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1800年,长江三角洲东部的江南平原人口激增,耕地面积却变化不大。三角洲地区水系发达,水源充足,当时这里的居民主要以种植水稻为生,在作物的耕种和运输中,都很少使用耕畜或驮畜,当地的肉食也主要是猪肉和禽肉。一直到18世纪末,当地的社会福利水平都很高,与英国不分伯仲,是中国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长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如此繁荣,首先是因为从宋朝到清朝中期,当地修筑了堤坝、运河,开垦了圩田,还使用了以风力驱动的龙骨水车,使得水稻产量逐年增加。其次是明清时期,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劳动分工方式,农夫和农妇将农业、家庭手工业和商品交易结合起来,借此获得收入。在家庭手工业方面,明朝的棉花种植业和棉纺业迅速崛起,尤其引人注目;同时,家庭妇女和其他农民也仍在养蚕。相比之下,丝绸行业集中存在于城市地区。
中国的农业也为劳动密集型,但和日本相比有几个关键区别。例如,中国的农民一半是自耕农,一半是自由佃农,且农田基本要划地分田,自耕农的土地越分越小,所以他们更需要额外收入。中国农民更喜欢在市场上出售产品以换取现钱,这更加自由,但也伴随着风险;日本农民则是与支付预付款的城市商人做生意,依赖性虽强,但更有保障。农业劳动者通常聚集在桥梁和市场等中心地段,谁出价高,就给谁干活。每天的工作完成之后,雇主就向他们支付日结现金工资。在其他方面,典型的中国家庭和日本家庭也有所不同。在中国,很多贫困男性缺少结婚对象。而且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的土地太少,无法靠种地为生,因此只能做雇佣劳工。从长江三角洲以外迁入农村的移民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移民必须缴纳押金来保障租赁,这笔押金一般相当于三年的租金。而大城市,其移民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过剩的农民。
在大城市周围的农村,小农主要种植水稻,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除了在地里帮忙,还从事纺织业,尤其是棉纺业。她们通过纺纱挣的钱不多,但织布挣的钱要多得多。18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出产的纺织物可以满足整个清朝的需求,甚至还有富余可供出口海外。事实证明,依赖出口反而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弊端,因为在18世纪末,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商品增加,竞争愈演愈烈。
由于周边农村的水稻种植取得成功,以及农民劳动力过剩,这些农民的儿子迁入城市,城市化现象再度兴起。城市化进程的首个繁荣期始于唐朝,在宋朝进一步发展。明初,这一进程经历过衰退,但在明末和清朝,城镇的数量再次显著增加。其间,南京曾短暂作为明朝的新国都。在这两个城市化发展的繁荣时期,商业和航海业举足轻重,宗教也很重要。农村信徒会定期去城市里的寺庙朝拜——“白莲教起义”是最著名的宗教事件之一;道观和其他宗教的庙宇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香客。虽然后来朝廷会严格监督这类活动,但在此处的讨论中,朝拜是城市为农村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同时,这种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购买力、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包括阅读通过寺庙传播的小册子和书籍)都呈上升趋势。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繁荣的长江三角洲转向整个国家,尤其要关注与勤勉革命相关的技术发展,下文会结合一些具体事例来详细阐述。其一,有用的知识在民众中传播;其二,和日本一样,整个国家的商品链也从铜矿石扩展到金属货币,金属货币对深度货币化的社会极其重要。
得益于知识的传播和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中国的发展情况并不算糟。毕竟,早在8世纪,中国就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这为复制手稿提供了一种比单纯手抄更为高效的方式,能增加抄本的产量,从而让更多人接触到这些手稿。但手抄的方式并不会很快就被淘汰,印刷术的作用是能让民众接触到越来越多除手抄本外的印刷文本。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显著,因为中国采用的是雕版印刷术——用凿子在木板上刻出文字内容,然后再印刷在纸上。这和15世纪欧洲的印刷术有所不同,当时的欧洲使用的是铅活字印刷术。宋朝时期,中国的书籍产量大幅增加,17—19世纪再度激增。研究书籍的学者们曾试图比较不同国家和大陆的报刊和出版物的数量,而结果很有可能是,至少在18世纪之前,西欧和东亚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异。
于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从17世纪开始,由于印刷品的价格大幅下跌,普通读者也能买得起书籍。和欧洲一样,中国也出现了书摊和背着书贩卖的小贩,最终书店诞生了。当时的中国有30%—45%的男性和2%—10%的女性能够识得大概1000个不同的汉字。其中一些人还能看懂并解读更复杂的文本,并为他人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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