吹起来。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对大自然的描写当然是神秘的。优秀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写出了优秀的社会的、社会主义的长篇小说《被开恳的处女地》，可是读者唾弃了肖洛霍夫对大自然的一切描写，——这些描写被肖洛霍夫从俄罗斯古典小说中机械地搬到了肖洛霍夫小说叙述部分中社会主义的内容里。

不！形象不仅仅是有重量的、有前景的、持实用态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它也一定是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可以拿托尔斯泰，拿《战争与和平》为例，把书放在左边，把一张白纸放在右臂肘下边，从第一页，从对国际政治和库拉金封建把头式的悭吝的封建的谈论中把托尔斯泰的人物的所有本能和促进这些本能的各种情况摘录下来，——本能、情绪、感情，叫什么都一样。从第十页起将要开始出现某种顺序，只消在下边加上小木棒，便可做出统计。小说结尾时所有的本能都知道了，利用了这些本能的不惟托尔斯泰的人物，而且还有托尔斯泰本人。人的本能，人的感情是从原始的人，从猿猴类，从动物状态的时期经过许多世纪而积累形成的。它们从那时起便在逐渐改变。社会的本能从人拿起粗木棍的那个时候一直积累到现在。它们经历了中世纪的觉醒，经历了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它们积累过，生存过，消亡过，它们又重新产生了，活在我们身上。一些石器时代的本能好不容易发展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的觉悟和社会主义的本能。然而我们，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还非常年轻。本当举出许许多多我们的作家，包括党员作家，把他们的小说放在左臂肘下边，就像放《战争与和平》一样……如果一个作家想要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作家，成为真正有共产主义感情的人，并且只有到那时才有能力创作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小说的话，那么让作家撇开觉悟去检验一下自己的本能吧！……

苏联俄罗斯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历史，完全合乎规律的历史，也有了已经走过的道路。苏联文学使个人的命运退居到应有的未来情况中。显然，阶级的命运是伊万们和伊万诺维奇们、单独的个人们的有重要意义的命运。当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时代来到新的地方，来到新的住宅时，他们希望把东西分门别类地摆好，如此，他们想知道拥有什么，便一目了然，文学是特写的和有认识功能的。阶级开始改造国家。一个最最不得了的，最最引人注目的时代便是国家没有一个村庄，没有一座城市，对这些村庄和城市又不加以改建和重新建造。当田野里开始有机器操作和工厂生产的熟练技巧时，粮食的收获和围绕粮食的劳动才得以改造。把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工厂、石油、钢铁、煤炭、化学、纺织重新得以改造和建设。从前的历史创造者们的阶级连同它的经济结构、知识、道德、美学一起消失了。这比任何充满浪漫情调的杜撰都更加值得注意。《消息报》第一版比第三版底栏刊登的轻松读物更富有浪漫色彩。于是时代的长篇小说选择了原始的河岸、住着僧侣的蛮荒的密林，或者有扎波罗热传说的草原。人们来到那里，于是在那里兴建工厂，而且事物和对事物的态度把人们改造成了共产党人。长篇小说选择了“令人神往的俄罗斯的”农村，在那里建起了集体农庄，拖拉机开到那里，于是那里建起了育种场，而且拖拉机和对拖拉机的态度把人们改造成了共产党人。对人们的改造体现在阶级斗争中。从前的历史创造者一边在渐渐毁灭和死亡，一边去动刀子打架，饿得沿村乞讨，像被添加在新机器上的螺栓一样多余而无用，作家们描写了这种破坏活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古典小说中的人为规定被搬到了我们现代。小说中有主人公——共产党。小说中有“反面人物”——从前的阶级，破坏分子。根据文学发展前景规律的实质，这种结构是不真实的。主人公成了党组织书记的化身，一个人担负起有着千百万党员的政党，把政党融于自己个人的特征之中，从而在千百万党员中失去自己的面貌，破坏分子变为反面人物，这与现实生活不相符合。

这对于文学是合乎规律的，但是司机要成为真正的司机，只有当他们已经开车行驶了许多小时，突然间发现自己的思想远离他们正在行驶的道路，远离方向盘时，因为东西——汽车、发动机、发动机的节奏和运行——还有他，司机——都是一回事。于是生活开始了。

（在伊万诺沃·阿尔别科夫和西尼岑在伊万诺沃旅馆的摩天大楼里住了一宿，去了机场，伊万诺沃的企业在这里迎接从莫斯科飞来的宣传鼓动飞机“真理号”，后来同州执委会主席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阿格耶夫去了一趟无名湖。关于这个情况下面还会谈到。）

他们快到傍晚时来到帕列赫。出行无名湖，夜间谈话，在伊万诺沃火车站接妻子和孩子以及保姆，以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在过去的一夜只睡了两个小时。在帕列赫，给他们预备好了澡堂和农民的房子。房间里摆着铃兰。日落时，夜莺开始啼啭，就在窗户跟前。夜莺的叫声和铃兰的芳香混在了一起。意识头一次在生活中以春天，以世间的仁慈把铃兰和夜莺并列起来。他们一路劳顿，太阳刚一落山他们就躺下了，这时夜莺睡醒了。关于夜莺和铃兰的思想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最后一个思想。夜间，特殊的喧闹把他惊醒了，有许多不知是什么活物在房顶上奔跑。于是童年时代立刻浮现在脑际，占据了全部意识。在莫斯科和世界上那些大都市后面，在高楼大厦里，这个声音，从童年起就熟悉的声音，被遗忘了。无数的雨点汇成水流，在农民木屋的铁皮屋顶上流淌。窗外是夏天，呈现出一片绿色。房间被磷光照得通明，这磷光仿佛是透过墙壁射进来似的。房子上空响起阵阵愉快的雷声。雨噼里啪啦地敲打着屋顶。夜莺在啼鸣。风从窗户里吹进来。房间里，湿润的铃兰发出馥郁芳香，洋溢着青春、蓬勃的气息，夜莺婉转啼鸣。这一切令人陶然心醉。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在什么时候？……

萨拉托夫。萨拉托夫第一中学。一年级。在学校里，一至四年级的学生中流行着酷爱玩翎毛的风气。中学生的口袋里装的净是翎毛，“拿破仑式的人物”是玩翎毛的英雄，不能使翎毛倒栽下去。他们在课间休息玩，在课堂上也玩。他们经常被班级训导员抓住。一个绰号叫佐季克[31]的班级训导员经常把翎毛没收去，强迫学生把口袋翻过来。为了杜绝祸害，佐季克把翎毛，有好几百支翎毛统统投到炉子里付之一炬，从以前各届中学生留在那里的翎毛算起，想必现在已经有几千支翎毛了。一年级学生凯勒尔，后来叫阿尔别科夫，跟一年级学生舒霍托维奇商量好了。在第一次课间休息时，舒霍托维奇告凯勒尔的状，说凯勒尔打了舒霍托维奇，于是，训导员把凯勒尔留下来一个小时，不许吃饭。第二次课间休息时，凯勒尔告舒霍托维奇的状，说舒霍托维奇打了凯勒尔，于是训导员把舒霍托维奇也留下来一个小时，不许吃饭。放学以后，凯勒尔和舒霍托维奇双双留在了教室里。讲台搬到炉子跟前。课桌搬到讲台上。舒霍托维奇爬到课桌上。凯勒尔爬到舒霍托维奇身上。于是，凯勒尔站在炉子上，身上沾满了灰尘、纸箭和许多翎毛。这时佐季克就站在门槛上。已经不是他自己了，还来了两个看守人，凯勒尔扶住两个看守人的手从炉子上下来。过了一刻钟，他们来到设在厢房里的学监办公室，等待学监出来，舒霍托维奇在哭鼻子，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雷雨，电闪雷鸣……

1935年春天，在全苏联，完全中学十年级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这是自1917年以来在苏维埃时期出生和被造就出来的少男少女们的节日，是一个人成长和成熟的节日……下诺夫哥罗德，1913年，毕业生班——“中学应届毕业生”。

“凯勒尔，你在干什么？！”

“什么也没干，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

“真的什么也没干，那就好好听讲！放学后留半小时，不许吃饭。”

这是二十二年前的事！……这段对话发生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弗拉基米尔实科中学。这段对话一星期重复大约两次，所以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感到奇怪），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不喜欢“应届毕业生”凯勒尔，所以经常“逮”他——当时有这么个词儿。于是凯勒尔留校半个小时，“不许吃饭”——一星期大约留校两次。凯勒尔后来成了作家……一块儿的同学费奥多尔·博戈罗茨基后来成了艺术家，谢尔盖·普列捷琴斯基成了小说家，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阿尔谢宁·米特罗法诺夫成了诗人，他们还和许多同学一起组织了文学小组，出版手写杂志。普列捷琴斯基和凯勒尔在《下诺夫哥罗德小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短篇小说。文学小组的成员经常读莫斯科报纸和厚厚的杂志。于是实科中学学生凯勒尔被叫到一间特别黑的办公室里去见学监茹德罗。办公室的墙壁让人觉得可怕，不亚于长得像甲虫似的茹德罗本人。茹德罗说：

“谢尔盖·凯勒尔，据说你在写作，是吗？”

弗拉基米尔实科中学是一所不入流的学校，阿尔别科夫在这里读“普通”学科，他是因为玩翎毛和嘲弄不许吃午饭的惩罚制度而被开除出萨拉托夫中学的，他是为了扬善和主持正义而离开了博戈罗茨克实科中学的。就是说，凯勒尔当时已经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

于是他两手垂下，贴着裤缝，对学监茹德罗回答说：

“是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在写作。”

“你写的是什么？”

“我在写微型小说，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打算以后当作家。”

“我还听说，你把自己的小说拿到《下诺夫哥罗德小报》上去发表，好像你还读各种各样的报纸，是吗？”

阿尔别科夫目光泰然地撒了个谎：

“不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班级训导员还向我报告说，你，凯勒尔，在吸烟？”

阿尔别科夫的眼睛变得恭顺了，小声而悔过地回答说：

“是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吸过几次。”

茹德罗由于意外而沉默了片刻。茹德罗对这种直言不讳的坦白做出了评定。茹德罗说：

“你既然吸烟，那你就吸吧，再过一年你就是大学生了。但是如果你被训导员或者学监碰上，你的品行就只能得三分。如果，”茹德罗脸色阴沉下来，“如果我再听说你写小说和拿到《下诺夫哥罗德小报》上去发表，——你将被开除。应该好好改正！……”

像在帝国所有的中学一样，在弗拉基米尔实科中学，晚上八点以后禁止离校到外面去。学生只有根据检查机构的简要通告才能去影院和剧院。从实科中学毕业那天，毕业生和大学老师才平生第一次在一起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甚至同中学老师生平第一次逛了妓院。弗拉基米尔实科中学的班级、课桌、数学课令人永志难忘。

“凯勒尔，你在干什么？”

“什么都没干，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

“你要好好听讲！留校半个小时，不许吃饭！……”

一个法国人，按民族是瑞士人，说：

“哎，亲爱的，您没有把功课学会吧？——如果我给您打零分加皮鞭，这就足够了吧？！”法国人满足而温和地眯起眼睛。一年以后，各家报纸对这个瑞士籍的法国人做了报道，他由于刑事追诉从俄国逃走了，因为他是鸡奸癖者和学生们的教唆犯……

