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法朗士·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以绘画形式对一位实业家的观点“世界要继续存在,就必须多生产少说话”作出的回应(1919)
这部深刻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工作史来到了尾声,多个问题随之浮现,其中之一便是:本书是否告诉了我们今后将如何组织和开展工作?历史能否告诉我们,为了更好地支配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划分出一般路径。例如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我们先后经历了“大转型”(机械化的蒸汽动力导致农业在工业化国家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第二次大转型”(从1970年前后开始,服务业领先于制造业,同时国家放松了对市场的控制),以及当前所处的“自动化转型”等分水岭,才来到了今天。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整个工作史,尤其是基于富裕国家过去几个世纪的经验,就有足够的理由对简单的断层线表示怀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四个关键要素,并在本书的叙述轨迹中将它们清晰地呈现出来。
首先,我对过于简单的预测基本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事实证明,本书所描述的所有主要发展总是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反应。出现并不意味着不会消失——只需要想一想,公元前500—公元500年,西欧和印度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了1000年,却又突然消失了500年甚至更久。另一个例子是市场经济中非自由劳动力的兴衰再起。尽管奴隶制在19世纪被废除并受到了严厉批判,《凡尔赛和约》也确立了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但就在不久之前,很多国家又倒退回了非自由的劳动形式。家庭主妇向劳动力市场的进军也多次中断,人们对福利国家理想的接受程度也出现了波动。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富裕国家,薪酬和工作保障停滞不前(可归纳为弹性化和不稳定化等概念)也可以算作一种反应。不然政府也不会在最近新冠疫情暴发后,为企业和工人提供大规模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援助。在此之前,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从目前的例子来看,这些反应的性质和激烈程度并不容易预测;至少,不像工资大幅降低会引发罢工那么容易预测。例如,一百年前劳工运动便已兴起并达到顶峰,但今天的人们在采取集体行动来改善工作条件方面仍未取得成功。而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国家内部最富有的居民和其他人口之间的贫富差距几十年来一直在扩大和加深。预期的“经典”社会逆向运动并未如期而至,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似乎是新出现的,除非我们相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本土主义”(通常被称为民粹主义)排斥运动所提供的情感补偿与今天的运动之间存在确切且因此无法消除的相似之处。
再次,在数字化的影响下,过去几十年里,各国之间的繁荣水平和消费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趋同,工作报酬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同。简而言之,中国人过上了更好的日子,而欧洲人和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必须接受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倒退。在真正全球化的世界中,这是一个新的细节,历史上没有过类似的情况。此外,我们也看到逆向运动的重新出现:由于北大西洋地区的自动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产生的“离岸”(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趋势,如今再次出现了转向,特别是在中国,此即所谓“回流”。反过来,中国也没有坐以待毙,现在正认真追求工厂自动化。这对一个正处于老龄化边缘的国家来说并不奇怪,毕竟有日本和韩国在前。
最后(这一点当然也并非不重要),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国家层面的民主决策受到侵蚀。资本正在退出民族国家内部商定的游戏规则。不过,非正式经济活动正在兴起,它同样会吸收劳动人口——我们可以为非正式经济活动给出如下定义:“在社会层面合法的(这一点与犯罪经济不同)有偿工作,并出于税收、社会保障和/或劳动法目的,而未向当局申报、注册,或向当局隐瞒。”在资本取消国家契约的地方,劳动获得的收益令人心酸。在欧盟,私营部门的劳动力总投入中约有10%来自非正式部门,占总增加值(GVA)的14.3%(这一占比从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的25%到德国的7%不等)。欧洲以外的情况甚至更引人注目,根据对36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大约60%的非农业工人主要受雇于非正式经济。
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意味着北大西洋地区国家社会契约的终止,或者意味着在国家社会契约长期以来缺乏影响力的地方无法继续追求这种契约。大企业选择生产成本低(包括低工资)、税收低的国家,将增加的利润支付给高层管理人员和股东,并尽可能灵活地部署工人;其手段之一是由职业介绍所提供的外包服务。考虑到欧洲工会和大型国际公司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改变(美国工会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许多劳动受害者的心态和政治倾向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保护主义和限制国际劳动力迁移才是最佳解决方案。
