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开始时可能很痛苦,但当她开始能摆弄工具,并了解如何控制胳膊来移动身体的其他部分时,就立刻喜欢上了这种感觉。她非常喜欢太空行走,所以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又做了几十次水下练习。
但在水池里练习是不够的,她想要的是飞上太空。
1983年6月18日凌晨,凯西正在加州的旅馆房间里,她决定打开电视,观看萨莉所在的航天飞机发射的现场直播。那天,她正准备在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潜水,以完成她的开放水域水肺潜水认证。但她想,这也不耽误看航天飞机发射,虽然她有点希望今天上太空的人是自己。
凯西的哥哥格兰特也跟着她一起去了斯克里普斯,和她一起潜水。此时,他坐在凯西旁边,一同观看发射直播。直播结束后,他关掉了电视。“好吧,所以你本应该在那里。”他说,指的是她本应该参加发射。凯西承认他是对的,如果她去了就好了。然后他们出发去潜水,凯西沉入海洋的深处。
六天后是STS-7任务乘组返回地球的日子,凯西回到休斯敦,坐在宇航员会议室的大桌子旁,听着来自STS-7任务乘组的声音。她周围的每个人都认为航天飞机不会按计划在卡纳维拉尔角着陆,因为着陆点上空笼罩着不祥的乌云。最终,凯西离开了房间,走进走廊,一头撞见P. J.韦茨(P. J. Weitz),一位曾执行过天空实验室任务的经验丰富的宇航员,他最近一次任务是STS-6。“你和我将去佛罗里达招待贵宾,”他告诉她,“尽快去机场,我会在那里等你。”
萨莉和乘组其他人员在加利福尼亚着陆,使他们得以逃离已经聚集在卡纳维拉尔角的一大群官员和名人,他们热切期待着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的回归。当NASA意识到萨莉不会出现在卡纳维拉尔角时,他们决定派凯西代替她露面,以安抚观众。凯西和P. J.驾驶T-38快速飞往肯尼迪航天中心。当凯西踏进肯尼迪航天中心的礼堂时,数千人涌向她,所有人都为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时刻而兴奋不已。凯西咽了一口唾沫,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如此高涨的热情。每个人都想看到萨莉,而凯西不太知道如何安抚这些萨莉的崇拜者。
在那一刻,她脑中冒出了一个想法:幸亏萨莉在加利福尼亚降落。因为这样萨莉就可以在美国所有人——甚至全世界——一拥而上,占用她所有时间之前,与她的乘组单独再待上几个小时。
凯西说:“我一想到这点,就为她感到高兴,因为她有了这短暂的时间,让自己第一次回味这次太空之旅——享受飞行,享受这一刻。”
然后凯西有了另一个认识。
如果这(面对热情的媒体和公众)是第一位飞上太空的女性必须面对的,那么还是让给萨莉好了。
大约一个月后,凯西享受着脱离电网的生活。她离开休斯敦市,来到怀俄明州西部风河山脉(Wind River Range)的怀抱之中,几位朋友邀请她参加一次近三周的穿越岩石荒野的徒步旅行,所有人都希望借此忘记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对凯西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摆脱她对即将到来的乘组分配的焦虑。随着银色山峰的壮丽景色在面前展开,她终于成功地将航天飞机的图像从脑海中挤走。
旅途中的一天,凯西正在一位旅伴的家庭农场里休息,她被告知有个电话。她拿起话筒,另一端是萨莉的声音。萨莉仍然在她噩梦般的媒体之旅中,但她还是抽时间告诉凯西一些重大新闻:凯西将获得她的第一次太空飞行任务。她们两人将一起执行这次任务,凯西将进行太空行走。
虽然这是凯西一直渴望听到的消息,但来的时候不巧。在度假期间,她成功地将自己的思绪从NASA的政治事务中解放出来。“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听到(这项任务),”她后来说,“但在另一个层面,我刚刚放下了这一切,完全沉浸在度假中,以至于当时对这个消息没什么感觉。”
凯西一回来上班,就被乔治本人通知了她的任务。乔治向她询问太空行走训练情况如何,她回答说进展顺利。然后乔治问凯西是否想进行一次真正的太空行走,这正是凯西在过去几年里主要努力的目标,她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但乔治接下来的话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医务人员认为有点问题,”他说,指的是太空行走,“你最好去和他们谈谈。”
凯西找到了宇航员乔·科文(Joe Kerwin),他是一名医生,负责领导约翰逊航天中心的生命科学部门。乔告诉她提出问题的人是一群生物医学研究人员(都是男性),他们声称自己的研究表明,当暴露在低压环境中时,女性更容易患上“减压病”。那么,哪里的气压比较低呢?在宇航服里,凯西觉得这听起来很疯狂。她是一名狂热的潜水爱好者,但她在潜水时似乎并没有比男性有更多的麻烦。
尽管如此,她还是要求研究人员提供数据。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忧源于圣安东尼奥空军航空航天医学院(Air Force School of Aerospace Medicine)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比较了飞行外科医生和飞行护士在压力舱内摘下氧气面罩时的情况,该压力舱的气压极低,旨在模拟稀薄的高空大气,那些最终出现减压病症状的人大多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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