从那时以来经历了怎样一个时代啊！……帝国用世界大战猛烈射击自己的制度。十月革命一边把帝国连根除掉，一边向企图把十月革命淹死在它自己的血泊之中的十四国开枪回击。1935年春天，一批在1917年尚未出生的青年男女学生中学毕业了，他们是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受胎和出生的。在这些年里，阿尔别科夫从一个幼稚的少年渐渐走向成熟，并且在从前的学生凯勒尔的位置上出现了两个新的凯勒尔——女儿和儿子，他们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中学的学生。从前的学生凯勒尔曾是个难管教的孩子，他从萨拉托夫转到博戈罗茨克，从博戈罗茨克又转到下诺夫哥罗德并不是偶然的，他能够中学毕业才是他命中偶然的。那时还不能断言凯勒尔将来能够成为作家阿尔别科夫，但是这小男孩从小就训练自己写作，正是这一点对于当时的学校来说是最难办的。现在儿子和女儿都长大了，儿子比女儿难管教。甚至大概比父亲还难管教，即使是因为与老凯勒尔不同，他没有给自己定出任何目标。他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刚刚十三岁的小小年纪就想出歪点子，就对读书抱着至少是无所谓的态度来气父亲，对所有的体育项目却了解得非常清楚，他经常旷课，利用旷课时间到方圆很远很远的科洛姆纳郊区参观，对郊区十分了解。而对在科洛姆纳十年制学校所学的各门功课却知之甚少，以致有一次在父亲家里接待作家们时，他竟然向父亲提出这样一个请求：

“爸爸，你什么时候把普希金邀请到咱们家来喝茶该多好啊！……”

父亲把儿子从蒙昧的科洛姆纳乡村接走了，把他转到莫斯科第二十五中学，在这所学校里任职的是一位女校长，姓格罗扎[32]，这个姓对儿子很合适，《消息报》也经常在这里进行辅导，当然不是来教训学监茹德罗和他对报纸的一般态度，特别是对《下诺夫哥罗德小报》的态度。父亲在社会崩溃与兴盛的那些岁月里对学校不持任何态度。他通过孩子们的眼睛重新看到了学校。一般说，孩子们在重复生命，迫使人既变得年轻，又看到往事。父亲通过回忆，通过女儿和儿子的眼睛把两所学校加以对比。父亲当年被吸引参加了学校的社会生活，按照十月革命前的传统，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因为只有到健康蓬勃的童年的精神从“学府”中消除掉时，学监茹德罗才准许家长的精神进入“学府”。

这一切发生了多么大、多么引人注目的变化啊！应该想什么呢？想学校有自己出版的周报，老师和学生同在这张报纸上发表作品，编辑部关心学生们发表的作品？……应该想什么呢？是啊，这所学校的学生与二十五个民族——从美国的中学生到北极地区的中学生保持着通信。

科尔古耶夫岛，学校。

你们好！现在所有的涅涅茨人都加入了劳动组合。他们在一起捕猎。鹿不在一起，鹿应该在一起。涅涅茨人都住在圆锥形帐篷里，过着游牧生活。涅涅茨人在红色帐篷里学习，涅涅茨女人，女孩子们不上学，她们明年将开始上学。这里有通讯社，有医院。学校开办一年多了，有二十六名学生，分两个班。我们学习了关于列宁的劳动组合，关于红军，关于巴黎公社，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学习了在有资本家的地方工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这里有墙报，有广播，有影院。学校里有少先队员……

这是信的一部分，是科尔古耶夫岛的学生们用德语写的，是二十五中学的一名学生写的。一名澳大利亚悉尼的学生阿兰·沙茵在信中写了关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写了关于澳大利亚铁路根据新闻检查机关的英美的老惯例拒绝运送共产主义报纸，“因此我们很难在墨尔本收到这些描写共产主义的报纸……上个星期，国家政权机关把所有的《工人周报》都没收并销毁了……”

从印度，从浦那市写来了信。纽黑文的特罗戈蒙学校从纽约州往美国钢铁公司写信和寄礼物给“我们的苏联朋友们”。从哈萨克斯坦的别尔恰库尔车站写信说：

我们是别尔恰库尔学校的学生，给你们寄去我们衷心的问候。寄往遥远的莫斯科……

1913年！——帝国的三百周年和最后一年！……凯勒尔的青年时代，一场场风暴，一次次曙光——总之青年时代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弄明白，什么都想汲取！……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奥沙尔大街住着一位法国女人，说着满口法国腔的俄语，当她从旁边走过去时，实科中学学生用手指着她，不作声，因为他们看见一个外国女人，对她毫无了解，因为在这个外国女人的形象后面想象出遥远的，令人不解的国家，对这些国家一无所知，如同应当去幻想这些国家，如同对某些无法实现的事情进行幻想一样……青年时代，一场场风暴，一次次曙光！假若凯勒尔当时可以往科尔古耶夫岛、墨尔本、纽黑文写信的话，他的一生大概会是另一种安排吧？……印度人克海夫1934年1月15日从浦那市写来一封信，信中说：

罢工失败了，因为主宰者把工贼带来了。那些工贼都是伊斯兰教徒，对我们佛教徒怀有仇恨。他们在孟加拉的所有地主都是佛教徒，他们全都像憎恨阶级敌人那样憎恨我们。而在我们这里，在孟买省，所有的警察都是伊斯兰教徒。英国人——印度的主宰者，利用了宗教纠纷，并力图唆使佛教徒迫害伊斯兰教徒。但近一个时期以来，他们这一勾当得逞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和孟加拉人结为了兄弟……

当时，这个时期之前，实科中学学生凯勒尔对印度的概念是从英国保守党党员吉卜林[33]的长篇小说中，从描写被欧洲封建主从神秘主义中恢复的瑜加宗的书籍中形成的，——印度是魔法师和巫师的国度，这些魔法师和巫师能够遥视人的思想，用针扎自己，经年辟谷，凭着个人的意志随便多少次死去和复活：印度是这样的人的国度，他们一点儿也不像欧洲人。假若那时阿尔别科夫读一读印度人克海夫从浦那市发出的信就好了！……的确，“所有的涅涅茨人现在都加入了劳动组合。他们在一起捕猎。鹿不在一起，鹿应该在一起。涅涅茨人都住在圆锥形帐篷里，过着游牧生活……”涅涅茨的中学生所写的每一句话难道不是摆在你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吗？摆在地图上和社会历史书架上的每一句话难道不会在小凯勒尔的记忆中永远变成一种现实的感觉吗？他和同学们一起收到这封信，一起给科尔古耶夫岛的学生们写回信，当别尔恰库尔的哈萨克学生收到关于他们的莫斯科学生的情况通报时，莫斯科对于他们真的是那么遥远吗？可是在二十五中学，在凯勒尔第二的学校里，这封通信决非偶然情形，甚至不仅仅是对生活的认识，而是革命前帝王的“古典”中学最枯燥最无意义的科目的教学法——地理教学法。

茹德罗说：

“好吧，如果你吸烟，那你就吸吧，但是如果你被碰见，那么你的品行只能得三分。”

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凯勒尔，你在干什么？放学后留半个小时，不许吃饭！”

小阿尔别科夫是个不省事的孩子。茹德罗和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帝国“纪律”的“创始人”。二十五中学曾经有两个学生。战时人们的大批死亡和饥馑，无家可归和失去父亲的放纵散漫使我们的许多孩子以到美国和印度去流浪的幻想代替了对胜利的幻想。这两个学生就是抱着这样的幻想，他们偷东西，殴打同学，在班上发号施令，征收作为电车费的贡品。他们觉得需要旷课就旷课，——他们俨然像封邑的公爵那样当起了封建把头。当这件事暴露以后，家长们和教师们进行了干预。家长们提出采取旧传统的机械措施——把危害分子开除出学校。班长不同意这个措施。召开了全体同学参加的班会，同少先队辅导员进行了最诚挚的谈话以后，向“危害分子”提出了写日记的建议，让他们把自已的纪律情况记录下来。他们也同意了这样做。孩子们必须每天把日记拿给家长、班主任和辅导员去看。措施开始生效了，而且非常快地生效了：写日记和撒谎比撒谎和打闹更难，写日记需要付出努力，而且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思考才能写出来……学校里最招人的地方之一是教导处主任办公室旁边的黑板。这块黑板上有非常多的红色和蓝色小旗子，这些小旗子是表扬各班的情况和生活、学习成绩、纪律、比赛、少数几个优等生和差等生、学校里的各种小组，如文学小组、音乐小组、戏剧小组等等……法国籍瑞士人和刑事犯在弗拉基米尔实科中学说：

“您的功课很糟糕，我的朋友，您认为我会给您打怎样一个分数呢？您不认为，假如我给您打零分加皮鞭将是大好事吗？不是这样吗？那么我就给您打这个分数！”

瑞士人很幸运。以《消息报》命名的二十五中学把“提高老师自身素质、提高教学水平、掌握所教给学生们的材料看作是争取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按照二十五中学的观念和传统，学生得零分不能怪学生，而要怪老师，而且学校把学生百分之百升级视为自己的骄傲，在标着红色和蓝色小旗子的黑板上对他们予以表扬，并且除了红色和蓝色小旗子之外，根据学生们的体质，还有黑色小旗子，在学校事务的实际情况中，这种黑色小旗子是不存在的。小凯勒尔刚转到二十五中学时，第一学期各门功课都不及格，他对这样的学习成绩是满意的，按照科洛姆纳的传统，他没有因此表现出不安。第三学期，他只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并得了一个“良”，甚至两个“优”，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由于自己的分数和学校的情况，他好像确实表现出了健康向上的激情，收集了大量的书籍，指望带到夏令营去阅读。

那么女儿怎么样呢？……他们其实是对的：当批评家由于自己的职业老是吵架时，关于优秀的、理性的、纯朴的东西写起来往往很难，没有可写的，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枯燥无味的，假如写一写原生态的东西，或者写一写愚蠢的东西来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那就完全不同了！……一月份，女儿希望父亲给她弄一套去年全年的《消息报》，并坚决要求他不要动她的《共青团真理报》。二月和三月，她把父亲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都给挑去了。四月里一天，天已经很晚了，她兴高采烈地回来了。那天晚上，她去共青团区委会通过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考试。她从预备团员转为正式团员。当时只向她提了三个问题：关于基辅-沃洛涅日铁路的出售，关于艾登[34]和拉瓦尔[35]的来访，关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原因。

“在斯特雷扎召开的欧洲部长会议之前签订过什么协议？”

“苏联和法国之间关于在战争中互相帮助的协议。”

“对了。”老共青团员们说，“你怎么评价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呢？你看，要是德国人不进攻我们而进攻法国的话，那么你，一个共青团员，在这种情形下将会做什么呢？”

“列宁教导说，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阶级斗争，为国内战争。”

女儿那天晚上很激动。她回到自己房间，久久不能入睡，把许多书摆在身边，死记硬背学校的考试。这对于永不停顿的青年时代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把一些事物抛开，面对新的事物，青年时代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想搞明白，什么都想汲取。天已经很晚了，父亲来到女儿房间，想再问一问，——他说，那么，苏联以卡拉汉[36]的照会于1920年拒绝了租让合同和不平等条约之后，没有拒绝出售基辅-沃洛涅日铁路吗？为什么？

女儿说：

“爸爸，你走开！”

“你在写什么？”父亲问道。

“写日记。你走开！……”

青春真好！……五月三十日是十年制学校学生毕业典礼的日子，是新人，新一代收获的日子，是人们创造的、从童年时代迈向少年时代和步入生活、迈向新的知识和新的工作的日子。青春年少的男生和女生个个都衣着漂亮、喜气洋洋，来参加这个庆祝活动，他们和同样也穿着漂亮衣服、喜气洋洋的老师和家长们一起来庆祝朋友们和苏联两代人的友谊的这一喜庆日子。学生、老师和家长吃肉馅烤饼、大米馅烤饼和甜食，喝茶——在现实生活面前，大馅饼是我们苏联命运公有的大圆面包。五月三十日晚上，莫斯科还下了一场如注的、令人开心的大雷雨。

