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推动,以至于在二战后逐渐成为美国的基本国策。这是因为,二战以后,美苏争霸形势日趋激烈,由“热战”演变成“冷战”,两国为了争夺和维护各自的霸权,均力求掌握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领先地位,而高科技越来越成为这种争夺的主要手段。
早在1945年9月6日,即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后的第四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向国会提出的21点战后复兴计划中,就注意到了发展科技与维护霸权的关系:“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其科学技术资源;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充分地承担起各种责任,除非它慷慨大方地和明智地支持鼓励大学、工业界和它自己的实验室中的科学工作。”1947年9月,杜鲁门的总统助理兼总统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约翰·R.斯蒂曼在题为《科学与公共政策》的政策报告中也认为:“如果我们要继续成为世界上的民主堡垒,就必须不懈地增强和扩大我们的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科学知识的不断进步,和我们的技术得到相应的稳步改善。”这样,开发大学、工业界和联邦的科技资源,形成科技优势以争夺和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袖地位”,便成了美国的基本国策。
为此,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落实科技开发计划。首先是在1946年8月1日设立原子能委员会,负责管理核材料的生产以及研究开发核武器工作。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未来的海上力量和“国家安全”,还在海军部成立了“海军研究署”,它很快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科技机构。同年10月,根据杜鲁门总统的命令,成立了新的总统科学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战后科技政策问题。1947年9月18日,根据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成立了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局、研究开发局和弹药局。同年12月,根据约翰·R.斯蒂曼的报告,增设科学研究和开发部际委员会,以协调各部门的科技政策和工作。1950年5月10日,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主要负责基础研究和年轻科学人才的培养,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该基金会第一次年度报告明确宣布:该组织所关心的是“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不是“应用方面的研究”,这是美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因为它第一次把“基础理论研究” 作为国家的战略决策,尽管它并不意味着以后会削弱“应用研究”,而是逐步使技术科学化,而成为“高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令美国迅速地成为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和“高科技革命”的发源地。1951年4月20日,根据杜鲁门的总统令,在国防动员署下设立科学顾问委员会,专门就军事科技发展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后,除了设立专门的总统科学特别助理外,还在1953年4月11日设立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它也是一个民用科技部门。这样,在战后大约10年间,便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府科技体系,其总的趋势和特点是由战时科技体制向常规科技体制转化,为高科技的发展提供科学决策、组织保证和经费保证。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