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工作既关乎自尊,也关乎获得他人的尊重,所以无论是在家庭这样的小社区,还是在车间、办公室或工厂,合作都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所见,最古老的愿望,甚至是在我们的祖先进化成人类之前,便已产生的愿望,就是一起工作、合作。再次引用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话:同理心“建立在接近、相似和熟悉的基础上,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因为它的演变是为了促进群体内合作”。这与“现代企业缺乏信任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风气带来了麻烦,最近让许多人花光了积蓄,深感不快”。造成这种缺乏信任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层和实际工作人员之间的差距太大,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就这一点而言,相关个体是雇佣劳动者还是独立的自由职业者,已经不再重要。
自新冠疫情以来,我们所有人都仿佛生活在一个大型实验性医学和社会科学实验室之中,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对此有了深刻体会,包括那些劳动合同条件更好的人。感谢数字资源提供了在家工作的机会,在一个多世纪后,我们又把家庭变成了工作场所(想想那些“血汗工厂”的胡作非为吧)。根据组织行为学家詹皮耶罗·彼得里列里(Gianpiero Petriglieri)的说法,我们现在正成为“僵尸”:“习惯了面对面工作的专业人士失去了以往的一些暗示,他们早已学会根据这些提示心照不宣地处理工作事务。现在他们有意识的头脑必须努力寻找新暗示来弥补过往那些他们熟悉的暗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被迫进行视频通话和会议(无论是否由于新冠疫情)时,会感到如此疲惫,甚至筋疲力尽。归根结底,线下见面对共同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对公平的基本需求
从最早的时候起,我们就知道有些人想吃掉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社会蛋糕——至少根据自人类历史开始以来,我们所共有的平等主义原则来评价,他们的行为就是这样的。我们也看到,这些“扩张者”不能逍遥法外,而是必须补偿社群,即使只是象征性的补偿。因此,社会不平等是有社会心理限度的。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这反映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人们对银行家的奖金和其他福利的普遍道德愤怒上。一个最近发生的较小例子是,许多国家呼吁提高医护人员的工资,以应对新冠疫情。换句话说,平等主义非常符合对个体差异(特别是努力方面的差异)的认识。皮凯蒂将其表述为我们需要“对人类平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个充分认识到个人之间许多合理差异的愿景,特别是在知识和抱负方面,以及这些差异在决定如何配置社会和经济资源方面的重要性……理想的社会经济组织必须尊重构成人类财富的愿望、知识、才能和技能的多样性”。缺乏这一远见是很多国家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人们在他们的群体内(也可以说是男性或女性在各自的群体内)同时为争取公平和平等而努力,并为实现个人的愿望和希望而奋斗。
我们在本书中遇到了两种针对上述问题的社会政治解决方案:再分配式神权政治,以及收入均衡化的福利国家及其前身[收入均衡化即“合理价格”(just price)的理念,在亚欧大陆已有两千多年的记录]。在我们所见过的各种神权政治中,平等主义是自上而下的,必须在强大的、正当化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引导人类的愿望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少数精英被合法化为牧师,即多数人共享的宇宙、全球和社会愿景的统治者。这类例子包括古埃及和前哥伦布文明,甚至种姓制度。不管我们现在怎么想。只要他们能够确保足够的再分配,平等主义就可以持续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
而福利国家显然是一种受平等主义启发的尝试,其目的是构建我们的社会,为许多人创造最有利的生存保障,并容纳有限数量的扩张者。历史,甚至我们最近的历史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福利国家的保质期只有几十年,因为它本身也很容易受到威胁。尽管对其可行性持谨慎态度,但最近提出的深度国际协调财政改革建议也沿袭了福利国家的道路。
我们在此必须多加一笔,发出历史性的警告。正如我们所见,对公平的追求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我们和他们”想法的不同:我们这类人是公平的,但涉及他者时,我们很快就会破例,无论是在获得工作机会方面,还是在工作条件和报酬方面。在这里,“他者”可以包括奴隶、低种姓人口,以及各种肤色的“外国人”。正式不平等制度也是如此。正式不平等制度基于法律规范下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它们一直存在到一个半世纪前(比如美国、巴西、阿拉伯国家,以及俄国)。种族隔离制度、对大部分劳动人口的排斥(曼德拉之前的南非和海湾国家),以及西式民主制度都是如此。
特别是西式民主制度,随着“我们”内部的公平性消失,排斥“他者”的趋势也上升了。自2000年以来,所谓的“社会本土主义陷阱”(Social-Nativist trap)尤其明显,也就是退回到捍卫民族、种族和宗教身份的过程中,结果产生了无数受害者。但最终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考虑——“我们”的工作报酬越公平,就越愿意让“他者”以民主的方式分享这一成果。这更加凸显了公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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