是啊，新的一代，十月革命，1917年，对于新的一代是生日的分界线，是历史，是存在，在这一存在中当时还没有它，这新的一代。

在孤寂和夜阑人静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是用谈话来思考，而是用感觉。譬如，阿尔别科夫就是用感觉思考自己的青年时代和自己的子女。假如有人叫住他，问他在想什么，他大概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房子上空又响起一阵隆隆的雷声。夜莺在啼鸣。铃兰发出馥郁的芳香，洋溢着青春蓬勃的气息。夜莺婉转啼鸣。

其实，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竟没有发现我们国家一切的一切都像我和我儿子的学习那样发生了变化。

天渐渐亮了。在酝酿着雷雨的乌云下，东方完全是暗红色的。插着荚蒾花和铃兰的两个高水罐摆在昏暗中的桌子上。荚蒾香气淡雅，没有铃兰那样浓郁。荚蒾开花是一串一串的。每一串上面，在每一串的最外面一轮，都开着看得出来的、漂亮的、洁白的、星状的花朵，而在这些花朵后边，在每一串的中部却开着不同的小花，这些花非常小，轻易看不出来，但它们的雄蕊和雌蕊长得很长，远远地伸展出来。如果仔细闻一闻，那么就会发现，漂亮的星状花朵和生着雄蕊的轻易看不出来的小花发出的香味不同——雄蕊的香味刚刚能闻到，而且只有靠近才能闻得到。如果仔细看一看，那么就会发现，那些看得出来的漂亮的花朵是不结果实的，只是一种装饰，一种诱惑物而已，能结出果实的是那些轻易看不出来和发出淡淡芳香的小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特别认真地观察着荚蒾花。原来轻易看不出来的小花的香味更怡人，更持久，更高雅。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着大雷雨刷刷地倾盆而下。夜莺听不见大雷雨，它在啼啭，没有注意打雷……

到了秋天，荚蒾会结出苦味的果实。自阿尔别科夫实科中学毕业以来，轰轰烈烈的生活过去了。阿尔别科夫的童年是在县里度过的，他记得封建的俄国，俄国的乡间土道和警察，地主和农民，三区轮作和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大学时正值莫罗佐夫家族[37]、里亚布申斯基家族[38]和弗托罗夫家族[39]的鼎盛时期。革命已经结束了，阿尔别科夫在从东京到洛杉矶的大地上认识到，倘若没有1917年的革命，俄国的莫罗佐夫家族-弗托罗夫家族结果会是什么样。他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写了许多书。而在这一切背后却有一种不可宣扬的实质的生活，——童年、少年、成年，前面是老年。在这不可宣扬的生活中有爱情，要生儿育女。实际上，在男人的天性中大概有两个爱情播种期——春季和日落前。阿尔别科夫在春季生育期成熟了，生养了两个孩子——长女和长子。后来有十年没有生育，归根结底是因为跟女人没有爱情生活，不需要她生孩子。后来出现了一个女人，她婚后一年生下一个儿子，这是爱情的播种。阿尔别科夫和这个女人的爱情的播种是如此完美、壮丽和充实（没有别的语言可以形容），这不仅仅是从前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也是没有料想到的。可以说句玩笑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离开莫斯科来到伊万诺沃，就是为了在伊万诺沃车站迎接妻子。他还接了她们和早晨六点钟到达的列车。他抱着儿子离开车厢，来到汽车跟前，并且为了爱护儿子，他行驶时绕开路上的每个坑坑洼洼。

农舍里，铃兰馥郁的芳香令人陶然欲醉。夜莺的啼鸣很像铃兰的气味。铃兰旁边摆着瓦罐，里边插着荚蒾花。儿子在隔壁的小床上睡觉，床是绑在汽车顶盖上从莫斯科运来的。父亲走到儿子跟前。儿子在睡觉，把小被子蹬开了，两只小胳膊张开着，——这是人类的和父亲的躯体的小小一部分。父亲俯身看着儿子，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小脑袋由于熟睡而湿乎乎的。儿子的呼吸轻微而均匀。雷声隆隆作响，小雨淅淅沥沥。世界的仁慈，感谢世界与生活，庄严、纯朴、美丽、纷繁，——比夜莺、铃兰、荚蒾和大雷雨更加庄严、美丽和鲜艳，更加安详，——充满了父亲的意识和感觉。这是生命、出生：爱情的感觉。这像生命一样完美和有充分价值。这是孩子的感觉。无论是铃兰，还是夜莺，抑或荚蒾——这一切都是孩子的感觉中的组成部分。

在伊万诺沃，阿尔别科夫和西尼岑去了机场，后来他们和阿格耶夫驱车前往无名湖

机场上人山人海。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了几遭，徐徐降落了。参加飞行的二十七个人走下飞机。正在进行群众大会。飞机把最受尊敬的伊万诺沃的工人们载上天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观礼台上。

今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在莫斯科，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家里发生了一个急人的场面。儿子没有按预定的时间，提前把头探进父亲的房间，小声说：

“爸爸，你大概已经不睡了吧？大家都到齐了。你给罗伯特·彼得罗维奇或者杰伊奇同志打个电话吧。”

“还刮风吗？天上有云彩吗？”父亲问。

“没有云了，风也不大，”儿子回答说。“我想，这小风会停的。”

“我这就打电话，”父亲说道，并给图申机场航空俱乐部主任马尔克·谢苗诺维奇·杰伊奇打了电话。杰伊奇同志说，风不大，可以飞行，但未必肯让小儿子去飞行，他年纪还小，只有十三岁。这天早晨，阿尔别科夫的儿子和朋友们被允许参加飞行，这是父亲对他们的馈赠。父亲也照例向马尔克·谢苗诺维奇·杰伊奇和罗伯特·彼得罗维奇·艾德曼为孩子们请准了这件令人高兴的事。父亲对儿子说，他，儿子和飞行爱好者们，未必能飞行成功。儿子安静下来，情绪低沉，保证说，他并不是那么想要飞行，倒是很乐意观看别人飞行，但在路上他央求父亲说：

“爸爸。也许我们到罗伯特·彼得罗维奇那里去一趟吧？说不定他会允许我飞行的，如果杰伊奇不允许的话？”

艾德曼的别墅坐落在通往图申机场的途中。父亲想象得出来儿子的脑瓜里在想什么，于是破了戒——为了替儿子说情，驱车前往艾德曼的别墅。罗伯特·彼得罗维奇没有干预杰伊奇同志的指示。但说服他们飞行结束以后到他的别墅来，谈谈感受，一起吃早餐，打排球。他们乘K-4在空中进行了飞行。马尔克·谢苗诺维奇还是心疼小阿尔别科夫，对他说：

“哎，小家伙，赶快上车吧！……”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孩子们依次被载上天空和着陆。杰伊奇和阿尔别科夫坐在汽车跟前闲聊天。一架架飞机在天空做日常飞行。一队拉载的马走过去了。“真理号”安特-l4飞过去了。从中心机场，从泛着银光的针叶林后面，“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出现了，渐渐爬高，在图申上空，在杰伊奇和阿尔别科夫的头顶上空转弯了，向莫斯科飞去。有两架歼击机在“马克西姆号”机翼的左右两侧飞行。左侧的歼击机渐渐飞离开去，右侧的歼击机开始翻跟头。

“我不喜欢这种把戏，用不着这么近距离地绕来绕去翻跟头，”杰伊奇同志望着天空，不急不忙地说。

这时，右侧的歼击机停止翻跟头，突然升高到“马克西姆号”上面，朝“马克西姆号”左翼的根部撞了一下。“马克西姆号”猛一震动，摇晃了一下，仿佛想要把歼击机从自己身边甩掉似的。“马克西姆号”向右翼倾斜了。恐惧没有马上出现。觉得还有希望，还抱有出现希望的强烈愿望。在“马克西姆号”上方冒起一股黑烟。一切都从意识中消逝了——天空、天空中其他飞机、大地，脑子里只有“马克西姆号”，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一定要努力，不要坠落下来，不要使机头栽进地里，不要看见这是如何发生的，不要发生这种事，要制止住，要防止发生这毫无意义的事。这是恐怖的感觉。“马克西姆号”渐渐坠落了，“马克西姆号”在空中断裂了，散成一个个碎片。“马克西姆号”一片片地掉到地上。自己个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了。为孩子们而高兴，因为他们刚刚领略了最宏伟的、人类所创造的最庄严的场景，领略了对天空的胜利，他们刚刚在空中飞行过，——为孩子们而高兴变得微不足道了。人的天才，人的本领，人的意志毫无意义地毁灭了。真的，如果可以防止无谓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马克西姆号”坠落在森林后面了。坠落的时间从时间的进程中除去了，——这可以成为永恒，但这只有短短几秒钟。杰伊奇同志的动作变成了机械的动作。杰伊奇同志坐进自己的汽车里。孩子们的面孔变得不认识了。孩子们爬进汽车里。

当汽车拐弯朝艾德曼的别墅驶去时，阿尔别科夫才感觉到汽车在运行。这时已经知道了：不，不，不，人的天才是不可战胜的。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应当再摆出一架新的“马克西姆号”，一架更好的和更大的，可是驾驶员、机械师、人们呢？！……荒谬，意外的荒谬！意外的情形！荒谬之极！……人们啊，人们！亲爱的同志们！……艾德曼是航空指挥官之一，他可以不看见飞机坠毁，但他必须了解它，他现在就应当行动起来，此时此刻！……

艾德曼不在家，他到邻居家的别墅去了。阿尔别科夫用拳头敲起门来。朋友们在饭厅里。

“马克西姆号”的坠毁大概在阿尔别科夫的脸上表现了出来，因为大家对阿尔别科夫的话还没有弄明白，就朝他走过来。阿尔别科夫喊道：

“罗伯特·彼得罗维奇，‘马克西姆号’刚才坠毁了，五分钟之前。我们赶快去吧！”他又说了一遍：“刚刚坠落，坠毁了，‘马克西姆号’！……”

恐惧感从阿尔别科夫的脸上转到了人们的脸上。艾德曼变得动作利索了，像杰伊奇，像机械一样。原来，艾德曼没有汽车。阿尔别科夫让孩子们下了车，让艾德曼坐上去。

于是，汽车开始全速疾驰起来，汽车向森林驰去，向乡间土道驰去，向公路驰去，但无论是森林，还是乡间土道，抑或公路都看不见。公路上，人们在奔跑，“马克西姆号”坠毁了，碎片散落在好几个街区。“马克西姆号”的机械装置及其主要部件落到一栋房子上，把房顶砸塌了，悬在了房子上，房子被堵住了。消防队已经赶到，红军部队也来了。在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性。消防队员们从飞机残骸中抬出一具具尸体。红军战士封锁了坠毁现场。红军战士面朝一堆钢和铅的残片列队站立。有时命令他们：“后退五步走！”红军战士们向后退去，一边推开站在他们后面的人。

伊万诺沃机场上聚集了大约十万人，个个身着节日盛装，还有各工厂自己的乐队。人们非常快乐和友好，说着令人振奋的话。曾是“马克西姆号”坠毁的见证者“真理号”，把受尊敬的无产者带上蓝天。阿尔别科夫在思索“马克西姆号”的坠毁。群众大会结束以后，阿尔别科夫和阿格耶夫在日落之前，在黄昏之前，驱车到湖上去，伊万诺沃的负责人员经常驾车到那里去钓鱼，点燃篝火，倾听大自然、日落和日出。这是一个被遗弃的湖，荒凉，寂静，湖水清澈。茂密的森林中间的通道是到湖上去的必经之路。湖岸上支着帐篷，那里住着一位老爷爷，这在荒凉的湖岸上好像是理所应当的，按民族，他是鞑靼人——看来是个独身者，就像密不通行的森林中的湖泊一样。湖岸边停着一只摩托艇和两只皮艇。松树下边有一块生过篝火的地方。伊万诺沃是一座工厂和无产者的城市，是俄罗斯的工业城市之一。阿格耶夫是伊万诺沃州执委会、伊万诺沃苏维埃主席。今年春天伊万诺沃苏维埃庆祝了十三周年纪念日。在伊万诺沃，工厂烟囱林立，高耸云天。