如果说简单地追溯历史脉络并不容易,甚至也许并不可行,那么我提出了另一种策略,以便深入了解我们现在作为劳动人民的立场。首先,我将简要讨论部分在最近的文献中取得进展的设想。随后,也是最后,我想借助人类工作史中似乎存在的某些不变因素来展开思考。因为它们同样存在。
目前流传着许多关于未来的设想,其中大多数与我们无关,因为它们与劳动无关或只是间接性相关。但是,以下五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无论是否处于民主社会,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体系都是不可持续的。荷兰历史学家巴斯·范巴维尔对此进行的分析最为充分。范巴维尔基于历史论证,预计当前的市场经济将由于其内部弱点,不可逆转地走向灭亡。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自由劳动力不断增长,薪酬也不断增加的过去一个世纪,就其历史和未来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态的历史时期。
第二,从富裕国家内部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正深陷困境。当然,社会不平等不同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后者的程度正在急剧减轻。正如第七章所述,在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薪酬水平已经低到工作不稳定的劳动者需要社会援助。因此,纳税人会补贴欠薪的雇主。令皮凯蒂尤为震惊的是,恢复强有力的累进税制导致了劳动力工资下降,而民主国家却缺乏集体行动和社会政治参与来阻止这一切。皮凯蒂和其他学者[如英国发展研究教授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警告说,左翼的政治惰性为右翼身份主义政客提供了机会,(潜在的)受害者将因此而出现。
上述都是相当悲观的观点;但也存在一些乐观主义者。
第三,在认识到当前体制存在危机的同时,人们对“资本”(尤其是通过国家干预)的复兴力量仍然普遍持乐观态度。这是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主流立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到目前为止,资本是如何在国家保护之下蓬勃发展的(在美国也是如此),这表明市场和国家提供了最强大的可能组合。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劳动力市场对具备计算机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与多数失业者受教育程度较低且/或不懂技术的状况,这二者之间存在不匹配;而政府正在努力消除或至少缓解这一不匹配。
第四,有一些顽固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问题并不算多;事实上,他们只看到了机会。尽管最近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但他们相信雇佣劳动者会消失,并相信新人类,即拥有自己事业的创业者和专业人士总是在寻找机会。此外,这类未来的个体劳动英雄非常灵活,将在世界各地寻找新的挑战。
第五,无论是乐观者还是悲观者,有些人对科技的最终加速抱有共同的期望,本书认为科技加速的最重要结果就是自动化。与此同时,工作和自由时间之间的平衡将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乐观主义者预言自动化将带来更多休闲时间;悲观主义者则担心会出现大规模失业,购买力甚至会大幅下降,从而导致需求下降。此外,自动化将自食其果,而老龄化的劳动力将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我们不太容易单纯用乐观或悲观来形容第三种变化,它完全与推动自动化的大型跨国公司有关。多数国家似乎都反对全球垄断,它们无法与Amazon、Apple、IBM和Microsoft等巨头抗衡。这些科技公司似乎越来越有能力决定公众的品位。这样做的最终后果是公民会减少,劳动公民也会减少,大家都变成纯粹的现成食物消费者,最终进入“面包和马戏团”社会——也就是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的《购物时代》(“Age of Shopping”),甚至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
纵览整个人类工作史之后,我们能对工作的未来作出展望吗?虽然我们无法明确论证各种设想是否成立,但我们可以对现存的一些与未来工作有关的著名预测作出评价——这些预测包括“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平等加剧、“自由”市场在分配工作和薪酬方面的作用,以及自动化的后果。
“资本主义”必然终结?
巴斯·范巴维尔对过去一千年有着有趣的想象,他的想象有据可查因此极具说服力,它表明经济“资本主义”的领跑者、主要的市场经济体——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到美利坚合众国,在几个世纪后将不可避免地遇到麻烦,因此不得不再次交出指挥棒。不可否认,这种统治权力的转让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然而,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失去榜首的位置,也许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从长远来看,“失败者”的境况并没有差多少。举个例子,与今天荷兰的繁荣相比,这个权力转让体系并没有那么具有自毁性,尽管荷兰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很久。意大利北部、荷兰南部、荷兰共和国、英国和美国在与东亚竞争时的失利也是如此。为什么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不会随着主导地位的其他变化而继续下去呢?
