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4][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8页。
[845]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8页。殷墟四期还有一件青铜爵,爵耳被表现为鸟的形象([日]难波纯子:《关于殷墟四期青铜器制作之新动向》,考古杂志社编辑:《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846]李济:《殷墟青铜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6—363页。
[847][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1页。
[848]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5页。
[849][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62页。
[850][美]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晏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471页。
[851][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0页。
[85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8页。
[85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9页。
[854]王小盾、叶昶有一个观点,认为上古宇宙观中,正是这些黄泉中的龟背负着太阳鸟穿过黑暗的地下世界(王小盾、叶昶:《楚国宗庙壁画和鸱龟曳衔图——兼论上古时代的太阳崇拜和生命崇拜》,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第八期,第49—59页)。如果这一观点可以成立,那么上界的三足神鸟和下界的三足龟之间就具有更为紧密的关系,除了三层宇宙的对应结构,它们还直接发生联系,并作为宇宙运转秩序中的重要环节。
[855][英]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9页、第76页。
[85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857]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93页。
[858]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859]季云:《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载《文物》1974年8期,第52页。
[860]商言:《殷墟墓葬制度研究述略》,载《中原文物》1986年3期,第84页。
[86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86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351页。
[863]东汉《风俗通义·祀典》中称为“天之三辰”、“地之五行”,也可见“三”是宇宙的层级象征,而“五”则是地面的五方十字形结构。
[864]连劭名:《银雀山汉简阴阳灾异书研究》,载《考古》2005年4期,第65页。
[865]张久益:《临汝县李楼出土商代青铜器介绍》,载《中原文物》1983年2期,第85页。
[866]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76—79页。
[867]《正义》引《周书》云:“甲子夕,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24—125页)
[868][清]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7年,第236页。
[869]在甲骨文中,“宝”字的形象即为室内收藏的玉和贝,见《合集》18623、17511、17512、40683等。由此也可以证实,殷人观念中以贝和玉作为珍宝。
[870]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70—186页。
[871]石璋如:《殷代坛祀遗迹》,中华书局编辑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考古编四》,中华书局,2009年,第2886页。
[87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87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8页。
[874]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胡厚宣等:《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52页。
[87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年,第513页。
[876][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392页。
[877][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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