（下面会讲到伊万诺沃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历史。）

阿格耶夫在荒凉的湖岸上休息。老爷爷大概出生在森林里——不管怎样，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森林居民。阿格耶夫大概想在这里的森林中做一个像老爷爷那样的人。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阿格耶夫脱掉上衣，卷起袖子，把一只皮艇推入水中，坐了上去，打算让侄子也坐进来，笨拙地动弹了一下，皮艇一摇晃，灌进水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脚还在船上，但他本人已经坐在水里了，他索性跳入水中，朝岸上走来，他非常开心。在老爷爷这里，找到一条没有穿过的红军战士的棉裤。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穿上了棉裤和干爽的上衣。篝火上方挂着阿格耶夫湿淋淋的东西、内衣、裤子和皮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光着脚，他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大自然的窃听者，而且也是大自然的事务的参与者。大家都在篝火旁坐下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这时想讲一讲，并且讲述了关于“马克西姆号”的坠毁和他白天在机场上时那种喜悦感。当时，他为那些坐在飞机上的人，为那些亲身体验到自豪的人而高兴，因为他们接触着不仅把思想，而且把物品也带到天上去的天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发现自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现在，在湖边讲述“马克西姆号”和“真理号”时，他才为自己的孩子们感到高兴，因为在“马克西姆号”坠毁时，他们正在天空中。

六月里，霞光与霞光相遇。湖上的夜晚渐渐过去了。湖那边起雾了。在淡白的天空下，湖水显得那样深不可测，仿佛天空一样。一只猫头鹰从松树之间飞过去了。松树挺然不动，倒映在水中。湖对岸大雾茫茫。

人类的交通工具是腿，自己的和马的，假如人骑马的话，雪橇和大车，火车，轮船，汽车，飞机，——假如设想一下，人的工作结构可能是简单的，像徒步行走或乘大车一样，也可能是复杂的，像飞机的简单一样，那么阿格耶夫的工作结构就是飞机的结构。在湖岸边，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想当老爷爷，当劳动者，像徒步行走那样。飞机实际上主要是被更复杂的计算的天才的简单弄得复杂了。飞机做这样技术上的计算是为了避免死亡。因为任何一个计算错误对于飞机都是致命的。飞机做这样的计算是为了生命能够战胜死亡。“马克西姆号”的坠毁是一次意外。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人一走近飞机就想到死亡。死亡，这当然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将会死亡，并且也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死亡是意外。

死亡！——关于死亡的念头不可宣扬地隐藏在那里，即隐藏着爱情和儿女出生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恐惧死亡的躁动不安。

关于死亡的念头有时使人拖延很久；有时它们黑压压一片一齐涌来；有时它们像一群游击队员进行袭击。死亡的念头一般在谈论所经历过的事情时出现，人有权把自己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的所思所想与所发生的事，所做出的事做个对比。在十年制学校里，在物理教研室里，揭示出创造的规律。当作家那里出现一个形象时，铁屑开始运动，形成几何次序，变成合乎规律的形式。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死亡之夜把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时代初期所选定的事和第二次爱情播种之前所做出的事，在对死亡的念头做出统计时，把故事的素材记在了自己的草稿纸上。

在列车上，在到站前一个小时，他饱饱地吃了一顿。列车驶入泰加森林，向北开去。窗外渐渐显出一片昏暗的绿色，整整一夜都是昏暗的绿色。一个宽肩膀的人坐在桌子后边。刮得光光的人的样子，如果他们在五十岁开外，——刮干净的后脑勺、颧骨、嘴巴——总是显得有点厚颜无耻。这样的人往往在克制老年的邋遢，掩饰年迈，他们的年龄被磨掉了，于是他们老是特意表现出自己的愿望。那人彻彻底底地刮得干干净净。绿色的眼睛全神贯注，意志集中地望着。他穿着皮夹克和擦上油的皮靴。列车傍晚时抵达车站。那人拎着公文包下车了，没有带其他物品，尽管他乘火车行驶了一千五百公里。在泰加森林和沼地上，北方荒僻的小车站方圆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都没有人烟。那人在车站上没有停留。他朝道口那边绿色的夜晚和泰加森林走去。车站后边的泰加森林立刻接纳他加入自己有一千年的气味、喧嚣和运动之中。在枕木后边，很快有几只丘鹬在头顶上空飞过。一群正在飞的松鸡立刻发出咯咯的求偶的叫声，右边，左边，前边都是松鸡。一只可怕而巨大的猫头鹰从云杉之间飞过去，它害怕了，大概把人当成了猞猁，它突然急转弯，叫了一声，叫声像是孩子们的啼哭和在亚热带胡狼的嗥叫。那人掏出指南针，离开铁路的枕木，径直朝没有人烟、只有沼地的那边走去。春天的森林散发着霉烂气味、针叶气味、蘑菇气味、潮湿气味、及多种复合气味。春天的夜晚发出深邃的天空的绿光。一小时以后，那人已经不是在走，而是在爬，他吃力地穿过杂乱交错的枯枝，摆脱开蜘蛛网和去年的帚石南。云杉、落叶松、卫矛、刺柏、矮小的白桦、赤杨树丛长期以来使自己交错盘绕，无法通行。这里的老云杉和落叶松枯死了，倒在紧邻的树上。在这个没有被许多世纪所破坏的一千年的夜晚，在这个驼鹿和熊居住的地方，那人就这样爬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泰加森林开始变得稀疏起来。而且云杉也矮了一些。大地在脚下晃动起来。在严寒的、可怕的、凝然不动的、结了冰的沼泽中的云杉混交林里的旷地上方映出了天空。泥淖越来越多。枯死的云杉倒在泥淖中，摇晃的大地使它们陷进去。那人在一棵这样的云杉上坐下来，云杉的树根扎在地里，但枯死的树干倒在了水中。那人把干云莓和红莓苔子拢在一起，点上篝火。那人用心地仔细查看着自己的衣兜和自己的公文包、一本从中间翻开的书、钱夹、身份证、党证。那人慢悠悠地把它们丢进篝火中烧掉了：公文包、书、钱夹、钱、身份证、党证。那人愉快地吸了一支烟，把剩下的烟连同烟盒一起扔进篝火中。篝火燃尽了，那人把烟蒂扔到水里，用青草把烧焦的地面盖起来。他手里拿着左轮手枪，踩着枯死的云杉树干走去，一边扶住干树枝，走到云杉混交林中间。他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一秒钟，两秒钟，他的身体一动不动，然后扑通一声仰面跌倒了。水溅了起来，映在水中的天空摇晃了一下。过了一分钟，水像先前那样静止不动，映着淡白色的天空，发出冰冷的寒气。森林的喧嚣在开枪以后静了一秒钟、两秒钟、五秒钟，尔后，在离燃烧篝火处五步远的地方，一只松鸡悦耳地叫起来。天已经放亮了。一只猞猁从云杉林里走出来，朝云杉混交林走去——去喝水。

在莫斯科，信件被拆开了。

“当一台车床磨损了时，由于无用而把它抛弃或者把它送到平炉里重新锻造。我决不口是心非，——人的衰老就是一种磨损。我决不口是心非，——我曾不得已掩埋过许多人，有朋友，有敌人，也有兄弟，而且这都是假仁假义的，无聊的，谁都不需要的。人的尸体——这不是人。对于一个人，一个活人会感到怜惜，而一具尸体向来只会引起厌恶。我已经老了，干不动了，一想到我将会更加衰弱，将会像老年人那样变得痴呆，我就感到极其厌恶。一想到我将会给我的朋友们带来这样有失体面的担心，到时候他们要放下自己的工作，觉得自己是仪仗队的演员，为悼词中那种合乎情理的虚伪感到无聊，对摆在面前的尸体感到嫌弃，我就觉得羞愧。没有人需要了！我也决不需要。一个人当然是公有的财产。他的生命属于阶级，属于党，属于儿女们。但是每一个人的事业同样也应该是有体面的。当一个人自己感觉到他的生命力之簧捯开了，他的事业和生命的意义的平衡对于社会是消极的时候，他有权自己支配自己。这不是意志薄弱。这是决心和意识，即意识到不是生命指挥我，而是我指挥生命。我没有子女，我的兄弟也早已去世。我有病，一切最好的事情，凡是我能够做的，我已经做了。同志们，我知道什么是秘密活动，我之所以把我的尸体这样销毁，是为了它永远不被任何人找到，也不必去寻找它。前途属于青春、朝气和健康！”

伊万诺沃的负责人员，各个专业组成的人员，像飞机一样，经常到湖上去休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早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湖，但这个湖却使他想起他曾把自己死的念头埋葬掉的那片云杉混交林。

生活中的一切并不像故事中所讲的那样。形象的物理性能的磁铁把故事从阿尔别科夫的现实中引到了无名的云杉混交林。

第一次爱情播种之后没有孩子的生活，实质上是同女人没有爱情生活，不需要她生孩子的十年使阿尔别科夫陷入谷底，一蹶不振。当时整个房子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个人。他觉得整个世界上就他一个人。那个夜晚令他刻骨铭心。那是春天，已是黄昏时分。他在院子里忙活着，给菜畦松土。后来他把各房间的门都巡视了一遍，检查是否都锁好了，这是他以前从来无须做的。他脱了衣服，在很大的、空荡荡的、被毁坏的房间里躺下。他拿起一本书，立刻把它丢开了。他关了灯。他觉得世界上完全就他一个人。他没有想自己的头两个孩子。他好像觉得，他的房子蒙上厚厚一层灰尘。在这灰尘里，他看见了他一生所写的书。在这灰尘里，他看见了自己的世界和他所经历的一切。他在思索尘封的所经历过的事。尘封的往事无足轻重。不，他决没有考虑可能会死，尤其是今夜死亡会来临。前面的生命历程还很长，但是死亡并不可怕，死亡不算什么，死亡是虚无，没有任何感觉。死亡被觉得是一只长癞的看家狗，可以让它进到房子里来，但也可以把它从房子里赶出去。生命比死亡强大，其实可以同死亡做游戏，就好比猫和老鼠做游戏一样。生命和死亡好像就在西服背心的口袋里。房子照旧蒙着灰尘，厚厚的一层灰尘。房子里，各个房间里，都笼罩着中亚细亚的闷热。他又觉得世界上完全就他一个人，他觉得非常寂寞，寂寞得要命。房子空空荡荡，阒然无声。房子、工作、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把自己的需要统统搞乱了。一切都无聊到无所谓和无奈的地步。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作家。磁铁开始工作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起床了，打开灯，在桌子后边坐下来，把为一个短篇小说准备的素材记下来，这个短篇小说描写的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他把自己埋葬在泰加森林里，把关于个人有权选择死亡的信留了下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写的时候曾两次大声说：

“不，同志们，我是财物和事业的主宰者，而不是事业主宰我！”

故事写完了，但夜晚还没有结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重又躺下了。死亡——这不算什么，无足轻重。阿尔别科夫一向认为生命就是做事。如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按所规定的数量读书和写作度过了一天，甚至哪怕这一天很快乐，那么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会觉得这样的一天就像是偷来的一样。阿尔别科夫也许觉得对生命欠了债，他应当——他这样觉得——以写作向生命来偿债。

“那么，如果不工作，把自己当作实际上的废物吗？死亡——这不算什么，无足轻重，没有感觉，是的，是这样。可是你瞧，活着仅仅是为了见见世面吗？了解的不是自己，不是房子，而是……”

