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法朗士·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以绘画形式对一位实业家的观点“世界要继续存在,就必须多生产少说话”作出的回应(1919)
这部深刻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工作史来到了尾声,多个问题随之浮现,其中之一便是:本书是否告诉了我们今后将如何组织和开展工作?历史能否告诉我们,为了更好地支配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划分出一般路径。例如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我们先后经历了“大转型”(机械化的蒸汽动力导致农业在工业化国家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第二次大转型”(从1970年前后开始,服务业领先于制造业,同时国家放松了对市场的控制),以及当前所处的“自动化转型”等分水岭,才来到了今天。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整个工作史,尤其是基于富裕国家过去几个世纪的经验,就有足够的理由对简单的断层线表示怀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四个关键要素,并在本书的叙述轨迹中将它们清晰地呈现出来。
首先,我对过于简单的预测基本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事实证明,本书所描述的所有主要发展总是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反应。出现并不意味着不会消失——只需要想一想,公元前500—公元500年,西欧和印度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了1000年,却又突然消失了500年甚至更久。另一个例子是市场经济中非自由劳动力的兴衰再起。尽管奴隶制在19世纪被废除并受到了严厉批判,《凡尔赛和约》也确立了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但就在不久之前,很多国家又倒退回了非自由的劳动形式。家庭主妇向劳动力市场的进军也多次中断,人们对福利国家理想的接受程度也出现了波动。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富裕国家,薪酬和工作保障停滞不前(可归纳为弹性化和不稳定化等概念)也可以算作一种反应。不然政府也不会在最近新冠疫情暴发后,为企业和工人提供大规模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援助。在此之前,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从目前的例子来看,这些反应的性质和激烈程度并不容易预测;至少,不像工资大幅降低会引发罢工那么容易预测。例如,一百年前劳工运动便已兴起并达到顶峰,但今天的人们在采取集体行动来改善工作条件方面仍未取得成功。而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国家内部最富有的居民和其他人口之间的贫富差距几十年来一直在扩大和加深。预期的“经典”社会逆向运动并未如期而至,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似乎是新出现的,除非我们相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本土主义”(通常被称为民粹主义)排斥运动所提供的情感补偿与今天的运动之间存在确切且因此无法消除的相似之处。
再次,在数字化的影响下,过去几十年里,各国之间的繁荣水平和消费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趋同,工作报酬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同。简而言之,中国人过上了更好的日子,而欧洲人和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必须接受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倒退。在真正全球化的世界中,这是一个新的细节,历史上没有过类似的情况。此外,我们也看到逆向运动的重新出现:由于北大西洋地区的自动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产生的“离岸”(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趋势,如今再次出现了转向,特别是在中国,此即所谓“回流”。反过来,中国也没有坐以待毙,现在正认真追求工厂自动化。这对一个正处于老龄化边缘的国家来说并不奇怪,毕竟有日本和韩国在前。
最后(这一点当然也并非不重要),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国家层面的民主决策受到侵蚀。资本正在退出民族国家内部商定的游戏规则。不过,非正式经济活动正在兴起,它同样会吸收劳动人口——我们可以为非正式经济活动给出如下定义:“在社会层面合法的(这一点与犯罪经济不同)有偿工作,并出于税收、社会保障和/或劳动法目的,而未向当局申报、注册,或向当局隐瞒。”在资本取消国家契约的地方,劳动获得的收益令人心酸。在欧盟,私营部门的劳动力总投入中约有10%来自非正式部门,占总增加值(GVA)的14.3%(这一占比从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的25%到德国的7%不等)。欧洲以外的情况甚至更引人注目,根据对36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大约60%的非农业工人主要受雇于非正式经济。
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意味着北大西洋地区国家社会契约的终止,或者意味着在国家社会契约长期以来缺乏影响力的地方无法继续追求这种契约。大企业选择生产成本低(包括低工资)、税收低的国家,将增加的利润支付给高层管理人员和股东,并尽可能灵活地部署工人;其手段之一是由职业介绍所提供的外包服务。考虑到欧洲工会和大型国际公司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改变(美国工会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许多劳动受害者的心态和政治倾向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保护主义和限制国际劳动力迁移才是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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