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见,自动化已有数百年历史。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的迭代无处不在,它们对工作的影响看起来非常明显,但具体却很难判断。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承诺机械化会大幅缩短工作时间。一个例子是,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1918年的《自由之路》(RoadstoFreedom)一书中写道:“在科学的帮助下……一天工作4小时,整个社会都会感到安逸。”另一个例子是雄辩的詹姆斯·利文斯顿(James Livingston)2016年出版的著作,其书名显得过于自信:《不再工作:为什么充分就业是个坏主意》(NoMoreWork:WhyFullEmploymentisaBadIdea)。
毫无疑问,许多人的工作时间已经大幅缩短,尤其是在罗素和利文斯顿所关注的北大西洋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工作时间一直停留在每个养家糊口的人大约40小时,或每个家庭60—80小时的水平。自动化的成果正在转化为越来越复杂的低价消费品,而未转化为更多的自由时间。这怎么可能?中等职业的激增或许可以给出解释。直接生产者的数量正在减少,但在商品到达消费者面前之前,已有大量中间商介入。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可能是在日益匿名的世界中,消费者、消费者组织、国家政府和国际合作伙伴(如世界卫生组织,还有贸易条约监督机构)需要掌控权和安全感,因为这个世界的生产链漫长而复杂。换句话说,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这里没有进一步系统阐述的空间,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加州科技专栏作家法尔哈德·曼朱(Farhad Manjoo)发人深省的观察。他自己是药剂师的儿子,他注意到“大多数药剂师受雇只是因为法律规定配药时必须有药剂师在场”。再比如法律职业(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私法专家)的激增,或者检测、打击和预防网络犯罪的专家的激增,这是数字化这一耀眼的大徽章的另一面。即使不能面面俱到,我们也应该考虑到需要更多协调的灵活工作的情况,以及同倦怠和其他工作压力所作的斗争。这同样适用于计算机时代对教育的永久需求。如果每个人都必须不断提高技能以跟上时代,那么就需要更多的“技能提升者”,包括数字支持专家。
显然,我们需要更多的检查员、控制者和监督者,更多的审计员、审查这些审计员的审计员以及更高一级的审计员等,无论是在私有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无论是在雇佣劳动者还是在受雇的自由职业者的岗位上。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新工作岗位的出现速度都快于旧工作岗位消失的速度。北大西洋地区、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使得更多的有偿护理工作也经常被提及。这些都是事实,但本书对这种反直觉现象不可阻挡的发展提出了更有深度的解释,即我们对工作的基本需求。
工作:长期历史脉络
现在让我们后退一步,看看我们对整个人类工作史的探索揭示了什么。我发现了三个关键要素。
工作之意义,尤其是社会意义
我们通过工作联系在一起。本书从各个方面表明,尽管工作显然是由需求驱动的(赤裸裸的经济人),但人类之所以工作也是因为他们能在工作中产生自尊心并获得他人的尊重。这是无休止的休闲根本无法提供的。没有人比德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更好地阐述了这一点:“劳动的福祉在于,努力和满足感就像生产和消费生活资料一样紧密相连,因此幸福是这一过程本身的伴随物,就像快乐是健康身体的伴随物一样……除了痛苦的疲惫和愉悦的再生,没有持久的幸福。”她的美国学生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但通过引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观点将其缩小为“实用主义”。这意味着你用自己的双手工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制作实物的工艺提供了对经验技术的洞察,可以塑造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把事情做好的困难和可能性都适用于建立人际关系。”这两个观察结果与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观点非常吻合,他在《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TheLonelyCrowd:AStudyoftheChangingAmericanCharacter,1950)中写道:“男人需要感觉到满足:仅仅保住一份工作,然后通过消费与生活建立联系是不够的。……工作的解体给休闲带来的负担太大,难以应付:休闲本身无法挽救工作,反而会使工作失败,而且只有在工作有意义的情况下,休闲对大多数人才有意义。”这种对工作本身的渴望与薪酬水平无关,它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一代对合同变更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正如社会学家贝丝·A.鲁宾(Beth A.Rubin)以美国为例所证明的那样。鲁宾说,只要美国年轻人能工作,只要他们能参与,那么任何工作或任务他们都会考虑。
合作是男性和女性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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