阿尔别科夫听见了喧嚣声，首先是社会的喧嚣声。他听见了世界，首先是无论如何不像沼泽地中的泥塘和无名车站的自己的祖国，他听见的祖国是一个发生过引人注目的情形和事件的祖国，一个改变了历史、使各族人民摆脱了封建主，从而转向社会主义的祖国；他听见了各族人民从虚无中，从城市、道路、工业中的诞生；他听见了千千万万的人的个性的命运，在这些命运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命运比春季产卵期的一颗鱼卵还要小；他听见了千千万万开采难以置信的采石场的人的命运，这些采石场是为改造着劳动、大自然、历史的高炉和新开河流而挖掘的。阿尔别科夫感觉到了历史破冰船、拖拉机、高炉的道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阿尔别科夫在地球上看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破冰船和紧随其祖国的破冰船的道路之后掀起的那个历史旋涡。这一切都是奇异的。

难道为了看到这个时代不值得活着吗，哪怕只看一看？难道当个时代的泥瓦匠不更加奇异吗？！

房间里和夜晚笼罩着中亚细亚的闷热，那么今夜蒙上灰尘的房子和书籍对于泥瓦匠的活儿来说，难道就不是材料吗？难道它们不能继续用了吗？难道不能写出像时代所需要的书籍吗？

一个党员公民的、一个自己国家中阶级的人的新的、另一种磁铁工作了。

关于有死亡危险的沼泽地的故事被删掉了。

夜晚已经过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睡着了。四十年来人们产生的感觉是二十年来所不曾有过的。在古代人们那里，老人们治理国家不是偶然的，而在四十年里，人民的领袖永远是领袖。对于阿尔别科夫来说，人们在二十年里既当英雄又当领袖的那个时代是决定性的时代。在科洛姆纳，阿尔别科夫有春天播种的两个孩子。在今夜之前的一个月里，在剧院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遇见一个姑娘。

爱情！……它比形象更高大和无所不包！那么关于第一次，关于最后一次爱情的论点并非必然，那种一边使人结合在一起，一边给予和索取一切爱的权利的爱情是人的生活中基本的东西，它使人们相互和谐，使人们相互适应——一定要生孩子，如果没有孩子，同样是抬起头来的极美好的一对也不可能有爱情。但是当女人（或者男人）有了孩子，孩子们身上没有体现出人性，那么同样也没有爱情可言！

像形象的磁铁从所见所闻的事情的无数铁屑和粉尘中挑选出与作家的意识和感觉相适应的东西一样，在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身边走过去的无数女人当中，有一个姑娘流露出深深的爱慕之情，当时是在剧院里，得知她三天以后要回故乡，回山里去度假。

早晨醒来以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他有许多他已经很熟悉的朋友，在苏联和全世界，他有千千万万个他不熟悉的朋友，也在世界和苏联。他觉得自己非常牢固地被安置在无数人的中间，他多亏有这无数的人，这无数的人对他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权力。世界上有许多阳光，一切都充满了阳光。那天早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电话找油漆工，请他们重新油漆门窗和重新裱糊房子的墙壁。那个早晨把没有孩子的十年从房子里赶走了，而实质上是没有爱情生活，以空荡荡的房子为结束的十年，当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觉得整个世界上就只有他一个人了。这十年被整个没有孩子的十年的不贞行为毁掉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给油漆工打完电话，翻弄起书来。他知道，他生活在世界上，和世界在一起。黄昏前，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来了。两个单身汉做了一顿单身汉的饭。手工烤肉——许多肉，许多黄油和许多葱头——真是美味佳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房子空了，这是因为他刚刚办完离婚。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正在办离婚。他们吃着饭，俨如两个美食家，谈论着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事情，俨如两个离婚的行家。

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同妻子过了十三年，过得很冷淡，他用在汽车事业上的时间比用在妻子身上的时间多。有一天，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下班回到家里，按了门铃，一个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叫别德罗索夫，您前妻的未来的丈夫。”此前大约三天，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妻子都不在家，在闹“家庭硫酸盐”，正如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所断定的那样。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什么丈夫，什么妻子的丈夫？“您的妻子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丈夫，我和她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在同一所学校学习，我对婚姻有不可改变的观点，我认为当情人是不诚实的，我来这里是要同您把话挑明！”第二天早上，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和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去了一趟户籍登记处，转而开始了单身生活。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在家，她缄口不言，她没有去上学，在织补长袜。她突然问道：“这算什么事嘛，你为什么老是避而不答？——我们什么时候分割财产，你什么时候给我新住宅！”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又坐不住了，他说：“至于谈到财产，请把你的东西拿走就是了。关于住房嘛，你自己去张罗，管你的丈夫去要好啦。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到你的新丈夫家去吧。”妻子把所有东西陆陆续续地全拿走了，放到各处，但她哪里也没有去，也不在家过夜。突然又闹起了“硫酸盐”：“这算什么事嘛，不给我房子，我得住在两个家里，我来不及上学，我会被学校开除的，已经向我提出警告了！”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把两手一摊：“妈呀，亲爱的朋友，什么道德里有这一条，说因为你协调不好夫妻生活的快乐和学习，我就在你的学习中有罪过？”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把别德罗索夫看作一个严肃的人，给他打了电话，约定在饭店里见面。他们见面了，说已经拖延了一个半月了，这种情况应该结束了，他说，假如别德罗索夫确实只有一间房子，没有妻子住的地方，那么应当共同考虑，像男人那样去考虑，应当共同找房子。别德罗索夫说：“我向她提出二十个方案，我的住房也并不是那么糟糕，可是她，她，一方面认为她没有理由把房子给您，让您好过，根据家庭法典第十条，她有权分得一半房产，从另一方面，她不愿意像一个穷亲戚那样到我这里来。”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对别德罗索夫说：“您是男人，您是丈夫，可是你们在蜜月里就打打闹闹，互不信任，作为丈夫，您要好好劝劝妻子！”别德罗索夫下了保证，答应坚决要跟妻子谈谈，让她搬进他的房间来住。他们告别了。会面以后，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顺路来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里，谈了谈协商的情况，一起商量商量，然后他就回家去了，过了半个小时，他又转回来了，一副嗒然若丧的样子。他讲了发生的事情，——他回到家里，看见家庭女工吓得战战兢兢，因为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在非规定时间来了，号啕大哭，抓起桌子上的桌布，拽下来扔到地上，把盛水用的长颈玻璃瓶打碎了，自己往长沙发上一倒，用手捶打沙发，过了一会儿，她紧靠着墙壁，把所有的墙壁都靠遍了，哭的声音已经小了，数落着哭哭咧咧地说：“我的两个，两个，两个丈夫都被夺走了！……”这是家庭女工在前厅里告诉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走进房间。果然，餐桌上没有桌布了，妻子坐在写字台后边，正在写东西，她的脸开朗，平静，凶狠，她望了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一眼，冷言冷语地说：“这一下您可高兴了吧？达到目的了吧？您可以庆贺了！——我要和别德罗索夫离婚，我要留在这里，哪里都不去了！”后来事情闹到了民事法庭。

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愉快地推论着，说，这样会有结果吗？两个人共同生活了十三年，有过美好，也有过不顺，对于不顺心的事我们尽量不去在意，不去记住，可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切都成为泡影了，见他妈的鬼去了，美好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撒泼胡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着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哈哈大笑。他臆想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使他觉得更开心，于是他用悲情的语调给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讲述道：

“格林威治时间下午五点钟，在所有的经度上，在整个地球上，在各城市和所有有人定居的地方，在田野和森林里，在轮船、火车、汽车上，在工厂、饭店、政府部长们的府邸里，到处，凡是有人的地方，所有的妻子都对丈夫说了同样的话，几乎是所有的妻子，只有千分之一的例外，妻子们都很温顺、多情、殷勤，但她们行动起来却个个像月夜狂患者，虽然她们的眼睛很明亮，比方，她们说了如下的话：‘波利，帕乌利，帕布洛，保罗，西多尔，伊济多尔，奥托基齐，王力，阿卜杜拉希姆。’她们操着各种语言，说出世界上所有男人的名字。‘我应该把对你隐瞒的真情告诉你。我曾经对你有过不忠。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当时我还是姑娘，这一点在婚前我向你隐瞒了……你在干活，你那位住在拐角上的朋友……你正在割干草……我们却在一起，记得吗，我们那个共同的熟人，我们一起跳舞，后来到外面去吸吸新鲜空气，当时你在争论危机……我在休息……’女人们的坦白，当然都采用许多不同的情节，大大超过了薄伽丘[40]的《十日谈》。众所周知，地球绕着自己的地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不停地运转，以格林威治时间计算，在新的城市和国家里，每一分钟都是下午五点钟。五点二十分，全球响起了男人们暴怒的叫喊声：‘下流！可耻！背叛！这就是你，你，你，我如此宠爱的、把一切能够给予的都给予了的你吗？！你竟如此地背叛了我，如此地嘲弄了我，如此地认为背地里那个卑鄙小人比我好？！简直像任何动物一样可耻，一样简单？！下流！我们离婚！……而口口声声把我称作朋友的这个下流胚子，——我要跟他把话挑明，我要向他证明，他是坏蛋，我要决斗！……’五点三十分，人间发生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电报机停止发报了。电车、火车、轮船停止运行了。飞机着陆了。各工厂和各部委办公室都空了，没有锁门，也没有发生盗窃。电梯、大街、广场、道路上空无人迹。在以格林威治为界的遥远的西方各国（这里还不到五点钟），向各部队下达了命令，军事舰队严阵以待，准备向敌人发起反击。号外推测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鼠疫！’‘一场战争！’‘同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无线电话中断了！’‘西方的沉默在日本军界被认为预示着不祥……’‘这场迄今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鼠疫蔓延到了纽约、华盛顿、费城、奇科……’格林威治时间六点钟，各条街道上突然挤满了男人。他们穿得乱七八糟，有的人没穿上衣，差不多所有的人，部长们和农民们，都没有戴帽子，手里握着极不像话的东西。大街上信号灯关闭了，独身的司机们驾驶着汽车，以二百公里的时速在大街上风驰电掣般地疾驶，畅通无阻。总之，一切都在飞驰。步兵们快步前进，他们看不清楚，互相推挤着，根本不说道歉。家家户户的门，书房的门，卧室的门一律敞开着。小酒馆的门敞开着，可是夜里十点钟之前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一个行人拐弯时碰见两个朋友在拐角处彼此做着解释。两个朋友互相揪住对方的肩膀，于是两个人都容不得不同意见而狂怒地、不容反驳地大喊大叫起来，说着一模一样的话：‘您听我说，仁慈的先生！您是我过去的朋友，您的所作所为我全清楚！我的妻子……’两个朋友彼此重复着，好像回声似的。两个朋友半天都没有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这时两个朋友开始互相仔细打量，仿佛头一次认识似的。他们的手放下了。他们的眼睛变得呆滞了，仿佛他们都很心虚。他们的眼睛变得完全一样了。他们沉默着。他们不说话，也不告别，看样子，他们好像彼此没有认出来和从来就不认识似的，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跑去。他们跑了几步，他们的脚上好像绑着哑铃似的。后来他们把哑铃扔掉，轻松地飞奔起来。大约晚上七点钟，尽管这是愚蠢荒唐的时间，一群一群的男人把各户籍管理处、宗教事务所、公证所、市政府的门统统砸了——要刻不容缓地办理离婚。大约将近十点钟，小酒店里开始挤满了男人，小酒店的门默默地打开了。无论是小酒店还是小酒馆里都没有店员。顾客们亲自钻到柜台后面，往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斟满了酒，鄙视地把法郎、先令、比塞塔、美元、大洋、卢比、里拉、马克、德拉克马、克郎往柜台上一扔。当然，夜里没有一个人睡觉。大约快到早晨五点钟时，天快亮时，丈夫们审问妻子们，要求她们对情变、背叛、撒谎做出心理上的解释，提出心理分析的辩护理由，而且丈夫们痛心地抱住脑袋，靠在墙上，揪扯头发，一边用左轮手枪威吓自己和妻子。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那天夜里地球上既没有发生一起他杀，也没有发生一起自杀。很自然，那天早上既没有煮咖啡，也没有烧茶，没有做任何事。从心理上审问完妻子后，丈夫们开始扪心自省，每一个人都在独自地扪心自省。可以假设，社会的联系以及时间的联系中断了。由于妻子们的变心，以及由于喝酒过多和失眠，丈夫们把湿毛巾缠在头上，牙痛得直哼哼。地球绕着自己的地轴自行运转。从世界上人类的破坏性剧变开始，整整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也就是说，现在又是五点钟，第二个破坏性剧变发生了。男人们瞪着明亮的眼睛（尽管这些眼睛因喝酒过多和失眠而发红），用温情的声音说起来：‘玛丽娅，玛丽，梅丽，泰克拉，菲克拉，托列科，法季马，’他们操着各种语言，说着世界上所有女人的名字，‘我应该把真情告诉你……你要明白，地球上妻子们变心的数量等于丈夫们变心的数量，因为女人和男人都在变心……当时我还是个少年，这一点结婚前我向你隐瞒了……’这是此前一昼夜男人们所发生的事的重复，偏差不大。女人们的特点基本上是，如果男人们仍然想要深省，甚至渴望独处，那么女人们一般把不愉快的事向女友们倾诉一番后，急急跑回娘家去或者去找别的女人（她们的丈夫没有背叛她们）。女人们渴望合作。女人们不要求丈夫们做心理分析的基本练习，但是她们却不睡觉，也不让丈夫们睡觉。第二个昼夜，世界没有睡觉。到三个昼夜，地球睡着了。所有的人都睡了，在城市里、在田野上和森林里，轮船上、火车上和汽车上、前厅里、卧室里、床上、地板上、青草地上，甚至顶间的混凝土上，到处都有人睡觉。他们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已经摆脱了疲劳，恢复了精神。丈夫们望望妻子们，妻子们看看丈夫们。他们不是愤恨地，而是不好意思地彼此转过脸去。一个人从角落那边迅速地穿好衣服，要去上班。他来到大街上。在拐角处，他碰见从拐角后边走来一个朋友。两个人一时都停住不动了，然后他们彼此迎面走过来，极其友善地掀一掀帽子，以示致意。他们工于心计地微笑着。他们彼此说着同样的话：‘人类进入了道德的新纪元，不是吗？！’拐角上已经在卖号外了。文学家们、哲学家们和道学家们在辩论新纪元的话题。晚报满篇都是最具轰动效应的消息，刊登着一位法国催眠疗法的女医生的照片，这位女医生以自己的催眠才干搞出了举世闻名的破坏性剧变。在刊登社论的位置上刊登了对这位法国女人的采访：‘……这位催眠疗法的女医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个有天赋的人，一个还很年轻的、相当漂亮的女人，她以巨大的不懈努力使男人和女人彼此倾听和述说性的真相，她坚信，这个赤裸裸的真相的知识将会改造人类的道德，消除妒忌的本能，扬弃爱情中所有权的残余，磨灭虚伪的性的自尊心，从而给人类带来福祉……’”

