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战后的最初10年,美国的高科技政策和研究的重点显然主要集中或者说过分集中于军事部门。有人估计,这个时期用于国防部的经费占了联邦研究和开发经费的4/5。因此,当1957年10月和11月苏联两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之后,曾触发了美国现代史上一次罕见的自我评估,人们发现美国不仅在科技上而且在整体上都存在着被苏联超越的问题,不得不对现有科技政策做重新调整。为此,在1957年11月,便首先把原来隶属于国防动员署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划归总统行政办公室而变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又下令设立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联邦政府决定对教育实行重大改革,特地在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强调数、理、化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并规定在1959—1962年间就拨款8亿美元用于教育。这年2月,一专家小组提出的关于《国家支持行为科学》的报告,还提出必须使美国在社会科学方面保持对苏联的“明显领先优势”,以防止苏联社会科学超越美国而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并进而要求制定一种“普遍的社会科学政策”,美国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将“社会科学”提升到“战略竞争”高度来思考和扶持的国家,由此造成“社会科学”在这个国家活跃和繁荣的程度比起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缺少了欧洲国家在这些领域的老练与深沉。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7月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提出了“新边疆”的口号,其科技政策的视野显然比以往的历届总统更为开阔,目光所及包括了“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消除疾病,开发海洋”,其眼光和抱负不能简单地视为“扩张”。所以,在肯尼迪上台后,联邦的研究和开发经费,从1961年的93亿美元,增加到1964年的149亿美元,其中仅用于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费用,在1965年就超过50亿美元。宇航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的实施,由于涉及广泛而尖端的科学技术领域,带动了美国科技和工业的全面发展。当然,由于与苏联争霸的需要,也由于战后美国军事政策的惯性,肯尼迪并没能改变以往过于集中于国防部门的科技方针。特别是参议员马尔科姆·瓦罗普于1979年提出“天基防御”概念后,不久就诞生了比肯尼迪的“阿波罗计划”更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其科技政策军事化的倾向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这些计划正在把美国由一个二元帝国变为一个三元帝国:除了陆上帝国和海上帝国而外,还要打造一个太空帝国!此时提出的理由是:“空间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且是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关键。”
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的发展,美国政府感到了整个科技政策的严重偏颇,于是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调整。1965年9月,约翰逊总统在《关于加强全国科学能力的声明》中表示,除了要“继续确保美国科学的实力和领导地位”外,还“要使科学研究、知识信息应用于我们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为此,在1965年9月颁布的国家技术服务法令中,要求通过联邦政府的全国性计划,加强地方政府、工业界和大学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向工商业提供有效的科技服务。在此期间,在立法和行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解决城市建筑、垃圾处理、交通运输、水质保护、噪音控制、减少污染、人体健康等问题,开辟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方向,使科技成为社会进步的有力工具。尼克松上任后,立即任命了一个总统特别小组,来检查当前美国的科技政策,在他于1970年4月提出的题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工具》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与国家目标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以及联邦机构与私营机构的关系,后来,又加上了一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提出和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美国的“立国精神”。请注意,这些新的原则和精神的提出,虽然有很深的“冷战”背景,但其结果和影响并不限于“冷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继曼哈顿工程之后,成功地实施了“阿波罗计划”,以及其他一系列宇宙探索计划,美国人不仅登上了月球(图15-2),还发射了水星、火星和金星探测器。在1971年发出了“向癌症开战”的口号,并为此投入了大批研究经费。甚至早在1969年,就初步实现了计算机联网化,1971年就在该网上发送了第一封电子邮件,它成为后来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先导。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海洋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但这些重要突破常常被一些更大的成就,如“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等所掩盖。归纳起来,美国的高科技革命,在联邦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已形成相当可观的六大群落:(1)电子信息技术;(2)新材料技术;(3)新能源技术;(4)生物技术;(5)海洋技术;(6)空间技术。其庞大的科技存量,不仅为这个国家展开国际竞争提供了空前的竞争力,也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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