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民权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美国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无论就其改革的深度还是广度来看,都大大超过以前的任何阶段。哈里·杜鲁门虽然在对外方面积极推行“冷战”,并且把这种“冷战”由对外扩大到对内,在1947年3月颁布所谓《忠诚法令》,纵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反共活动,致使麦卡锡主义泛滥成灾,但他在内政方面也提出了“公平施政”,允诺要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机会从日益增长的富裕中得到他们公平的一份”。为此,他采取了许多措施:1946年2月通过《就业法》以利用政府协调来帮助实现“最大限度就业”;1949年在《住宅法》中规定在6年内为低收入家庭建设81万套廉价公共住房,同年10月又修改《公平劳动标准法》,把最低工资由每小时40美分提高到75美分;1950年修改《社会保险法》把退休工人养老金提高77.5%,并提出从强制保险费和国家收入中支付医疗费用,由地方政府兴办医院和医疗机构;他领导的民权委员会甚至还主张结束在军队和高等教育中的种族隔离,等等。这些都与罗斯福“新政”相通,写在文件上的多,而落实的很少。
接替杜鲁门出任总统的是艾森豪威尔。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出身于西点军校,曾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和北约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3年接替杜鲁门任总统之时,战后的经济复原工作已经完成,正迎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与繁荣时期,这时的美国被历史学家戴维·波特称为“丰裕之国”。艾森豪威尔在经济上实行“放任政策”,认为“任何一项国家建设事业,只要私人企业能够有效地去完成,我们(政府)绝不去承担”。结果,到1954年底,在战时移交给联邦经济总署的154个工厂中,有101个工厂被出售,36个被出租。他任职期间,还专门通过《原子能法》,取消国家对原子能工业的垄断,允许私营企业利用其情报、材料和设备。这些政策带有抑制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和F.罗斯福的“新政”并不一致。在社会保障方面,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8月1日签署《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将1939年制定的老年遗属保险制度改为老年遗属残障保险制度;在1958年9月决定对大专学生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如果他们毕业后在中小学任教五年还可免还贷款之半,这就调整和扩大了福利保险的范围。此外,1957年2月27日通过的有关黑人选举的法案,特设了一个由共和、民主两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有关问题的调查,这是重建以后的第一个有关民权的联邦立法。但他执政期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冷战”的需要而形成军事与工业的结合,即国民经济军事化,这对美国的国防和外交均产生了持续和重要的影响。
1961年,在民权运动方兴未艾、“新左派”学生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约翰·F.肯尼迪上台执政(1961—1963)。面对7个月的衰退、3年半的停滞、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和9年的农场收入下降,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以“新边疆”作为其总统竞选的口号,既令人想起美国扩张的传统,也带给这个国家一些新的气息(图14-2)。肯尼迪在任不到3年的时间内,虽然使美国在越南战场上愈陷愈深,制造了一次失败的入侵古巴的“吉隆滩事件”,并经历了1962年的“导弹危机”和第二次柏林危机,但他毕竟还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提高到了5.6%,在1962年2月将第一个美国人送入了空间轨道,并提出了10年内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的目标,开始实施人类史上空前大胆的“阿波罗计划”。在社会经济改革方面,肯尼迪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作为一位采纳凯恩斯理论的美国总统,他不顾企业界的强烈反对,在1962年改变了对申请设备折旧补贴和投资信贷的企业所加的限制,第二年又提出了全面减税的建议,并在1964年把它变成法律,带来了和平时期持续最长的繁荣。为了履行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反贫困”战略,肯尼迪从1961年起开始实施《区域发展条例》及有关开发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一系列计划,这一工程从宾夕法尼亚到亚拉巴马,穿越11个州;此外,国会还拨款50亿美元来建造综合住宅,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25美元,实行人力培训和发展计划。从1961年4月3日起实行第二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使哥伦比亚特区的公民享有选举总统的权利;为了缓和种族矛盾,在1962年8月27日,又提出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于1964年1月23日才被批准),规定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人加以否认或剥夺”,从而在立法上解决了1870年以来实际上被剥夺的黑人的民权问题;同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消除在学校、公交、铁路、住房等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所有这些,尤其是1962年的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成为肯尼迪执政期间社会改革的重要标志而记载在美国的历史上。
图14-2 肯尼迪在就职舞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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