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听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故事，开怀大笑。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讲完以后，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大笑着说道：

“第四天还有两条经学者们论证过的消息。第一条，这位催眠疗法的女医生为了出口怨气，把对她变了心的丈夫进行了世界性的责骂。第二条，晚报上补充说，这位为世界声誉所激动的催眠疗法的女医生启程到瑞士休养去了，而在那里，一伙法西斯歹徒突然碰上了她，把她打死了，算作他们同自己的本国妻子所经受的那些痛苦的惩罚！……”

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越发开心地捧腹大笑——他们在笑自己。

第三天，飞机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到哈尔科夫、顿河罗斯托夫、矿水城、马哈奇卡拉、巴库、梯弗利斯。应该在梯弗利斯打听一个宛若磁铁般在莫斯科剧院给人留下终生不忘的印象的那个姑娘的地址，汽车沿着格鲁吉亚军用道路向山口驶去。与阿尔别科夫同行的有齐齐安·塔比泽和申格拉亚。申格拉亚晚上就在科比村寨订好了马匹。他们在卡兹别克车站过了一夜——在卡兹别克山口，卡兹别克山附近，一所曾经住过卡兹别克历代农奴主的房子里过的夜，其中一个生活在九世纪中叶的农奴主亚历山大·阿兹别克，曾是格鲁吉亚的大作家。炎热的白天过去了，山口寒气逼人。黎明时，没有云彩遮挡的、终年积雪的卡兹别克山看上去离得很近，不到一公里远。凌晨，汽车把阿尔别科夫和申格拉亚送到了科比村寨，齐齐安，一个传奇的宴席主持人，留在了卡兹别克车站，想要猎获野山羊，准备晚上烤肉串和做酒宴。在科比村寨，阿尔别科夫和申格拉亚换上马。捷列克河在科比分汊了，而且两条捷列克河为了谁大谁小的名分彼此争执不休。一条捷列克河流向特鲁索狭谷，从山岩之间悄悄汇入冰川。阳光充满了世界。马匹沿着捷列克河，在山岩下边和捷列克河上边，几乎挨到了积雪，向狭谷走去。巨大的山岩耸立在左右两旁。阳光火辣辣地烧灼着世界！天空与马匹和群山相毗连。捷列克河流过一个石滩又一个石滩。在有些地方，石滩现显出灰白色的矿物钟乳石。这些矿物钟乳石是从山的深处冲下来、被捷列克河溶解和重又变硬的。在罅隙间流出来的纳尔赞矿泉水旁边放着山羊角和绵羊角，供行人用来喝水。在炎炎烈日下，散发着氢气味的纳尔赞矿泉水清凉宜人。在捷列克河的喧闹后边，在高高的山顶上，几乎在空处的山川那边，显得格外静谧。山顶上蔚蓝色的光亮把空处弄混了，这时卡兹别克山犹若真的近在身边。特鲁索狭谷里是一片原始状态。马匹有时走小路，每当这时骑马者的一只膝盖便蹭在山岩上，而在另一只膝盖那边，捷列克河呈垂直线奔流。山岩上分布着从原始时代留下来的散散落落的村寨，在这里，经济单位（祖传的家庭式的）的住所不仅仅是住所和羊栏，而且还是一个堡垒，这使阿尔别科夫想起北美洲印地安人的居住区。在那里，人们可以攀着可挪动式梯子走家串户；在那里，必定有秘密的地方和暗道；在那里，一座石头房子的房顶就是另一座石头房子的露台，房子四周是围起来的拌上石头的土墙，在墙上方矗立着高高的塔楼、谷仓、在原始战争中劫掠和祖遗的血族复仇的堡垒、传说的发源地、躲避火灾的藏身处。申格拉亚和阿尔别科夫来到了坐落在紧靠着冰川、紧靠着积雪的一个村寨。村寨里到处阳光灿烂，十分静谧！她不在村寨里，他们却是为了她而来的，她到冰川那边的山上采伐木柴去了。一个赤脚的牧童骑着没有鞍子的马疾驰而去，叫她去了。阿尔别科夫和申格拉亚躺在房子里休息和等候，从这座房子的房顶上看得见从积雪下边流出来的捷列克河的水源，也看得见青草丛生的谷地、斜坡和陡岸，绑架牲口[41]的原发地。村寨上空塔楼高耸。村寨里空空落落，人们到牧场和田间，到山岩上贫脊的零星小块的大麦田里去了。一位记得叶尔莫洛夫[42]的百岁老人把自己的氏族带到了地洞里。地洞通往村寨的广场、内院和塔楼下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踏着石英岩梯级攀到了塔顶。他独自待在这空中和寂静中。太阳把村寨晒焦了。在村寨下边，在捷列克河那边，一个骑者从山坡那边的森林里走出来。他小心翼翼地、并且用袭步趟过河去，仿佛马贴在地面上似的，朝村寨飞奔而来。骑者高傲地骑着没有鞍子的马，在大街的台阶上走着慢步。这是她。她打着赤脚。她的手臂、脸庞和赤脚晒黑了，宛若橄榄油。她没有认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她在屋子里换衣服，老半天没有出来。已是日落时分。申格拉亚和阿尔别科夫告诉她说，他们是专程来请她的，说齐齐安·塔比泽正在卡兹别克山上捕猎野山羊，说马已经备好了，现在就得动身，以便使自己和留在科比村寨的司机不致挨冻。从这里到科比有三十公里路程。她准备停当了。一出村寨，他们就袭步疾驰起来。申格拉亚远远地跑在前面。可是夜色追过了马。在这个南方的国度里，天一下子就黑了下来，正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给高加索起的名字一样。这时隆隆地响起一阵雷声，仿佛山崩似的。大雷雨离得还远，回声久久地在山间的悬崖峭壁上回荡，于是回声重复着雷声。申格拉亚调转马头，来到阿尔别科夫跟前。他勒住马，仔细谛听着隆隆的雷声。他是山民。

“得加紧赶路，”他说道，“大雷雨快来了，下边将会涌起急流，捷列克河要涨了，我们到不了科比，可能就会发生山体滑坡。”

不管跟她比还是跟申格拉亚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都没有他们骑马骑得好。申格拉亚又跑到前面去了。她的马和阿尔别科夫的马并排走着，马镫有时互相碰撞，发出丁当响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注意到，在陡峭的小路上，她的马总是走在靠近峭壁的紧边上，马在奋蹄赶路。可是大雷雨追过了马。又响起了雷声，在山间隆隆滚动。闪过一道电光。这是阿尔别科夫生平头一次看到——电光不是在他上方，而是在他下方倏地一闪。下边下起了大雷雨。他们在大雷雨上边。她的马镫碰了阿尔别科夫的马镫，丁当响了一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黑暗中伸出一只手，碰了一下她的肩膀。在一片漆黑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马撞在了申格拉亚的马屁股上。申格拉亚欣赏着大雷雨。山下边电光闪动。磷光和黑暗被阵阵雷声和回声劈得粉碎。群山列列，仿佛山岩在滚动。

“格鲁吉亚的军用道路上正在下大暴雨，”申格拉亚说，“会把路冲坏的。”

山顶上边的天空中群星闪烁。变得稀薄的空气严寒砭骨。

在大雷雨之上，在山顶旁，人们可以认为自己在浩瀚的宇宙里。

下边下着大雷雨。马走着慢步。在闪电的反光中，在右边和左边，在前边，旁边，从下到上，从格鲁吉亚的军用道路到冰川，到卡兹别克，云彩很快地飘动起来。它们急急地飘浮着。它们单片地和连片地游移。它们使马笼罩在谷地里的雾气和温暖之中。它们越来越多。它们把马和山藏到了自己的怀抱之中。在旁边，在十步远的地方，乌云骤然裂开了，以致马彼此躲闪，挤住了她和阿尔别科夫的膝盖，一时间，电光闪闪，雷声大作。闪电在炫目的光亮中划破了黑暗，一束急遽的亮光倏地射到山岩上。雷击打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百个山岩之后，卷走了光亮，使空气为之一颤。山岩仿佛在轰轰隆隆的响声之中坍塌了。刹那间，又一道闪电划过，被雷声劈得粉碎。大雨如注般地下起来，这时小溪、湍流、瀑布从山岩上哗哗地奔腾而下。雷鸣和闪电急急向卡兹别克赶去。乌云已悬在头顶上空。

