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以南地区食用大米。大米大致分为籼米与粳米(还可再分为热带粳米和温带粳米)。这里所说的粳米原产于长江中下游,汉代的长江流域吃的也是这种米。而籼米相对更细更干,是现在的印度咖喱餐厅常用的种类。严格来说,“黏糊糊的籼米”和“干巴巴的粳米”也是存在的, 但生活在东亚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没什么机会品尝。长江流域的粳米所含淀粉糖尤其丰富,与日本黏糊糊的米口感相似。
想吃大米,人们使用的是青铜或土做成的“甑”。甑是一种看起来有些奇怪的壶状器皿,使用时放在鬲的上面。首先在下方壶状的鬲中加入水,将水煮沸,再放上甑。甑的底部开满了小孔,在那里垫上布片,放好谷物。蒸汽缓缓从下方升起,谷物不久就会被蒸熟。用甑做好的谷物称为“饙”,松松散散,类似于日本只靠蒸、不加水的强饭,再加热称为“馏”。像这样将准备好的谷物放干,待客人来访时加水煮成粥,这种做法与如今的速食食品非常相似。
厨房里最醒目的就是灶(图4-4),古时写作“竈”。汉代一般的灶台上都开着洞,釜和甑就放在洞的上方。 这一形式被称为釜甑形式,是三国以前的主流。行军中的部队也会用釜和甑做饭, 表明饭是不可缺少的主食。
灶是烹饪的必备设施,大多数家中都有。如果三天不点火,则说明太贫穷了。 一两天不吃饭在当时并不稀奇,不过也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各家在用餐时都会升起袅袅炊烟。与此相反,部分地区在隆冬时节习惯有一个月禁止用火,人们不能吃热乎的饭,也不能用灶代替暖炉,许多人都被冻死。 家家户户的烟囱里是否升起炊烟,简直就是人们生死的象征。烟囱从房顶伸出,可见时常有燕子和麻雀在那里筑巢。
图4-4 汉 明器中的炉灶(湖北省荆州市谢家桥1号汉墓出土,照片由荆州市博物馆副馆长杨开勇提供)
灶台有多种样式。有的灶整体呈方形,做饭的人站立的位置与火口位于同一侧;有的灶与此不同,火口和烟囱位于人的左侧或右侧。在汉代,灶的样式逐渐从前者转变成了后者。
做饭的人可以自己调整火力,这是前者的便利之处,但火就在脚边烧,多少有些危险。后者虽然需要人们左右移动调整火力,或者由两人分别负责做饭和生火,麻烦是麻烦,但是各种厨具操作起来相对简单。
饮食中不可缺少糖分和蛋白质。糖分是维持生命必需的能量源,除了可以从水果和蜂蜜中摄取,还能从谷物的淀粉中吸收。淀粉的宝贵之处在于可以长期保存,反之,保存蛋白质十分困难,但人们也能从大豆等易于保存的食物中摄取,故豆制食品经常出现在汉代中国北方的餐桌上。
不过,其他富含蛋白质的食材大都保存困难,必须通过干燥、脱水、发酵、加热、冷藏、冷冻、熏蒸、密封等技术来维持鲜度。此外,为了生存下去,人还需要各种营养,因此小菜就成了生活必需品。
蔬菜是制作小菜时当仁不让的主角。便宜的蔬菜有大葱、豆芽、韭菜(包括其近亲香葱和小根蒜)。 许多贫民都身穿菅草和茅草,口嚼大葱和韭菜。韭菜炒鸡蛋是当时的家常菜。
除了韭菜、大葱和豆芽,秦国贵族召平在长安种植的东陵瓜广受好评。 人们在农历八月去掉瓜皮,将瓜肉做成腌菜食用。 此外,藜的叶子和藿(豆类作物的叶子)等也都是廉价食材。 发生饥荒时,人们还会吃桑葚、香蒲、豆茶、决明、蜗牛和田螺。
几种蔬菜都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但与此同时,几乎没有平民在日常用牛肉当小菜。这并非因为牛肉不合口味,而是因为牛价值不菲,且用于农耕。从战国到秦汉,甚至出现了禁止捕杀耕牛的政策,人们认为随意食用牛肉会受到老天的惩罚。 为此,牛肉只会出现在祭祀的场合,平时只能用狗肉等来解馋。
羊肉串在如今的中国价格低廉,但在汉代可不是随时都能享用的。 下级官员,每天只能吃干饭和蔬菜, 因公出差到了驿站,也只有谷物、调味料和飘着韭菜大葱的蔬菜汤相伴, 肉类是非常昂贵的。
此外,在沿海和沿河地区,无论贫富,人们都经常吃鱼,还有地方能吃到生鱼片。 内陆地区也有喜欢吃鱼的人,例如战国时期鲁国的大臣公仪休。为了满足这类需求,人们会养殖鱼类。 但是,仅有部分地区的人能知鱼味,所以还是让我们来品尝那些最受欢迎的蔬菜吧。
提到蔬菜的烹饪方法,首先就是汤(羹)。汤是典型的家常菜,食材丰富,与法式肉菜浓汤相似,平民在家中也可以享用。有人成年后仍对母亲烹制的汤念念不忘, 对于现代日本人来说,大概就相当于味噌汤。此外还有许多菜谱保留下来,但与上流阶级使用青铜厨具不同,平民使用的是土制或瓦制的厨具,材料受到极大制约,因此无法采用炒和炸等需要油和火的烹饪方法。
上流阶级的饮食与上述平民饮食形成鲜明对照,家畜类包括牛、羊、猪、马、鹿、狗和兔子,禽类包括鸡、雉、鸭、鹌鹑、麻雀、大雁、天鹅和鹤,鱼类包括鲤鱼、鲫鱼和鳜鱼等,都是食用的对象。尤其是小牛、小羊和幼禽等因肉质柔软广受喜爱,春季有繁殖期的白鹅,秋季有雏鸡,冬季有温室栽培的冬葵和韭菜,每个季节都十分丰盛。 战国时期的君王中也有喜欢熊掌和鸡爪的人,有时还能吃到鲤鱼的生鱼片、有子的虾做成的汤和烤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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