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舵手、江船船长、舢板船长与船运掮客……以及护卫船队兼从事劳役的听差,都会受邀参加宴会。宴席设在寺庙楼上,共60余桌。还为宾客家仆提供了8桌至9桌中档餐席,每桌都有海菜和小菜,在座位上能看到寺庙内的戏曲表演。
从泸州装货完毕出发后,理想状态下需历时11个月,将铜运达北京,再送入两大铸币局——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进行加工,铸为铜钱。18世纪40年代,这两家铸币局有3000多名工人,每年生产70万贯到150万贯铜钱(每贯770枚)。清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为了铸造这些小小的铜钱,不仅要实现大规模生产,还要达到高技术规格。虽然铜钱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信用货币,但朝廷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公众识别不同版本的钱币(事实上,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这已成为惯例)。具体情况如下:
铸币局使用“母钱翻砂法”,利用垂直排列的上下两件式模具,分批大规模铸造钱币。首先要将用有机黏合剂加固的细砂填入木框,制成模具“砂箱”,然后将50—100枚“母钱”(母钱可单独制作,也可依照同一枚祖钱翻铸)轻轻压在一个砂箱表面,再将另一个砂箱正面朝下叠放在上面,这样母钱的面范和背范都被翻制出来。接下来,翻转砂箱并将其分开,母钱就会留在下层砂箱的表面,再放上一个新的砂箱并翻转、分开。照此反复操作,便得到了一系列印出母钱范型的砂箱。清理出型腔之间的浇道时,需要留出直浇道,随后将包含面范和背范的一套砂箱对合叠放,并捆绑固定。在初步烧制铜液后,从浇口进行浇铸。待铜液冷却后便形成了“钱树”,将钱币从钱树上取下,再加以清理、打磨,铜钱的铸造就完成了。
这一时期中国的钱币铸造处于严格管制之下,实行过的创新之举包括:以黄铜取代更为昂贵的含铅青铜;改进了钱币清砂工序;增加了全国铸币局的数量——这也涉及许多为铸币局提供型砂和原材料的后勤问题。黄铜铸币这一创新始于16世纪初,从1527年(嘉靖六年)起,所有钱币都由黄铜(铜锌合金)制成,铜锌的比例为7∶1。在铸币过程中,会有1/4的锌因汽化而损失。这种将锌混入铜并用于大规模铸币生产的做法远远早于欧洲。1620年之后,中国铸币所用的锌无疑是从本土开采的;但在刚开始使用黄铜铸币时,这些锌是从印度进口还是在本土开采的呢?这一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复杂的铸币工艺的核心是铸炉。18世纪30年代,宝源局有50座铸炉,宝泉局有25座铸炉,所以除了辅助炉,京城共计有75座正规铸炉,由十几个关系密切的家族掌管。铸币局负责人会为炉头提供资金,由炉头为工匠和工人购买食物和其他日用品,并支付每次铸造期的工钱。结算时,要先扣除伙食费和其他费用,才能确定剩余的工钱,然后按月或按十次铸造期支付。保障工人的利益需通过一系列内部制衡措施:工人必须亲自打听大米、面粉和蔬菜的市场价格;炉头在铸币局总管的监督下,公开向工人发放工钱,工人的姓名、年龄、长相和籍贯都登记在册;为了不混淆新铸的铜钱和工人的工钱,必须用白银发放工钱。
北京这两家铸币局负责生产全国近一半的钱币,均使用由宝泉局铸造的母钱,这种母钱也供全国各地的铸币局使用。由于云南离铜矿非常近,18世纪时,当地共设有九家铸币局,而其他大多数省份仅有一家。每年,宝泉局会分两次为各省制作一枚新祖钱,经批准后,再照这枚祖钱铸造几百枚母钱,并送往各地铸币局。每枚新祖钱和旧祖钱都有细微差别,且不能让铸币局总理官员获悉,以作为朝廷的监督手段,也能确保铸币按统一标准进行,避免发生钱币造假的情况,但这显然需要高度的组织和管理。
在总结近代早期中国的工作发展史时,一个问题随之产生:这些劳动者如何捍卫自身利益?维护自己的权益时,他们是单独行动还是有组织地行动?由上可知,家族是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的组织核心。相比之下,欧洲(见第189—191、第232—235页)的手工业行会的地位似乎没那么重要。虽然流动农民的同乡会与行会相似,但其特点更加鲜明。
在中国,父系家族主导着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虽然家族代表其成员的利益,但成员也需要捍卫自己在家族内部的地位。在父系家族中,作为外来人的儿媳很难做到这一点。手工技能是生存的根本,却都传给了男子,从外村嫁来的媳妇们无法学到这些最宝贵的技术知识。这催生出了一种极端做法——“抗婚拒嫁”,即父母自愿让女儿婚后留在娘家,以避免家族手艺外传。自此,这些女儿进入丝厂做缫丝工,有时还和其他女性住在一起。
许多村庄和城镇专门生产特定产品,这样一来,地方团体(而非个别家庭)将共同捍卫其集体利益。四川造纸业便是这种因地制宜的团体化生产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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