当然,范巴维尔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他不否认,在过去,失败者或许有可能东山再起,尽管是在一个更保守的基础上。但他认为,在我们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东山再起已经不可能了。在这个世界里,旧式帝国根本无法生存。但他的观点有说服力吗?首先,让我们考虑中国的例子。不管中国由中央管理的市场经济有什么问题,它仍在蓬勃有力地发展中。那么,一些劳动历史学家对自由雇佣劳动的特殊性质提出的论点又如何呢?最大的问题是,近几十年来劳动力部门的不稳定状况不可否认,对此进行的研究是否足够广泛和深入,以至可以简单地推断出未来的情况?
社会不平等加剧?
因此,我们回到皮凯蒂不可辩驳的论断,即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富裕国家。在此之前,劳动者的收入有所增加;随后,他们的收入停滞不前,而与此同时,社会最顶层的收入却在飙升。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如我们在第七章(见第409—421页)所见,在劳动收入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普通人其他形式的收入正呈长期增长趋势。里根和撒切尔准备已久的意识形态胜利行军带来了北大西洋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明显差距,但我们不应对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几乎自相矛盾的增长视而不见,这些支出通过住房福利、税收抵扣、儿童福利和国家保险福利等税收形式实现,正如彼得·斯洛曼(Peter Sloman)向英国所展示的那样,他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福利支出上升的悖论”。这意味着有子女的成年人收入中由政府支付而非雇主支付的比例将发生重大转变;前者较少以现金补贴的形式出现,而越来越多地以社会保险、住房补贴、良好的免费或国家教育等形式出现。在新千年前后,这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被税收和福利制度化解了”。这不仅是从依赖雇主(和集体行动)转向依赖政府,还特别意味着后者直接参与家庭财务。毕竟,此类援助是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而这种越来越数字化的调查可能影响深远,并破坏家庭事务中的自主权。
不出所料,我们发现支持者不仅包括政治左翼(比如2003年巴西总统卢拉推出的“家庭救助金计划”),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右翼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他们有时支持通过(全民)基本收入进行再分配。最著名的例子是自由市场的捍卫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开始提出“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的提案。对他来说,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贡献的水平,最主要的还是政府是否有能力掌控并予以实施。然而,不可否认,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了工作与薪酬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同时雇主的责任也在向政府转移。
在工作史的背景下,国家内部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似乎是,几个世纪以来因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劳动的赞赏和报酬并不平等的遗留问题,这也许不足为奇。但显然,这并不能说明自古以来便沾沾自喜的扩张者是对的,也与他们普遍支持的意识形态,即对雇佣劳动的贬低相左。现状也反驳了扩张者们目前广为传播的观点——认为高回报只取决于努力和天赋等因素。
由奴隶制或明确的种姓制度主导的古代社会,或是由其他不平等形式(如种族隔离)主导的现代社会,都存在制度化的不平等。这类社会的不平等似乎是世代相传的,因此负担最重(这并不是说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就毫无缺点)。以近年来印度不平等现象的极端加剧为例。尽管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人曾努力尝试通过宪法(1950年,由安贝德卡尔起草,他自己就是达利特)来增加弱势种姓成员的社会机会,反过来又以“保留”的方式促进了平权行动;尽管印度人努力建立一个贝弗里奇式的福利国家,但不幸的是,由于受保护的“正式”部门和不受保护的“非正式”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个福利国家名存实亡。在美国,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所呼吁的平权行动距离实现预期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所强调的那样。再比如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还有巴西(另一个130年前才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存在种种遗留问题)。最有力的例证当然是阿拉伯世界那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言论,但支持不平等的价值体系依然顽固地普遍存在。
