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文化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占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一改传统史学把美国制度和文化之源归于欧洲的理论和做法,而把目光转向新大陆本身,特别是转向西部边疆。
美国的传统史学的主要代表是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班克罗夫特出生于文化之乡马萨诸塞,181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赴德国学习并于1820年获得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1822年回国执教于哈佛大学,以德国为榜样进行教育改革,遭反对而被解聘,后自办学校教书。其代表作为10卷本的《美国史》,从1834年开始出版,到1874年方才出齐,历时40年。该书一改前人重史料的编体写法,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从美洲殖民到独立建国的美国历史,被誉为“美国历史之父”。其著述贯穿了3条主线:(1)把北美拓殖视为继往开来的事业;(2)视合众国的建立为世界走向自由的标志;(3)宣扬美国人对于人类的历史使命感,因而高度评价美国的立国精神。
19世纪末,美国史学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专业史学家逐渐取代非专业史学家的地位,历史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有3个表现:(1)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设立历史专业研究生课程;(2)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正式成立;(3)1895年,《美国历史评论》创刊。在这些措施影响下,历史学成为各大学都设置的重要教席,历史研究之风盛行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一些重要历史学家和历史学著作应运而生。在第一代专业史学家中,涌现了3位重要代表性人物,即执教于哈佛大学的亨利·亚当斯、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伯吉斯、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亚当斯。这些人都曾留学于德国,深受德国史学泰斗L.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思想的影响,而以制度史的研究为主,被称为“制度学派”。在解释美国制度和文化的来源时,这个学派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制度和文化作为其“生源”(germ),而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亚当斯,就是这种“生源论”的积极倡导者。他在《新英格兰诸城镇的日耳曼起源》和《美国的诺曼警察史》等著作中,研究了新英格兰早期殖民据点的土地关系和政治组织,论证了那里存在着农村公社的某些残余,土地常常被宣布为农村公社的公共财产,并且指出在美洲组织起来的清教会社和古代日耳曼人的“公社自治”有着某种“种族的共同性”。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冲破传统史学对美国史的束缚,寻求新的出路。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就是新派历史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用以和制度学派相对立的就是所谓“边疆假说”。这一假说见于1893年他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学会”召开的年会上宣读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以前研究美国制度史的学者们过分注意寻找日耳曼根源的问题,而对于美国本身的问题却注意得十分不够”;为了解决美国制度的根源问题,应当把学者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美国的“边疆问题”上来,因为“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他指出:“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这就是著名的“边疆假说”。不难看出,所谓“边疆问题”,乃是一个美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源问题。这个假说的实质,在于强调美国制度和文化的不同于欧洲的特点,并把它的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的思考和解释从欧洲方面转到新大陆上。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