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技能的完全发挥……必须等待合作伙伴之间以表情或眼神发出信号(往往是对视一眼,或点点头)后,才能实现。造纸业中,这种技能的分散性在生产六尺纸(97厘米×180厘米)或八尺纸(124厘米×248厘米)时最为明显。2—4名工人组成一个团队,他们以缓慢而有节奏的步伐同步动作。在这份围绕着纸浆大桶的连续作业中,也展现了社交技能——负责制浆、捞纸和捣刷的工人之间的密切合作。在这份季节性、蒸汽缭绕的工作中,交换劳动的工人群体构成了技能传承的第二场所。
而在其他地方,这种合作主要根据合作分包原则进行。
大家都遵守集体主张,来自同一地方或地区的工匠和商人密切合作,尤其是中国的同乡行业群体,他们经常到城市和外地,甚至是国外(如爪哇)从事短期贸易,就组成了一种密切合作的利益团体,和西欧的(以及后来日本的)行会很像,中国人把这种团体称为“行”,但直到19世纪,这些所谓的“行”才得到至关重要的法律认可。它们主要的官方任务是:为成员提供福利,合办仪式或活动。
少数大型工矿企业中的工人也遵循着这样的同乡原则。例如18世纪时,景德镇著名的瓷器业拥有数十万工人,其中就有11个同乡会在运作。云南的矿工群体中也存在类似的模式。北京大型铸币局的工人之间联系紧密,有自己的学徒制度,表面上是集体合作,但每座铸炉的工作都相对独立。所以不必惊讶于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这些工人团体为何能够组织很多罢工活动——有些取得了重大成功,有些取得了部分成功,其中最成功的两场罢工发生在1741年和1816年。对于前者,即1741年9月因工钱而发生的冲突,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教授提供了以下介绍:
舒赫德及其部下赶到现场时,首先下令把铸币局团团围住。随后,舒赫德亲自前去劝导工人和工匠们,让他们派几名清醒的代表去跟官员和谈。舒赫德表示,一开始,藏在土堆上的工人和工匠们似乎准备下来,但最终他们还是开始高声大喊,乱扔砖头和瓦片。为了给他们一个教训,舒赫德警告道,如果继续以这种危险又卑鄙的方式行事,他将向他们开火。在发射了几枚空弹后,工人和工匠们才停止扔砖头和瓦片,但仍在大喊大叫。后来,侍卫司的士兵们向前进发,准备镇压此次动乱。
最终,双方经过谈判,互相作出让步。工人们的工钱得以上涨,但并没有达到他们最初要求的水平。不过重要的是,如果再次发生工钱纠纷,每个工人都有权上告衙门,这项权利比绝望之下发动的罢工更有意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莫克莉(Christine Moll-Murata)教授总结了18—19世纪四川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小人物’(在诉状和证词中,他们要向官员自称‘蚁民’)希望凭借国家的裁决,得到他们应得的工钱和可接受的工作条件。”
印度
与近代早期的日本和中国一样,同时期的印度也出现了城市化、农业增产、农村家庭的劳动密集化(通过务农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实现),以及雇佣劳工数量的增长。但要注意两点:首先,如前所述(见第143—148页),印度的劳动关系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种姓制度。其次,就科技知识的发展而言,目前对印度该领域的研究远远少于对远东地区的研究。因此,下面的内容在深度上依然有所欠缺。
可以确定的是,印度的城市化和深度货币化从1100年前后开始复兴,于16世纪获得了新的动力。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和他最初的几任继承者的统治时期,印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过一段繁荣时期,其中阿克巴时期的发展最为成功,此前的苏尔王朝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繁荣。深度货币化表明当时的雇佣工人比例大幅提高,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比如德里和拉合尔等政治中心城市,以及港口城市苏拉特。工人的收入也开始增加,从1550年前后到1650—1680年,他们的购买力与中国和西欧的雇佣工人相当。
特别是纺织业,这一时期印度的纺织业达到全盛,丝绸和染色棉布举世闻名,经海运和陆运出口到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其他地区。16—18世纪,南亚的纺织品产量至少占全球产量的1/4。印度有三个著名的纺织品生产中心:西北部的苏拉特、东北部的孟加拉、东南部的科罗曼德。
纺织业产量有所增加,但普通男女纺织工人的消费能力是否也有所增加、增加了多少,却没有足够的数据。17世纪末,北印度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增长,似乎说明消费能力确有增加;但随后实际工资又再度下降,或许说明消费能力也有下降。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增加的糖产量全都用于印度本土消费;一部分咖啡、茶叶和鸦片的情况也是如此。除此之外,收入的增长也可以体现在空闲时间的增加上,有关这一点的资料确实要丰富许多。18世纪非常流行朝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吸引了大批信徒,其中最著名的朝圣可能是虔诚的穆斯林到麦加朝觐。17世纪前后,大约有3%的印度穆斯林一生中会去朝圣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三座城市之一。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