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遇刺后,同日即1963年11月22日,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这时,美国内外交困,总统的日子很不好过:在国外,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场进退维谷,看不到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在国内,黑人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此起彼伏,动摇着美国社会的根基。为了摆脱困境,约翰逊不得不把解决国内问题置于工作的首位,在1964年1月8日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他把消除“三害”即贫困、特权和歧视作为他建立“伟大社会”构想的突破口。为此,他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老年医疗保险费待遇,补助小学食堂供应廉价午餐计划,第一次由联邦政府对中小学教育提供普遍援助,增建低租金公共住房24万套,凡房租超过个人收入25%的费用一律由政府补贴。1965年,拨款9亿美元实施教育和培训计划,以帮助贫困者就业。除了生效的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外,约翰逊还在1964年7月2日、1965年8月6日和1968年4月10日,先后签署了3个有关民权的法案,严禁在公共场所和住房方面实行种族隔离,并指派联邦工作人员监督地方选举,取消文化测试及类似的资格审查,以确保黑人履行其公民权和选举权。1968年的《民权法案》,虽然对某些暴力或胁迫行为规定了处罚办法,但明确地把“暴乱”限定为涉及暴力行为的“公开骚乱”。所有这些都推进了美国社会的进步。
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改革中,沃伦法院(The Warren Court)起了重要的作用。厄尔·沃伦(Earl Warren)是1953年履任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于1969年方离任,几乎经历了这场社会改革的全过程。它的第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判决,就是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1954)中宣布“种族隔离”教育违宪,并进而推翻1896年“普莱斯案”所建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而该原则旨在维护内战后原奴隶主势力的利益。它的另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判决,就是在“洛文诉弗吉尼亚案”(1967)中宣布,弗吉尼亚的《反种族混杂法》违反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因为该法完全建立在种族区别上,未经正当程序就完全剥夺了洛文夫妻的自由权。这两个判决本身不是“革命”,但两个判决由于突破了内战后南部“种族隔离”的藩篱,得以成功启动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所载“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法律保护”条款,因而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1964年、1968年《民权法案》的通过。不仅如此,在沃伦执掌联邦最高法院期间,以宣布“种族隔离”教育违宪作为突破口,在重新激活约翰·马歇尔关于“活宪法”的主题,实现“《权利法案》的联邦化”(nationa-liz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重新解释“民主”之概念并引入“积极民主”概念,扩大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关于“平等法律保护”的范围、层次和深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而卓越的进展。正是这些进展,帮助推动了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经济改革,从而令厄尔·沃伦的大名永载史册。
总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政府在消除种族隔离、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福利条件、提高教育水准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满足黑人对民权的要求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把美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其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的历次改革,在整个西方世界中也难得一见。然而有关这些改革的政策和措施的全面与彻底的落实还会遭遇很大的阻力和困难,因为深埋在白人心灵中的“种族歧视”思想和观念并不能轻易消除。其难度恰恰就在于:(1)这种“歧视”的表现和存在多种多样、五花八门;(2)歧视在思想上和体制上都有表现,但思想重于体制;(3)歧视在根本上属于“灵魂”问题,而“灵魂”问题最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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