到目前为止,由公民(尤其是男性)组成的核心圈层至少享有最低限度的工作权利和公平补偿。但在一个地理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我们(成年男性)和他们(其他人)之间的差异当然并不止于此。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由劳动人民组成的外部圈层,他们只部分属于内部圈层,只是部分享有或根本不享有内部圈层成员的合法权益。他们主要是合法雇佣的外国工人。即使在欧盟内部,他们的权利也总是较少,有时甚至少得多,有时甚至远低于海湾国家的情况。最后,还有被剥夺公民权的非法移民,即无证移民。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外部圈层会沦为一个剥削少数劣等人的社会,其中没有任何形式的报酬。第二次世界大战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不幸的是,我们没办法保证将来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
合乎逻辑的后续问题是,与20世纪相比,面对日益扩大的福利差距,集体行动为何变得如此罕见?可以说,事实上集体行动并不是完全没有(比如韩国发生的激烈抗议)。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权行动的部分成功,或至少看到它带来的希望,例如对印度的低种姓和一般女性而言。
由于长达一个世纪的集体行动,北大西洋地区的下层阶级现在享受着从历史上来看较为合理的繁荣水平(同样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转移支付),这一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缺乏强有力的集体反对运动。然而,不平等仍然普遍存在,我要补充的是,今天缺乏反对运动可能恰恰是这种不平等对处境糟糕的人产生心理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的精力已经从真正的问题,即社会不平等,转移到排斥他人上,这从民粹主义者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普遍恐惧中可以看出(见第424页)。
市场能解决分配问题吗
单靠市场本身,不能——尽管无处不在的新自由主义希望能够由市场来分配工作和报酬(新自由主义抱有如此希望已有一个世纪之久,至今这种希望仍然强烈)。过去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漫长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采取了严重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措施,牺牲了荷兰共和国的利益,后来又牺牲了美国的利益。事实上,历史上这种成功限制市场力量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一些国家带来了最大限度的利益。这是一种规则而非例外。新自由主义者乐观地认为,市场会带来好处,只有“自由”市场会公平分配工作和报酬;事实上,他们不仅误读了自己的历史教训,也误读了当代的情况。在当前情况下,由小企业家主导世界的理想是极不可能的。
最近的新冠疫情清楚地证明了这一观点。富裕国家政府被迫拨出巨额资金,以避免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但他们仍然是疫情最大的受害者。全世界有很多未受保护的移民劳工,他们的前景同样黯淡,与有组织、有长期合同的劳动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从长远来看,如果疫情造成全球经济危机,后者的地位也将受到威胁。
矛盾的是,尽管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正在加剧,但高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却在下降。在中国(某种意义上或许还有印度)以外,全球食品行业由联合利华、拜耳和宝洁主导,能源行业由飞利浦、西门子和通用电气主导,飞机行业由波音和空客主导。这似乎与这些大公司大幅裁员的事实相矛盾。1974年,荷兰电子巨头飞利浦拥有近50万名员工,现在却只有3.7万名。这并不是因为公司陷入了危机,也不是因为其产品没有需求,更不是因为公司简单地分成了10个单元,每个单元有5万名员工。
这种情况的发展源于分包现象的激增。在许多劳动者仍然需要聚在一起工作的地方,例如高速公路旁的巨大配送中心,这些配送中心正在迅速取代城镇中心的商店,这不仅是无休止分包的结果,也是工资结构不同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大卫·韦尔(David Weil)提供了许多类似的案例:
卓越仓储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PWV)是一家为其他企业提供临时工人的公司,它根据工人和船员装载卡车所需的总时间,向在南加州工作的装卸码头工作人员支付报酬。反过来,卓越仓储也会因施耐德物流公司装载的卡车数量而获得酬金。施耐德物流是一家全国性的物流和卡车运输公司,负责为沃尔玛管理配送中心。沃尔玛制定价格、时间要求和性能标准,施耐德则遵循这些标准。反过来,施耐德会根据这些价格、标准和自身的利润目标,与卓越仓储和其他提供工人的劳务中介签订合同。
这一切除了导致工人时薪过低和大量加班外,还导致他们的工作场所极度分散。在上面的例子中,他们仍然是轮班工作的,但通常情况下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临时职业介绍所雇佣的工人,由就业服务机构支付其工资,但有义务遵守跨国公司的标准。而跨国公司本身只借助大量中介机构来监督整个过程。这不仅是在疏离工人,更是在孤立他们,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自动化会带来新的乌托邦吗?
