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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展望

当然,范巴维尔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他不否认,在过去,失败者或许有可能东山再起,尽管是在一个更保守的基础上。但他认为,在我们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东山再起已经不可能了。在这个世界里,旧式帝国根本无法生存。但他的观点有说服力吗?首先,让我们考虑中国的例子。不管中国由中央管理的市场经济有什么问题,它仍在蓬勃有力地发展中。那么,一些劳动历史学家对自由雇佣劳动的特殊性质提出的论点又如何呢?最大的问题是,近几十年来劳动力部门的不稳定状况不可否认,对此进行的研究是否足够广泛和深入,以至可以简单地推断出未来的情况?

社会不平等加剧?

因此,我们回到皮凯蒂不可辩驳的论断,即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富裕国家。在此之前,劳动者的收入有所增加;随后,他们的收入停滞不前,而与此同时,社会最顶层的收入却在飙升。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如我们在第七章(见第409—421页)所见,在劳动收入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普通人其他形式的收入正呈长期增长趋势。里根和撒切尔准备已久的意识形态胜利行军带来了北大西洋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明显差距,但我们不应对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几乎自相矛盾的增长视而不见,这些支出通过住房福利、税收抵扣、儿童福利和国家保险福利等税收形式实现,正如彼得·斯洛曼(Peter Sloman)向英国所展示的那样,他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福利支出上升的悖论”。这意味着有子女的成年人收入中由政府支付而非雇主支付的比例将发生重大转变;前者较少以现金补贴的形式出现,而越来越多地以社会保险、住房补贴、良好的免费或国家教育等形式出现。在新千年前后,这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被税收和福利制度化解了”。这不仅是从依赖雇主(和集体行动)转向依赖政府,还特别意味着后者直接参与家庭财务。毕竟,此类援助是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而这种越来越数字化的调查可能影响深远,并破坏家庭事务中的自主权。

不出所料,我们发现支持者不仅包括政治左翼(比如2003年巴西总统卢拉推出的“家庭救助金计划”),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右翼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他们有时支持通过(全民)基本收入进行再分配。最著名的例子是自由市场的捍卫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开始提出“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的提案。对他来说,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贡献的水平,最主要的还是政府是否有能力掌控并予以实施。然而,不可否认,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了工作与薪酬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同时雇主的责任也在向政府转移。

在工作史的背景下,国家内部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似乎是,几个世纪以来因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劳动的赞赏和报酬并不平等的遗留问题,这也许不足为奇。但显然,这并不能说明自古以来便沾沾自喜的扩张者是对的,也与他们普遍支持的意识形态,即对雇佣劳动的贬低相左。现状也反驳了扩张者们目前广为传播的观点——认为高回报只取决于努力和天赋等因素。

由奴隶制或明确的种姓制度主导的古代社会,或是由其他不平等形式(如种族隔离)主导的现代社会,都存在制度化的不平等。这类社会的不平等似乎是世代相传的,因此负担最重(这并不是说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就毫无缺点)。以近年来印度不平等现象的极端加剧为例。尽管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人曾努力尝试通过宪法(1950年,由安贝德卡尔起草,他自己就是达利特)来增加弱势种姓成员的社会机会,反过来又以“保留”的方式促进了平权行动;尽管印度人努力建立一个贝弗里奇式的福利国家,但不幸的是,由于受保护的“正式”部门和不受保护的“非正式”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个福利国家名存实亡。在美国,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所呼吁的平权行动距离实现预期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所强调的那样。再比如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还有巴西(另一个130年前才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存在种种遗留问题)。最有力的例证当然是阿拉伯世界那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言论,但支持不平等的价值体系依然顽固地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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