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地区一样,迄今为止,中国印刷次数最多的印刷品都与宗教和道德准则相关,但也印刷了很多技术手册,且通常附有插图,因此所有具有技术头脑的人都可以轻松阅读。在这方面,中国朝廷很早就领先于其他国家。手册中最受欢迎的是农业手册和纺织技术手册,其中有一本关于水稻种植和蚕桑业的手册出版于12世纪;另一本出版于13世纪的手册,介绍了棉花种植技术;还有一本出版于14世纪早期的手册,“是技术手册印刷的新突破,不仅展示了农业和纺织业中的工具、设备和机械的结构细节,还整合了技术图纸和图表,并配套了说明性文字,绘图包括风谷车、缫丝车、水力风箱和灌溉装置”。此外,朝廷还出版了房屋建造、机器装备制造、河流治理、制盐、造纸印刷、造船等多个领域的手册。最重要的是,此类书籍会定期重印。
1637年,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出版。这本书是科技文献的巅峰之作,整合了当时该领域的所有文献,作者还补充了他云游四海时的观察所得。多亏书价下跌,这部巨著才得以被更多民众看到,包括商人和工匠。《天工开物》在短时间内便多次再版,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但奇怪的是,在《天工开物》问世之后,中国科技领先的发展势头戛然而止。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最终被收录进一部综合性百科全书,但可能除了相关的次要领域外,后续没有任何中国学者提出新问题。从17世纪初开始,中国出现了欧洲书籍的译本,并附有栩栩如生的插图。17—18世纪,中国的科技似乎虽仍处于先进水平,但发展已经停滞。不过也有例外,例如1777年出版的一本图解手册,介绍了如何使用活字印刷术(而不是雕版印刷)。
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时期中国在农业发展、矿产开采和基础建设方面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南方地区矿业规模扩张的背景非同寻常。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从日本进口铜矿,尤其是用于铸造钱币的铜。直到18世纪初,日本决定削减对中国的铜出口量,用于本国钱币铸造。至此,中国被迫扩大云南铜矿的开采规模,虽然在运输方面困难重重,但还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目标。18世纪20年代,云南的铜产量与从日本的进口量持平;18世纪40年代,产量已经是进口量的5倍;18世纪60年代,更是达到了10倍。先前,朝廷用大型帆船从日本长崎进口现成的铜条,海上运输路程相对较短;现在不得不从数千公里外的南部边疆地区将铜矿陆运至京城。当时的朝廷对西南地区虽有控制权,但实际上,这种控制有时并不稳定。
中国云南矿藏丰富,盛产金、铜、银、锡等矿产,与印度和中国其他地区都有贸易往来。除了出口这些珍贵的有色金属,云南还出口马匹和盐,同时从孟加拉进口玛瑙贝。伊斯兰教也通过这条贸易路线得到了传播。1682年,朝廷加强了对云南的控制,因为该地区与边境另一端的缅甸和安南坐拥至关重要的银矿资源,云南的银矿总产量甚至可能和中国当时从美洲进口的银矿总量相等。当地的铜矿开采量也在扩大,1716—1735年至少增长了10倍,此后仍在不断增长。采矿业的主要劳动力、资本和技术都源于中国腹地的汉人,开采出来的大部分银矿也是流回中国腹地。边境当地的居民则并不愿意在矿山从事有损健康的高强度劳动。
从技术和物流的角度来看,把铜从矿场运到北京的铸币局,这一运输过程很令人敬佩(史称“滇铜京运”)。乾隆年间,云南出产的大部分铜——每年2000—4000吨——首先由搬运工从各个矿山掮至集散地,再从集散地运到长江沿岸的四川泸州港口。搬运工和驮畜必须穿越地势崎岖的地带,包括海拔超3000米的隘口和坡长远超1000米的斜坡,地势是出了名的险峻。正因如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朝廷会尝试以水运代替陆运,但这就需要尽可能多地对诸如金沙江之类的上游河流(包括135处激流险滩)进行开浚。金沙江疏浚工程历时5年(1740—1744),但最终收效甚微。
铜在装载到泸州港口的江船之前,需要正式称重(为避免混淆,货样有时需称重两次),称重后装进篮子或用绳子捆装,每捆系有木制标签用于登记和编号。一支运输船队由15—30艘内河船只组成,能运输600吨货物,每年大约有5支这样的船队用来运输铜。对于这样的货物运输船队来说,整个严格且高效的装货过程需35天,其中精准称重耗时最多。这条水运路线取道长江,途经汉口到仪征,再从仪征进入大运河,一路到达京城。这样一支船队需要750名船员,核心成员是舵手和船长。在穿越三峡途中,每艘船需要30名桨手辅助,后者每隔大约70公里轮换一次。汇总计算,船上每个人相当于付出了800公斤的劳动力,全程受到地方行政长官与吏员、书记、士兵、听差等人的严格监督。
运输过程中有时必须进行祭祀,还要举办盛宴。在泸州的称重环节开始时,船队会供奉三个猪头和四只体型小一点的牲畜。中转到重庆——转运的必经之地——时,船队会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河上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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