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菲律宾的兼并和对古巴的占领,不仅是美国海外殖民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美国进一步展开其全球战略的前进基地,“门户开放”政策的出台和“大棒”政策的实行,就是其全球战略得以展开的突出表现。
(1)对中国:“门户开放”。
在美西战争之前,中国和亚洲广大地区一直是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美国除了与之有一些商业往来以外,并无插足之地。所以,当时美国只能采“合伙”方针,旨在于与列强“分取杯羹”。1862年3月6日,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在给驻华公使蒲安臣的训令中指出:“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出现的不仅是它们的外交代表,而且还有支持这些外交代表的陆海军力量。不幸的是,你并没有。就我的理解所及,我国在华利益和上述两国一致。”这段话正是美国“合伙”外交方针的明证。
然而,内战之后,随着工业化的顺利进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由内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转变,美国的外交态势也开始发生变化。1880年,美国国务卿威廉·埃瓦茨表示:“我们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对华)政策,不应单纯地依附英国。”与此同时,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东北落入俄国之手,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及云南的一部分为英国所控制,福建、台湾则处于日本控制之下。这使美国感到,如果容忍列强瓜分中国的势头蔓延,“我们就会失去……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海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向各国政府发出如下照会:“每一个国家,在其影响所及的相应范围内,第一,对其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第二,对于进入上述‘利益范围’除自由港外的一切口岸的一切货物,无论属于任何国,均通用中国现行约定税率,其税款概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在此种‘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进出港之他国船舶,不得课以较本国船舶为高的港口税。”这个照会的实质,在于以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均势,来保护美国在华利益,从而确立了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门户开放。
对于美国提出的这一“门户开放”政策,除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了强烈不满而外,当时在华势均力敌的各国都很难提出异议,因为它们当时都无法独占中国。不过,此时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可以动摇这一政策的事件,这就是爆发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首先,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彻底地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因而从根本上说与所谓“门户开放”相矛盾;其次,义和团运动声势浩大,遍及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列强已经组成“八国联军”开始干涉中国内政,从而对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构成巨大威胁,这就使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客观条件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不得不于1900年7月3日再次向列强发出照会,以所谓确保中国的“完整”来确保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功。所以,约翰·海的第二次照会主要强调两点:①声称要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实体”;②要求中国遵守已签订的不平等的条约的各种规定。由于照会不要求列强作书面答复,只要不明确表示反对就意味着默认,从而使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得以最终确立。
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舆论的反映和评论不一,虽然有人把它说成是美国历史上的“伟大基石之一”,但也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一种“过时”的政策,是所谓“帝国主义的反殖民主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美国是企图利用美西战争的成果,以新获得的殖民地菲律宾为跳板,向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做战略挺进,在“门户开放”的口号下把以往的追随英国的政策转变为积极扩张的政策,这是其外交走向独立政策的重要步骤。因此,它从来没有考虑到所谓中国领土的“完整”问题,而约翰·海在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使用过这一概念。
(2)对拉美:挥舞“大棒”。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由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战略转变,特别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的胜利,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在此之前,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已提出了“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提出于1823年12月2日,当时是针对所谓的欧洲神圣同盟对拉丁美洲的武装干涉而发的,主要包括“不再殖民”“不干涉”和“美洲体系”3个原则。这些原则是由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的,但该咨文的实际起草人是国务卿约翰·亚当斯。后来查明,当时神圣同盟根本没有武装干涉拉美的任何具体计划和准备,但神圣同盟对拉丁美洲独立的威胁却不能说不存在。因此,门罗宣言虽然有美国在拉美进行扩张的长远考虑,但在客观上仍有在拉美抑制旧殖民主义的作用。由于19世纪上半叶美国扩张的主要方向还在大陆,对门罗主义的重视和实施都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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