雷声从高处滚落下来。乌云密布，大雨滂沱，从天空，从山上直泻而下。像在平地上一样闷热。他们从宇宙的混沌中返回到地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握住了她的手。他们冒着倾盆大雨来到了科比。时间已是半夜。汽车没有等他们，由于担心路被冲坏，开到卡兹别克去过夜了。牧人的房子成了她、申格拉亚和阿尔别科夫过夜的地方。这是牧人和牧羊犬睡觉的房子，有一股绵羊的气味。睡前，他们吃了科比产的奶酪。这个姑娘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妻子。

在俄罗斯夜莺啁啾啼鸣的黎明时分，同时也下着大雷雨的时候，铃兰散发着芬芳，洋溢着清新和勃勃生机，在帕列赫，在农舍里，在父亲旁边的间壁后面，他的出色的儿子怡然自得地摊开四肢在睡觉。但不是儿子，而是他母亲那不可宣扬的整个生命的形象的磁铁，这块磁铁把阿尔别科夫生活中这十年的全部铁屑都结合并安排在合乎情理的、充实和明快的形式之中。正是由于这个明快愉悦的合理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两个大孩子才开始同他生活在一起，给家里增添了共青团员的活动和少先队员的活动。正是由于她，一个完美的爱的形象使家里、心里、空间、时间都充满了欢乐。

于是在去了山口几天之后，当时在高加索，在梯弗利斯，在“东方饭店”，天一亮，碰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在伏案工作，写东西，画圆圈，做计算，完全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甚至有点儿调皮。那天拂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在睡梦和幸福中时感觉到了死亡——一种冷飕飕的、凉冰冰的、毫无意义的恐惧。一切都将会开花，太阳将会照耀，新作家将会写出新歌曲，而你，你的我，你的命运，你的思想和感情，将会变得微不足道，将会消失，这种凉冰冰的死的感觉是无法用口头上的感觉来表达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带有潮气的荒谬中醒来，你瞧，在梦和现实的分界处，恐惧留在了梦中，意识里有一种愉快而狡黠的欣喜。这是发明活动。阿尔别科夫的创造性仪器——磁铁！——把消息送到了他的意识里：

“有了，凯勒尔同志！有回避死亡的方法了！找到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觉得，他正在做一项世界性的发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脸大概像小孩子似的洋溢着喜悦和调皮。死的恐惧完全被忘在了脑后。阿尔别科夫坐在桌前，画着圆圈。

“在二十四小时里，地球绕着地轴自转……这是怎么回事？今天就应该弄清楚！……地球的半径有多长？比方说，顺着空间，顺着调马索，莫斯科运转的速度有多快，这可以算出来。要知道，一颗被拴在绳子上和被淘气的孩子用手转动的小石子都有自己的速度，那么犹如小石子绕着孩子的手转动一样，位于地球半径末端的莫斯科同样在绕着地轴运转……应该算出来。地球，陆地上的莫斯科，绕着地轴转一圈，是二十四个小时，那么，如果昨天中午十二点是七号，那么二十四小时以后的中午十二点则是八号。应该算出来莫斯科运转的速度。而且还应该制造出能够飞行任何速度的飞机。假如飞机在莫斯科上空以莫斯科绕着其调马索飞行的速度向西飞行，那么它将在二十四小时内飞行莫斯科所能飞行的那么长的距离，就是说，它将停在莫斯科上空。假如它向东迎着莫斯科飞行，那么它将在十二小时以后遇上莫斯科。这还不是发现。假如飞机飞得比莫斯科的运转快一倍，那么飞机今天中午十二点与莫斯科一起起飞向西飞行，飞机十二小时飞的距离，莫斯科则需要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以后，飞机将从西追上莫斯科。地面上的人们已经过了两个昼夜，但飞机上的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只过了二十四个小时。假如飞机今天，七号，中午十二点飞上天空，在飞机上过了一个昼夜的人们，九号则会立刻降落到莫斯科。时间对于住在莫斯科的人是必须的，对于莫斯科人是绝对的，但时间本身决不是绝对的。那么如果飞机飞得将比莫斯科运转快四倍，飞机上的人们在二十四小时里将会过莫斯科人生活中的四个昼夜，从七号起飞，他们将会在二十四小时里于十一号降落。假如人们于1933年1月1日从莫斯科起飞，飞行三个月，他们将于1934年1月1日着陆。那么假如飞机的速度将比莫斯科的运转快八倍、十六倍、三十二倍，人们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这样的飞机上过一年——只需一年——那么着陆时间将在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没有极限！——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延长一千年！只是需要制造出这样的快速飞机，才能使死亡产生错觉。时间不是绝对的。那么假如时间不是绝对的，能不能使时间倒退呢——鬼才知道，——应该计算一下，也许当现在活着的人能够活一千岁的时候，梯弗利斯的公民在这段时间只能来得及在上班之前盥洗和吃早餐吧？……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帮忙的将又是飞机。应该给这样的飞机取个什么名称呢？同温层飞机？宇宙飞机？应当想出个名称来！……譬如说，比莫斯科运转飞得快三倍的飞机，同样也是中午十二点起飞，向东飞行，将会碰上莫斯科，它将在六个小时以后碰上莫斯科。在这段时间里，莫斯科人钟表上的白天时间将只有六个小时，而人从飞机上却已经看到了晚上，也看到了早晨——或者，换一种说法，人过了十八个小时！……”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样子非常和善而愉快，甚至有点狡黠。他不擅长摆弄数字。他觉得他在搞一项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发现。他在纸上画着圆圈、莫斯科和飞机，试图追忆起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从前教过的数学——就是曾经常常说“留下来半个小时，不许吃饭！”的那个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他吸着烟，喝着酒，重又画着圆圈，把飞行速度加在一起。

白天，有人对阿尔别科夫说，他所想到的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的，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非主要函数中的一个。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灰心丧气，因为时间不是绝对的！……

在无名湖畔，讲述了“马克西姆号”的坠毁以后，阿尔别科夫回忆起了自己这个发现的故事，用铅笔在纸上写写画画的快乐时光。“马克西姆号”的坠毁毫无意义，现在已经很清楚，十年以后将要制造的同温层的、星际的飞机将会在苏联制造出来，到那时，“马克西姆号”在同温层飞机面前难道不几乎就是洞穴远祖吗？同温层飞机难道不会对人的死期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吗？就让现在走近飞机的人暂时还想到死吧，在“马克西姆号”上罹难的人们为了战胜人的死亡而做了斗争。

俄国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历史

现今的伊万诺沃工业州包括从弗拉基米尔和基尔扎奇到乌格利奇和波什沃洛达尔斯克，还包括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到丘赫洛马和索利加利奇到马卡里耶夫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所说出的每一个定居点既是俄国情况的一个篇章，又是俄国历史的一个篇章。从莫斯科到帕列赫的道路经过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到达伊万诺沃。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保留着俄国十二世纪的文物古迹，俄罗斯最古老的地方。州的中部是伏尔加河。经济分布图上用不同的重彩标出各工厂工业，而占首位的是伊万诺沃——从前的伊万诺沃村和沃兹涅先斯克镇。

1935年5月26日是伊万诺沃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三十周年的日子。

而三十年又两个星期之前，当时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科，当时被称为俄国的曼彻斯特，实际上是一片分布在六俄里的地带上，由于破旧而发黑的一贫如洗的木头房子。由于极端贫穷，有些地方偶尔有商人们的石头房子和长长的厂房。基本上都是干草和薄木板，肮脏的木房和小木屋，贫苦和穷困。通常的村子，——那些小酒馆和那个少不了的、招牌上画着巨型怪物似的茶炊的小饭馆。木屋和厂房后面是荒芜的空地。空地后面是森林。商人和无产者住在城里。由于急活儿，超长的工作日从十一个半小时增加到十五个小时。在漂白分车间和轧染分车间——这里的空气非常刺眼——工人们使用的解毒药是大葱。在烘干分车间，工作在六十度高温下进行，所以工人们干活都是赤身露体。冲压工们在制作浮雕时不得不借助于浓烈的、所谓的“皇家”伏特加酒，他们的牙齿都脱落了，因为冲压分车间的空气里充满了“皇家”的酒气，以致白报纸在这里弄成碎屑，两个小时以后就变黄了。工人在洗涤机上干活超不过两年。在印花布厂，工人平均每月挣十个半卢布，而在纺织厂——十三个卢布。到了冬季，单位工资就降低了。工人们由于“说话粗鲁与行为放肆”和“品行败坏”而被从薪水里处以罚款，但是当年轻女工几乎必须与师傅、掌柜、工厂主的儿子同居时，则并不认为是“品行败坏”。工厂里有工人监狱。按照老传统，一切都有外号。商人-工厂主杰尔别涅夫的外号叫烧碱。雕刻分车间的外号叫酸洗。工人区的外号叫亚马、扎维尔塔和雷利赫。失业和挨饿——为韦特罗夫-古利亚耶夫干活儿。农民的木房子——一个房间——大约住十五个人，有男人和女人，有老人和年轻人，有成了家的和独身的，他们睡在高板床上或胡乱睡在地板上。

伊万诺沃的居民有三分之一死于结核病。据国家统计，百分之八十被征兵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科出生的人，由于身体虚弱而被认为不合格。

人的命运？——冬天和夏天他常常穿着短皮袄，棕红色的皮靴上套一双用黑鞋油擦得锃亮的皮套鞋。像鹅一样长长的弯脖子上围着带花点的绿色毛围巾，来回摇摆。带穗子的围巾两头脏污不堪，成了手绢，冲压工就用它们捂着擤鼻涕和咳嗽以后擦带有褐斑的苍白的嘴唇。冲压工痛恨地咒骂着，卖力干活。当他在冲压机上干活时，他那细脖子上的淡紫色皮肤便鼓胀起来。脸涨得通红，嘴唇上的褐斑变得苍白，有如苔癣。他咳嗽着，发出嘶嘶的罗音，把胸部抵在冲压机上，这样一来他好像不是用冲压机，而是用自己弱小的身体在锻锤上压出图案来。有一次，过完节以后，他来到车间，身子晃晃悠悠，眼睛呆滞无神，死盯盯地望着冲压机，没有对着任何人，声音嗄哑地说：“我要到莫吉廖夫去了。喀-喀……你们真该死，让我们临别来干一杯！”而且他第一次笑了，他的牙齿黑乎乎的，稀稀拉拉。他请求一个帮工到官营专卖酒店去买酒。当那个帮工拿着伏特加回来后，他把闪闪发光的一只套鞋从棕红色皮靴上脱下来，当作酒杯，把伏特加满满地倒进套鞋里，向所有默不作声的雕刻工敬酒。“喝吧，别舍不得！一死方休！”他把绿围巾猛地从脖子上拽下来，像娘儿们似的在头顶上挥动，跳起舞来。

他唱道：

在气味难闻的乌沃季矗立着我们庞大的城市——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科！……

他还想再唱点儿什么胡闹的歌，可是他的喉咙里发出了汩汩的声音，他用手捂住了嘴。血从他那戴着几枚黑戒指的颤抖的手指间渗出来，顺着胡须流淌。冲压工死了。

商人？——资本家？——这是显然的。

伊万诺沃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仅仅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苏联政权的楷模，而且也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因为纯粹的伊万诺沃无产者自然找到了纯粹的无产者的政党。

伊万诺沃工人总罢工持续了七十二天，伊万诺沃工人代表苏维埃也工作了七十二天。罢工是5月25日开始的。5月26日苏维埃开始工作，把自己当作俄罗斯沃兹涅先斯科镇的社会主义国家，以致省长要刊印自己的命令都要得到苏维埃的准许才行，并且那个省长给帝国内务部写信抱怨他的神经——他“心动过速和神经衰弱的症状在发展”。

