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革命给美国的发展和繁荣注入了从未有过的活力。据统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从1970年的1.07万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0.25万亿美元,几乎每十年就翻一番;而此后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增长到2020年的20.94万亿美元,20年内也翻了一番。国际互联网的建立,不仅使美国作为创立者、管理者和控制者,利用其掌握核心技术的优势,实现了全球资本和信息的高度整合,趁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运动高歌猛进之机,把世界各地的大量财富收入囊中,还在苏联解体和苏东发生“剧变”之后,先靠强力令统一的巴尔干大国南斯拉夫解体,后又“借题发挥”或“小题大做”,“无中生有”地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发动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再之后,美国在战略上的得意之笔有二:其一,是不假思索地就将“北约”和欧盟的势力范围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其二,是毫不犹豫地提出了“重返亚太”构想。所有这一切,都透露出处于霸权顶峰的美国内心的狂欢。
然而,俗话说“福兮祸所伏”,在这一切成就的背后,早已不知不觉地埋下了诸多的“隐忧”,令霸主自己感到了日益增强的“烦恼”。首先,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将原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这个大国所拥有的巨大生产力,又及时和充分地利用了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仅用40年就奇迹般地把自己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事本来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是贡献,美国却无视中国通过向其大量输送留学生、大量购买优质产品、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而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国强必霸”的旧观念看待实行“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及其重新崛起,这等于把已解放了的并被组织起来的友好的十几亿中国人变成自己的敌人,未免太愚蠢了。其次,“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地跨欧亚的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领土大国,又继承了曾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苏联70多年发展和积累所留下来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遗产,搞好了(特别是在经济上搞好了)仍有可能上升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目前,在经历了“休克疗法”的惨痛教训,以及先是被吸纳进G7后又被驱逐出G7的羞辱之后,这个在人类当中“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语)的俄罗斯,而今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正在稳步进入美、俄、中三大国博弈的行列,美国对俄罗斯的围堵难免有些“手忙脚乱”。再次,“冷战”结束后,处于“一超独霸”的美国,借助其在高科技和全球化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向世界兜售大数据和信息化的好处,另一方面暗中对全世界包括它的盟国、友邦、伙伴和对手、敌国进行严密监控,不仅在它一手操持的“不平等交易”中捞取大量的好处,还想对友邦“予取予夺”以弥补因“反恐战争”耗费数万亿美元所造成的巨大亏空。这就不仅在道德上在盟国和友邦面前失去信誉,也令所有发展中国家开始思考如何在全球化中维护和确保自己的主权和利益问题,进而导致了数十个区域组织的诞生,笔者把它们视为“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的异物”,而国际学术界则称之为“世界多极化”的表现,虽然可能“言之过早”。
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高科技革命在美国产生了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美国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如果说工业革命前的资产阶级以商人和工场主为核心,工业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以工厂主和铁路、石油大王为核心,大企业时代的资产阶级以金融家和大企业主为核心,那么高科技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核心,便是高科技的发明者和创新者以及集产、学、研于一体的企业家。如果说以往的大资本家的财富是以百万计,那么而今新兴的资本家则是以亿万计,其财富积累之巨之快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从2019年到2020年,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高科技企业由1家增加到4家,有的市值甚至超过2万亿且并未止步,它们有脸书、苹果、谷歌、字母表等公司,其名单还在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创业者原本属于传统的中产阶级并非一定属于其核心部分,而今几乎一夜变富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富翁。这一变故,一方面迅速地加快了美国财富的集中,另一方面极大地缩小了原来中产阶级的规模,形成新的更大程度的两极分化。2011年9月17日,由青年学生发起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曾蔓延到包括华盛顿在内的90多个城市,占领者声称他们代表的是99%的美国人对1%的金融寡头的抗争,便是这种两极分化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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