正如我们所见,自动化已有数百年历史。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的迭代无处不在,它们对工作的影响看起来非常明显,但具体却很难判断。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承诺机械化会大幅缩短工作时间。一个例子是,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1918年的《自由之路》(RoadstoFreedom)一书中写道:“在科学的帮助下……一天工作4小时,整个社会都会感到安逸。”另一个例子是雄辩的詹姆斯·利文斯顿(James Livingston)2016年出版的著作,其书名显得过于自信:《不再工作:为什么充分就业是个坏主意》(NoMoreWork:WhyFullEmploymentisaBadIdea)。
毫无疑问,许多人的工作时间已经大幅缩短,尤其是在罗素和利文斯顿所关注的北大西洋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工作时间一直停留在每个养家糊口的人大约40小时,或每个家庭60—80小时的水平。自动化的成果正在转化为越来越复杂的低价消费品,而未转化为更多的自由时间。这怎么可能?中等职业的激增或许可以给出解释。直接生产者的数量正在减少,但在商品到达消费者面前之前,已有大量中间商介入。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可能是在日益匿名的世界中,消费者、消费者组织、国家政府和国际合作伙伴(如世界卫生组织,还有贸易条约监督机构)需要掌控权和安全感,因为这个世界的生产链漫长而复杂。换句话说,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这里没有进一步系统阐述的空间,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加州科技专栏作家法尔哈德·曼朱(Farhad Manjoo)发人深省的观察。他自己是药剂师的儿子,他注意到“大多数药剂师受雇只是因为法律规定配药时必须有药剂师在场”。再比如法律职业(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私法专家)的激增,或者检测、打击和预防网络犯罪的专家的激增,这是数字化这一耀眼的大徽章的另一面。即使不能面面俱到,我们也应该考虑到需要更多协调的灵活工作的情况,以及同倦怠和其他工作压力所作的斗争。这同样适用于计算机时代对教育的永久需求。如果每个人都必须不断提高技能以跟上时代,那么就需要更多的“技能提升者”,包括数字支持专家。
显然,我们需要更多的检查员、控制者和监督者,更多的审计员、审查这些审计员的审计员以及更高一级的审计员等,无论是在私有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无论是在雇佣劳动者还是在受雇的自由职业者的岗位上。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新工作岗位的出现速度都快于旧工作岗位消失的速度。北大西洋地区、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使得更多的有偿护理工作也经常被提及。这些都是事实,但本书对这种反直觉现象不可阻挡的发展提出了更有深度的解释,即我们对工作的基本需求。
工作:长期历史脉络
现在让我们后退一步,看看我们对整个人类工作史的探索揭示了什么。我发现了三个关键要素。
工作之意义,尤其是社会意义
我们通过工作联系在一起。本书从各个方面表明,尽管工作显然是由需求驱动的(赤裸裸的经济人),但人类之所以工作也是因为他们能在工作中产生自尊心并获得他人的尊重。这是无休止的休闲根本无法提供的。没有人比德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更好地阐述了这一点:“劳动的福祉在于,努力和满足感就像生产和消费生活资料一样紧密相连,因此幸福是这一过程本身的伴随物,就像快乐是健康身体的伴随物一样……除了痛苦的疲惫和愉悦的再生,没有持久的幸福。”她的美国学生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但通过引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观点将其缩小为“实用主义”。这意味着你用自己的双手工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制作实物的工艺提供了对经验技术的洞察,可以塑造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把事情做好的困难和可能性都适用于建立人际关系。”这两个观察结果与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观点非常吻合,他在《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TheLonelyCrowd:AStudyoftheChangingAmericanCharacter,1950)中写道:“男人需要感觉到满足:仅仅保住一份工作,然后通过消费与生活建立联系是不够的。……工作的解体给休闲带来的负担太大,难以应付:休闲本身无法挽救工作,反而会使工作失败,而且只有在工作有意义的情况下,休闲对大多数人才有意义。”这种对工作本身的渴望与薪酬水平无关,它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一代对合同变更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正如社会学家贝丝·A.鲁宾(Beth A.Rubin)以美国为例所证明的那样。鲁宾说,只要美国年轻人能工作,只要他们能参与,那么任何工作或任务他们都会考虑。
合作是男性和女性的基本需求
正是因为工作既关乎自尊,也关乎获得他人的尊重,所以无论是在家庭这样的小社区,还是在车间、办公室或工厂,合作都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所见,最古老的愿望,甚至是在我们的祖先进化成人类之前,便已产生的愿望,就是一起工作、合作。再次引用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话:同理心“建立在接近、相似和熟悉的基础上,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它的演变是为了促进群体内合作”。这与“现代企业缺乏信任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风气带来了麻烦,最近让许多人花光了积蓄,深感不快”。造成这种缺乏信任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层和实际工作人员之间的差距太大,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就这一点而言,相关个体是雇佣劳动者还是独立的自由职业者,已经不再重要。
