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提出这一假说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正好是特纳而不是由别人来提出这一假设呢?这其中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在其报告中第一次宣布:“直到1880年(含1880年),我国本有一个定居的边境地带,但现在未开发的土地大多已被各个独自为政的定居地所占领,所以已经不能说有边境地带了。”这里所说的“边境地带”,就是指正在拓殖而又未完全被拓殖的地带,即特纳所说的“边疆”。这使特纳得出结论:“这一简略的官方说明,表示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运动已告结束。”这就给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认识和总结这一拓殖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特纳抓住了这一机会。但更深层的一个原因还在于,经过内战后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由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推动的工业化运动所取得的发展,美国的综合国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在经济上已跃居世界首位,这使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空前增强,因而更加重视美国人自己的历史、经验及其特点,而西部的拓殖和开发过程贯穿了美国的整个“成年时期”,涉及6.5倍于美国独立前的领土面积,2倍于原13州的新州和领地,其意义不可小视。此外,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较量中面临新的机遇,它正处于由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过渡的转折点。近一个世纪的对边疆的拓殖运动于此有何启发呢?这也是有待历史学家给予回答的重大问题。这就是特纳提出其“边疆假说”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在特纳看来,“边疆是一条极其迅速和非常有效的美国化的界线”,因为“移民的人受到荒野完全的控制”。他写道:“在荒野里发现移民的人穿着欧洲的服装,拥有欧洲的工业,运用欧洲的工具,表现出欧洲的旅行方式和思想。他从火车车厢里出来,钻进一只桦皮船里。他脱下了文明的外衣,穿上打猎的衬衫和鹿皮靴。他寄身在契洛克人和易洛魁人居住的四面围着栅栏的木头小房子里。不要很长的时间,他就习惯于种植玉蜀黍,用一根尖木棍犁地了;他叫喊厮杀,也剥人的头皮,跟地道的印第安人完全一样。一句话,边疆的环境对这个移民的人来说,影响是太大了。他必须接受环境所提供的一切条件,否则他就会灭亡,因此他只有适应印第安人开辟出来的地方,照着印第安人踏成的路走。渐渐地他改变了荒野,但是改变的结果不是变成旧欧洲,也不单单是日耳曼根源的发展,甚至从最初的现象来看,它也不是一种仅仅恢复日耳曼标志的情形。事实是,这里有了一种新的产品,那是美国的产品。起初,边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说起来,它是欧洲的边疆。向西移动,这个边疆才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边疆。正像一层一层的堆石是由冰河不断地流过而积成的一样,每一次的边界都在它的后面留下了痕迹,而一旦形成定居地以后,这块地方仍然保有边界的特点。因此,边疆不断地向西部推进就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逐渐增加美国独有的特点。”因此,特纳认为,“研究这一进程,研究这些情形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以及研究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成果,就是研究真正的美国历史”。不妨说,特纳对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这种深入观察和深刻分析,以及他在这些观察和分析基础上提出的新历史观,乃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及整个“精神独立运动”的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基础和解读。
特纳常常被指责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这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说的美国的民主“来自美国的森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证据。但实际上他并不完全否认美国制度和文化中的欧洲根源,因为他说过,“边疆”的不断向西推进,只是“意味着逐渐离开欧洲的影响”,而不是企图根本否认这种影响。他说“在美国的开拓中我们看到欧洲生活方式如何打进这个大陆,也看到美国如何改变和发展了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欧洲”。事实上,他在提出其“边疆假说”之时,就给自己的论点加了两个重要的限定词:一是“直到现在为止”(up to our own day),即在时间上限于1893年之前的美国史;二是说“在很大程度上”(in a large degree),而不包括全部的美国史,从而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然而,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正如特纳在其“边疆假说”中指出的,在美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的过程中,美国人的这种气质“是在不断的扩张中养成的”,而这种扩张力又是“美国人固有的一种力量,它自始至终地刺激社会各阶级”,因此,“除非这种训练对一个民族没有影响,否则,美国人势必继续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以便发泄他们旺盛的精力”。由此是否可以说,当特纳努力从边疆的拓殖中去揭示“说明美国的发展”的内在因素之时,也向世界指出了某种不祥之兆呢?所以,当有人指责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的时候,人们就很难为之辩解了。这里只能说划分的界线是: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