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印度这种大量生产纺织品,以及在农村地区生产其他出口商品(如胡椒、鸦片、靛蓝、茶叶、咖啡和硝石)的工业,是否与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一样,是基于“劳动密集型道路”而建立起来的?或者更精确一点,上述商品的生产,是否增加了小农和农户的工作和收入,增加的幅度是多少?从许多例子来看,这种增加是有可能的;但也有例外,我们有时无法作出判断,有时甚至十分确定情况并非如此。甘蔗和棉花的种植,以及一些地区靛蓝和罂粟的种植,可以与主要粮食谷物、豆类和油籽的种植完美结合。由于作物的生长周期各不相同,所以需要劳动力的时间也不相同。此外,女性纺纱不受种姓限制,几乎所有家庭都纺纱,这也能大大增加家庭收入。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纺织品需求也不断扩大,尤其是国际贸易中的需求,这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农村家庭劳动强度的加大。
然而,其他出口作物并不是由普通农民生产的,而是由特定种姓的专门人士生产的,包括印度西南部所产的胡椒和锡兰的肉桂,还有硝石——18世纪制造火药的基本原料,也成了北印度日益重要的出口产品。种姓垄断在纺织生产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垄断把农民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印度的工匠和农民的生产活动已经高度分离,就算没有一千年也有几百年,现在几乎不可能再联结起来。1625年,一个荷兰商人总结道:和Parthasarathi(2011,59-60)的作者所强调的。我的深刻印象是,这些是例外,确认了职业内婚的规则和规范。】
总之,印度人的一切职业分工都根据种姓或宗系来确定,每个人都必须继承父母和祖先的职业。也就是说,木匠的儿子必须成为木匠,并和木匠的女儿结婚;铁匠、裁缝、鞋匠、织工等都是如此。若想受人尊敬,就必须娶同行的女儿,继承祖传职业。若不与同宗族的人结婚,就会受人轻视,被众人视为耻辱。
印度纺织业的发展非常成功,但编织和深加工的工作都由特定的种姓负责,后者只从事纺织业,其他行业概不染指。因此,纺织业并不是农民赚取额外收入的渠道。18世纪,孟加拉地区比尔普姆的纺织业蓬勃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至少从1700年开始,该地区东北部就以出产优质丝绸而闻名,18世纪前后,该地区的棉布也开始声名远扬。这些织物不是由稻农(通常指允许保留1/3收成的佃农)生产的,而是由一个特定的印度种姓“坦蒂”(Tanti)和两个特定的穆斯林群体来生产。这些纺织品的贸易经由一个简单交易模式“Kaufsystem”达成,织工每年收到四次预付款,最终的报酬一年一付。
纺织所需的部分原材料由当地农民种植,需求最大时也会进口。当地也会出口一些成品,这意味着织工们最忙的季节是运输出口货物的船只出发之前(最晚是3月10日)——恰好是收获时节。出于社会习俗和经济原因,纺织和务农这两项活动往往相互排斥。织工们不种粮食,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日常食物——这在饥荒时期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些织工从同住者那里采购纱线,另一些则在专职的纺纱工处购买。专职的纺纱工都是女性,且大多数是寡妇,她们的工作不分种姓和信仰。成品质量最高的纺纱工每月最多能挣1.75卢比,织工的收入则可能两倍于此——不过后一份收入有时是把织工的女性同住者的纺纱收入也算了进去。在这种严格的职业划分下,织工(纺纱工除外)家庭有时需要集体搬迁,要么搬去纺织业发达的地区,要么搬离纺织业急剧衰退的地区。
这样看来,印度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与日本和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差别并不大。尽管种姓制度让印度变得非常特殊,但也对17、18世纪飞速发展的印度纺织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种姓制度为织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甚至超出了织工种姓的数量。第二,由于主食水稻和其他作物,尤其是经济作物(除了之前提到的棉花,经济作物还有糖、蚕丝和靛蓝)的集约耕作,农民的隐性失业率有所下降。除了纺织业带来的就业机会,印度的种姓限制与日本和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和中国的家庭收入来源于小农生产和手工棉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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