自新冠疫情以来,我们所有人都仿佛生活在一个大型实验性医学和社会科学实验室之中,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对此有了深刻体会,包括那些劳动合同条件更好的人。感谢数字资源提供了在家工作的机会,在一个多世纪后,我们又把家庭变成了工作场所(想想那些“血汗工厂”的胡作非为吧)。根据组织行为学家詹皮耶罗·彼得里列里(Gianpiero Petriglieri)的说法,我们现在正成为“僵尸”:“习惯了面对面工作的专业人士失去了以往的一些暗示,他们早已学会根据这些提示心照不宣地处理工作事务。现在他们有意识的头脑必须努力寻找新暗示来弥补过往那些他们熟悉的暗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被迫进行视频通话和会议(无论是否由于新冠疫情)时,会感到如此疲惫,甚至筋疲力尽。归根结底,线下见面对共同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对公平的基本需求
从最早的时候起,我们就知道有些人想吃掉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社会蛋糕——至少根据自人类历史开始以来,我们所共有的平等主义原则来评价,他们的行为就是这样的。我们也看到,这些“扩张者”不能逍遥法外,而是必须补偿社群,即使只是象征性的补偿。因此,社会不平等是有社会心理限度的。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这反映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人们对银行家的奖金和其他福利的普遍道德愤怒上。一个最近发生的较小例子是,许多国家呼吁提高医护人员的工资,以应对新冠疫情。换句话说,平等主义非常符合对个体差异(特别是努力方面的差异)的认识。皮凯蒂将其表述为我们需要“对人类平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个充分认识到个人之间许多合理差异的愿景,特别是在知识和抱负方面,以及这些差异在决定如何配置社会和经济资源方面的重要性……理想的社会经济组织必须尊重构成人类财富的愿望、知识、才能和技能的多样性”。缺乏这一远见是很多国家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人们在他们的群体内(也可以说是男性或女性在各自的群体内)同时为争取公平和平等而努力,并为实现个人的愿望和希望而奋斗。
我们在本书中遇到了两种针对上述问题的社会政治解决方案:再分配式神权政治,以及收入均衡化的福利国家及其前身[收入均衡化即“合理价格”(just price)的理念,在亚欧大陆已有两千多年的记录]。在我们所见过的各种神权政治中,平等主义是自上而下的,必须在强大的、正当化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引导人类的愿望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少数精英被合法化为牧师,即多数人共享的宇宙、全球和社会愿景的统治者。这类例子包括古埃及和前哥伦布文明,甚至种姓制度。不管我们现在怎么想。只要他们能够确保足够的再分配,平等主义就可以持续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
而福利国家显然是一种受平等主义启发的尝试,其目的是构建我们的社会,为许多人创造最有利的生存保障,并容纳有限数量的扩张者。历史,甚至我们最近的历史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福利国家的保质期只有几十年,因为它本身也很容易受到威胁。尽管对其可行性持谨慎态度,但最近提出的深度国际协调财政改革建议也沿袭了福利国家的道路。
我们在此必须多加一笔,发出历史性的警告。正如我们所见,对公平的追求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我们和他们”想法的不同:我们这类人是公平的,但涉及他者时,我们很快就会破例,无论是在获得工作机会方面,还是在工作条件和报酬方面。在这里,“他者”可以包括奴隶、低种姓人口,以及各种肤色的“外国人”。正式不平等制度也是如此。正式不平等制度基于法律规范下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它们一直存在到一个半世纪前(比如美国、巴西、阿拉伯国家,以及俄国)。种族隔离制度、对大部分劳动人口的排斥(曼德拉之前的南非和海湾国家),以及西式民主制度都是如此。
特别是西式民主制度,随着“我们”内部的公平性消失,排斥“他者”的趋势也上升了。自2000年以来,所谓的“社会本土主义陷阱”(Social-Nativist trap)尤其明显,也就是退回到捍卫民族、种族和宗教身份的过程中,结果产生了无数受害者。但最终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考虑——“我们”的工作报酬越公平,就越愿意让“他者”以民主的方式分享这一成果。这更加凸显了公平的重要性。
除了旧的主张外,近年来,也有人建议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因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人们对全球依赖关系的认识不断提升。这些建议自下而上产生,以平台合作和其他类似“公地”(commons)的工作组织方式的形式出现,又自上而下,以成本计算(其中生产的社会和环境影响都被计算在内,并以更累进的完整税收形式传播)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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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未来社会组织的任何选择都取决于前面几页中数百万劳动女性和男性的经历。在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时期(98%的时间或更多),他们是由狩猎采集者组成的小群体。从大约1万年前开始,他们逐渐发展成为农民家庭。这些家庭之间的合作导致了城市、随后的城邦,以及最终的领土国家的劳动专门化。再后来,家庭合作建立在神权政治的贡赋—再分配的基础上,但很快就被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市场所取代。在此应当重申,商品、劳动力和服务市场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自公元1500年以来,它们就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几十年来,它们一直都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家庭以外)经济建构的唯一方式。
在当前历史阶段,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欧洲大陆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内,我们有了新的机会来决定我们的工作生涯是什么样子的。人类漫长的历史给出了强烈的警示:在作出上述选择时,我们绝不能忽视三大原则——意义、合作、公平。这也是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1229]The terminology is Polanyi’s.This classification in Baldwin 2019.