工人们提出了哪些要求？（企业主做出了怎样的答复？）

1，要求八小时工作日（企业主的答复是：“工时将不予改变，因为这是国家规定。”）；

3，取消急件（“取消是不可能的”）；

5，男女工人最低月工资二十卢布（“不可能执行”）；

7，准许产妇在产前休假两周，产后休假四周，保留原薪（“……在国家法规未颁布之前不可能执行……”）；

8，工厂里应设托儿所（“我们认为设托儿所极为困难……”）；

14，取消搜身（“很遗憾，取消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让女人对女人进行搜身。”）；

22，取消工厂警察和工厂监狱（“作为法律制度的一种现象，这不归我们讨论。”）；

23，长官和军队不得在罢工期间干涉工人的事情，否则后果无法担保（“不归我们讨论”）；

24，有权自由集会和讨论自己的需要（“……不归我们讨论……”）；

30，开办互助的工人储蓄所（“……不归我们讨论……”）；

31，把5月1日和2月19日定为节日（“鉴于2月19日和5月1日是东正教和沙皇的盛大日子，我们认为把这两天定为节日不妥。”）。

“长官和军队不得干涉……”当工人代表苏维埃向当局声明它的存在时，当局为其提供了小市民管理局的地方作为开会的场所……伊万诺沃苏维埃命运中的一切十分引人注目，这个苏维埃以塔尔卡苏维埃载入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备忘录，载入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史册，这一情形也十分引人注目。

现今，红塔尔卡——伊万诺沃附近一条河的名字——是一条平静的河流，流经一片树干高大的松林，绿草地。苏维埃经常在露天地里、在塔尔卡河、在草地上和红树干的松林里开会。苏维埃同自己的军队，同三万名工人一起开会，成了这些工人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大学”，正如内务部所下的定义那样。每逢早晨，当夜莺还在啼鸣，夜雾渐渐散去时，苏维埃全体会议在森林里的护林室，在草地上，在塔尔卡河畔召开了，会上讨论罢工情况，昨天和当天所发生的事件和新闻。全体会议往往以与复选代表的联席会议而告结束，这时代表们轮次登上一只从城里滚来的、当作讲台的焦油桶，对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做关于形势和事件、同企业主们的谈判、同当局的联络、致内务大臣和工人弟兄们的信的报告。代表团在这里受到接见和从这里派出。这里，经常宣读苏维埃的通讯报道、贺词和恫吓。这里，设立了无产阶级法庭。这里，把从工人弟兄们那里收到的钱按每个单身罢工者十戈比和有家眷的罢工者三十戈比分配下去。当这些事情结束以后，演讲者往往出来发表演说，他们所讲的都是工人们想要了解的。工人们什么都想知道，于是演讲者就讲给他们听——关于我国和世界工人阶级状况、关于工人运动、关于社会主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热里雅博夫[43]和薇拉·菲格纳[44]、关于杜勃罗留博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普希金和果戈理。当演讲者和听众感到疲劳时，演讲者和听众便唱革命歌曲。唱完以后，演讲者重又讲起来，使罢工工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陛下身上。法国的1793年、1848年和1871年，——在俄国的历史道路和乡村中，——在伊万诺沃土地上的大道和乡间土道上，被工厂主们用石头围墙牢牢地围了起来，比苏兹达利修道院的墙壁还要坚固，而工人们把自己埋入伊万诺沃的亚马、扎维尔季和雷利赫的赤贫之中，关于蜘蛛和苍蝇，关于靠哥萨克皮鞭和三面神支持的富农。这是一所自由的大学。五月和六月过去了，这时霞光和霞光靠近了，夜莺啾啁啼啭，夜间云雾缭绕。许多罢工工人夜间待在塔尔卡河边，于是松树下燃起了宿营地的篝火。罢工工人们在篝火的余烬中烧烤土豆，蘸很多盐来吃，——当然透过云雾和夜色，他们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倘若不是为了自己，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们和自己的弟兄们。于是，他们唱起了革命歌曲，非常好的歌曲。黎明时分，从地下印刷所送来了革命报纸《工人代表苏维埃公报》。新的一天来临了。这是无产阶级的营地——最好的宿营地——有自己明文规定的管理和无产阶级纪律的传统，谁破坏了这些管理和传统，谁就必须当着同志们的面讲清自己的罪过，这是对犯有过失者的最高惩罚。

“长官和军队不得干涉……”除了纺织工人外，参加罢工的还有封建的手工工场的小手工业者、家庭女工和洗衣女工，饭馆和小饭铺的跑堂、伙计、铁路工人、印刷工人。舒雅、捷伊科沃、科赫马都加入了伊万诺沃的行列。列日涅夫、罗德尼克、奥列霍沃-祖耶夫的代表纷纷来到苏维埃。舒雅县的农民向苏维埃咨询：“如何夺回土地和消灭地方行政长官？”穆罗姆县的农民派来代表，想让他们向伊万诺沃工人学会“罢工”。伊万诺沃苏维埃的代表捷连季同志到科斯特罗马去组织科斯特罗马的工人罢工，把他们带到了科斯特罗马河畔，像在伊万诺沃塔尔卡河畔那样。在莫斯科、萨拉托夫、顿河畔的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都为伊万诺沃筹措了钱款，并且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发放了伊万诺沃事件的传单。苏维埃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和工人战斗队。苏维埃建议从弗拉基米尔来到伊万诺沃的省长在罢工期间关闭伏特加酒和啤酒商店，酒馆和赌场也要关掉，于是省长把它们统统关掉了。工人在工厂巡逻。苏维埃的命令对于工人就是法律，省长的命令事实上只有得到苏维埃的准许才得以执行。苏维埃把政治诉求送达内务大臣，——通过省长，省长派人把它们送去。城市成了两个阶级的军营，这时每一方都在伺机较量。工厂主们结成了“同盟”。他们通过省长要求把罢工者的身份证发送到他们的家乡，以便在身份证发送之后罢工者各自解散，被押送回乡，苏维埃不准许发送身份证。工厂主们禁止把工厂里小铺的食品出售给工人，苏维埃取消了这一命令。工厂主们给内务部写信、拍电报，——伊万诺沃的“拳头[45]”没有吝惜发电报。

“……由警察局长所调遣的部队的数量不足以恢复和平和秩序，城里的居民坚决请求阁下前来帮助我们。城市正面临着被彻底破坏以及不久的将来将遭受饥饿和屠杀的威胁。每天都举行集会，这些集会不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为了政治问题。游行队伍举着旗子，旗子上面写着污言秽语……无政府状态十分猖獗……伊万诺沃市和沃兹涅先斯科镇的居民终日担惊受怕，惶惶不安。当局无所作为。官方消息说，工人们很安顺，这纯属捏造。我们极其恳切地请求阁下刻不容缓地予以保护。恐慌达到了极点。居民们纷纷从城里逃走。签名……”

官方的情报是可靠的：工人纠察队不允许居心叵测的黑色百人团到处“游逛”。内务大臣建议当局“采取行动！”省长除了向内务大臣和宪兵队长报告了自己的神经状况外，还报告了以下内容：

“……鉴于罢工警卫队的正确组织，逮捕为首者是不可能的。”

“……鉴于各方情况变幻不定，预见罢工的结局是不可能的。”

“……集会的结果在于做出继续罢工的一致决定（至少，从表面看是这样）……”

“……工人们天天集中在塔尔卡河畔，进行谈判，讨论，听演讲者的演讲，当了解到他们的决定后，便和平地各自散去。这种情况日复一日……”

“……虽然城里很平静，但城外的集会具有反政府性质，领导运动的工人党掌握了广大群众……”“由于军队的战斗力不强，集会很难被禁止……”“我恳切请求派一位授以全权的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来把所有主管部门的工作联合起来，我觉得自己力不胜任……”

“……从另一方面，假如驱散集会，那么可能将会出现抢劫和纵火；城市及其近郊区将会发生危险；工人运动将具有公开暴动的性质。”

“……军队对自己的秩序维护者的作用极不以为然，因为它们脱离了自己直接的使命……”

内务大臣建议当局“采取行动！”。

于是，6月15日哥萨克在伊万诺沃到处张贴有副省长签名和在弗拉基米尔警察印刷所印刷的命令。

“鉴于每天有关于工人的消息传到我这里说，聚集在塔尔卡河畔的人不只限于讨论自己的纯工厂事务，而是搞起了具有国家意义的问题，并且个别人擅自发表显然是反政府的煽动性言论，我认为，继续允许许多人在塔尔卡河畔，甚至在城市其他近郊区集会是不行的，所以我预先警告，破坏本命令的犯罪者将受到法律责任的制裁。”

6月16日早晨天气晴朗。苏维埃在开会。工人们写了抗议书，反对副省长的命令。这天早上天刚一亮，由警察局长科热洛夫斯基指挥的哥萨克就分别部署在工人营地周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在一阵步枪齐射之后，哥萨克们吆喝着，打着口哨，举着鞑靼军队留下来的马刀和皮鞭向工人们，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冲过来。哥萨克开枪射击逃跑的人。科热洛夫斯基逮捕了苏维埃主席和书记。河边和森林里的旷地上躺满了浑身是血的人们。

罢工要求的第二十三条称：“长官和军队不得在罢工期间干涉工人们的事情，否则后果无法担保。”

开枪之后过了一小时，伊万诺沃的电报和电话线都被掐断了，从塔尔卡通往城里的入口被街垒堵塞了，加杜林工厂的仓库起火了，各仓库和市长家的房屋玻璃横飞。日落时分，工厂主的别墅在伊万诺沃方圆数十公里熊熊燃烧，火光闪闪。夜间，工人战斗队向哥萨克骑兵侦察小分队和警察开枪射击，把他们赶进营房。这天夜里，工厂主们，有些人换了装，离开伊万诺沃到莫斯科去了，通过被破坏掉的电报线向省长和大臣发电报说，在伊万诺沃没有恢复“法律秩序”之前，他们决不回去。可是连省长那天夜里也带着一个哥萨克骑兵连逃出了伊万诺沃。

工人代表苏维埃随着其主席和书记的逮捕而夭亡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了塔尔卡。回到塔尔卡的工人们一致决定：

“继续罢工。”

“要求释放同志们。”

“要求法庭审判科热洛夫斯基。”

罢工在继续。同志们被释放了。省长从弗拉基米尔请求苏维埃准许在伊万诺沃颁布他的关于解除伊万诺沃警察局长科热洛夫斯基职务的命令。工人们迈过了塔尔卡的血泊，取得了胜利。工人们以工厂主庄园的熊熊大火回答了塔尔卡的流血。

为了做出关于复工的决定，这时工人代表苏维埃最后一次与工人们一起聚集在塔尔卡河边，用以下的话结束了自己的决议：

“我们在工厂里从事着繁重劳动的同时，将着手准备另一种斗争，严肃的斗争，生死存亡的斗争，争取自由的斗争……那个时刻到来之日，就是全体人民武装起义之时……”

这决不是预言，而是有坚定信念的话。

这是在三十年前，在1905年红霞满天、花蜜飘香的六月和割草的七月里发生的事。1905年以后，从1907年到1914年又过了几个年头。1905年在1917年面前是曙光。大多数人，曾经在塔尔卡参加过集会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塔尔卡曾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红塔尔卡是苏维埃政权的楷模。塔尔卡使阿尔别科夫想起死的念头的无名湖。在那些岸边开始了怎样的生活，怎样的生活啊！……

……生活，生活！——生活得朝气蓬勃，心情愉悦，和同志们一起生活，在集体里，在阶级里生活，有爱情，有孩子……在无名湖畔，在夜莺啼鸣、铃兰飘香的不可宣扬的帕列赫之夜也有这样的生活，——决不是徒步走向云杉混交林，走向死亡的那种生活。生活得像飞机结构一样，生活在历史的破冰船上，这样生活，为了使生活中充满阶级、革命、孩子、爱情的壮美的大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