[1230]J.Lucassen 2013,25-31;Feinman 2012;Standing 2016;Piketty 2014 and 2019;Williams 2019;Sloman 2019;Heijne & Noten 2020;Manning 2020.
[1231]Ford 2017;Frankopan 2019.
[1232]Williams 2019,111,115.而且国际劳工组织似乎对此无能为力。
[1233]特别是关于重大军事冲突的情景,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气候变化(Manning 2020)。人们不仅作为消费者参与其中,还作为生产者,这对劳工运动有影响(Fitzpatrick 2017)。
[1234]Van Bavel 2016;cf.Piketty 2019,546-7.Van der Linden(2008)和Stanziani(2019)强调了自1500年以来全球历史中自由工资劳动相对于非自由劳动关系的特殊性。
[1235]Piketty 2014 and 2019.关于类似的论点(虽然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同,但影响较小),参见:Luzkow 2015.另见:Lawlor,Kersley & Steed 2009;Trappenburg,Scholten & Jansen 2014;Ford 2017;Jensen & Van Kersbergen 2017.
[1236]Piketty 2014 and 2019;Standing 2016.再加上富国中的食品银行现象,在新冠疫情期间,其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1237]尽管曼宁(2020)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与皮凯蒂(2019)的观点一致,但曼宁更详细地阐述了环境的挑战(Piketty 2019,235,also 254-5)。Cf.also the tenor of Drèze & Sen 2013.
[1238]Van der Spek,Van Leeuwen & Van Zanden 2015;Piketty 2019;Milanovich 2019(尽管这些都对当前发展持批评态度).
[1239]对于这一立场,参见:inter alia Sloman 2019;关于历史根源的论述:Budd 2011,38-9.早期的一个例子是:Wells 1914,ch.3(‘Off the Chain’),其中赞扬所有形式的全球移民劳动,视其为新型完全自由劳动者的巅峰,并可能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240]Baldwin 2019[明显比Ford(2017)更乐观,且在这方面肯定比Harari(2014)更积极];Cockshott 2019(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自动化).
[1241]Harari 2014,388-91,436-7.
[1242]K.Davids & Lucassen 1995;cf.Lazonick 1990;Van der Spek,Van Leeuwen & Van Zanden 2015.
[1243]Sloman 2019,17;有关德国、法国、英国和瑞典税收支出的平均值,参见:Piketty 2019,428,458-60,530;关于美国的低收入和转移支付,参见:526-30.关于荷兰,参见:Heijne & Noten 2020.
[1244]Sloman 2019,206-7.
[1245]记住,生产者对商品和服务(包括医疗服务和多种通信形式)有结构性需求,这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北方国家通过税收资金保证失业者收入的反转,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1246]印度底层人被上等种姓称为“不可接触者”,即贱民,而他们自称为“被压迫的人”,即达利特(Dalit)。
[1247]Piketty 2019,929-53.关于反平等的印度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参见:Drèze and Sen 2013,and Tharoor 2018.
[1248]Ahuja 2019.
[1249]Piketty 2019;G.Campbell 2012;Green 2019;Greenhouse 2019.最终,只有曼宁(2020)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提供安慰。
[1250]Piketty 2019,649-55.他表明中东地区是全球不平等的“巅峰”。
[1251]在我看来,纯粹从经济角度来看,维持少数5%—10%的过度消费的“劣等人”是可能的,但维持1/4或更多的人口则不可能。在这里,我假设国家——大多数国家——为重要的国内市场生产,如纳粹德国。当然,出口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承受更多的种族隔离;比如种族隔离的南非和海湾国家,但也可以想到美国内战前的南方。
[1252]Piketty 2019,352-7,360-1.不要忘记他们的个人策略,例如迁移。
[1253]如果我们考虑到新自由主义的再分配,它引诱一些国家的贫困白人工人和独立生产者投票支持反工会和种族主义的候选人和政党,那么再分配式神权政治(redistributive theocracy)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过时。
[1254]Heijne & Noten 2020,70.
[1255]Heijne & Noten 2020,78.
[1256]Weil 2014,2;cf.Guendelsberger 2019;Greenhouse 2019;Jaffe 2021;and the sweating phenomenon(see pp.329-31).
[1257]Ford 2017;Baldwin 2019;Garcia-Murillo & MacInnes 2019;cf.Benner 2002 and 2003;Suzman 2020,ch.15.
[1258]Quotation in Sloman 2019,69;Brynjolfsson & McAfee 2014;Livingston 2016.
[1259]Ford 2017,167.
[1260]Cf.Deakin & Wilkinson 2005.
[1261]我意识到这与“反工作政治”(Weeks 2011)的思想相悖。
[1262]Arendt 1958,107-8(也许多余,最后一句话不应被解释为基督教的自我牺牲,而应被视为通过完成成就获得的直接身体满足感).
[1263]Sennett 2008,8,287,289.
[1264]Quoted by McBee 2019,157;关于工作中(和学校中)关系的重要性,工作不仅是对失业的否定,还有通过工作实现的平等,参见:Clark et al.2018;另见:Thomas 2009,esp.chs 3 and 4;Budd 2011,chs 6,7 and 9.
[1265]B.A.Rubin 2012;cf.Harari 2014,437-44.关于日本的过度现象和千禧一代的“工作主义”,参见:pp.338-41,370,410.Suzman(2017、2020)认为这种对工作的无限欲望(最终回到新石器时代),以及消费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cf.also Graeber 2019.Jaffe(2021)警告说,新自由主义系统是我们对工作的“奉献”的唯一受益者,因为它“让我们被剥削、疲惫和孤独”,这也是她书名的副标题所大声宣扬的。
[1266]De Waal 2009,221(他提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
[1267]Petriglieri 2020,其中他提到心理治疗师William F.Cornell的观点。
[1268]参见:Manning 2020,249-56.例如,Trappenburg,Scholten和Jansen(2014)也观察到“体面工资”的缓慢回归,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朝向所谓的Tinbergen Norm的“再道德化”。这一标准传统上(但没有明确证据)归因于196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荷兰人Tinbergen。该标准设定了组织或企业内部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之间的理想差距为1:5,具体取决于教育、努力、责任和辛劳。
[1269]Piketty 2019,593-4.
[1270]Van der Spek,Van Leeuwen & Van Zanden 2015.
[1271]目前的社会实际上具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种姓特征。特别是,某些职业群体,如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对高薪,可以通过这一点解释,而不是通过长时间和昂贵的教育,正如通常情况一样。只需问自己为什么教育一定要那么贵。原因隐藏在机制本身。另见:Piketty 2019,540-51.
[1272]我不认为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在全球范围内重复,但通过最现代的通信手段,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1273]这当然可以很好地与其他地方应用的标准相结合,参见:L.Lucassen 2021.
[1274]有些人只想到灾难,例如:Scheidel 2017;有关隐含批评,参见:Piketty 2019,959.对于极端悲观的变体,参见Joseph Goebbels关于1944年盟军轰炸的评论:“炸弹恐怖对富人和穷人的住所都没有怜悯;在全面战争的劳工办公室面前,最后的阶级障碍已经消失”(Mason 1966,141)。
[1275]Piketty 2019,241-6,645-59,862-965.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他称之为“边界问题”。
[1276]Milanovic(2019)那具有挑衅性的标题:《唯有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体系的未来》(Capitalism,Alone: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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