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四年之久的内战,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同时也给它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因为联邦政府在战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实际上已为战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条件。
首先,在内战和重建期间,由共和党控制的联邦政府在1862年通过了著名的《宅地法》。此法规定,凡移民家庭的户主均可获得1/4地段即160英亩土地,在此土地上定居、耕种5年后即可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其目的在促进移民跨过密西西比河,去开发尚未被开发的广阔的西部。为了适应这些地区地广人稀,特别是多旱地、沙漠亟待开发利用的情况,后来又制定了一系列《宅地法》的补充立法。例如,1866年允许退伍的联邦军人领取定居移民的份地,1870年规定退伍的联邦军人可以在铁路拨地的政府地段内领取160英亩份地。1873年通过《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案》,任何人在自己的地产上种植40英亩(1878年减为10英亩)树木并保持十年之后,就能得到160英亩份地,此法1891年被废除。1877年国会通过的《沙漠土地法》规定,移民只要在产权申请登记后3年内灌溉了土地,就可以25美分1英亩的价格购买640英亩土地(1891年改为320英亩)。1909年通过的《扩大定居移民份地法》规定,移民只需把80英亩土地成功耕种5年就能取得所有权,等等。由于这些法案的通过,西部广袤的土地迅速地被耕种,真正成为“自由帝国”的基础。据统计,1860—1900年,美国的农场数由204.4万增加到573.9万,耕地由1.63亿英亩扩大到4.15亿英亩,其中40%的新农场和50%的新耕地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19个新州和领地。
其次,由共和党控制的联邦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北部工业家的政策,给工业化的发展以极大的刺激。例如,S.蔡斯于1861年被任命为联邦政府财政部长,为了解决战时联邦遇到的财政困难,他决定发行26亿美元国家公债和4.5亿美元的绿背纸币,其中国债的利率高达5—7.3厘。1861年,国家规定停止使用硬币支付,从而使全国通货建立在纸币的基础上;同时又规定可用绿背纸币兑换联邦6厘金公债,由此引起绿背纸币大幅度贬值及物价的上涨。又如,在内战期间,国家多次调整关税。1861年国会通过《莫里尔关税法》,对钢铁工业重新实行保护。1862—1864年,政府又4次提高关税,使平均关税由内战初的18.8%,提高到内战结束时的47%。关税率的提高,在战时主要是为了筹措战费,但绝大多数商品由于高关税获得保护,其生产就有了发展的机遇。此外,在内战期间,一方面于1861年第一次决定征收所得税,使国家从所得税上获得的岁入在1864年超过2000万美元,另一方面又在1866—1868年间3次豁免国产税,涉及煤炭、生铁、棉花等行业的公司及其制造品,促使这些工业品价格上扬20%。1872年,国会甚至废除所得税,使工业家大获其利。最后,面对第一合众国银行和第二合众国银行运行期满后,由于没有中央银行的控制,大量“野猫银行”泛滥,1863年,根据S.蔡斯建议通过《国民银行法》,到1866年国民银行的数目超过1644家,一方面抑制了货币市场的无序状况,另一方面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金融体系。
再次,在内战期间,随着奴隶制的废除,奴隶制种植园解体。南部农业社会因此发生了三重变化:(1)在“自由民”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自耕农阶层。这是因为,如前所述,1865年3月3日,国会建立了“自由民局”,该局派遣了几百名代理人前往各地,除从事自由民的教育和救济工作外,还负责在废弃和被没收的土地上安置自由民。据统计,该局在5个州共4400万英亩的土地上安置了约4000名自由民。这些人便成为黑人自耕农。(2)形成了一种以分成农为主的新的土地关系。这是因为,在奴隶制废除后,原奴隶主的土地所有权被保存下来,原来的种植园作为一个单位被保留下来,但这时的种植园主由于失去了奴隶而不得不以不同方式将土地租借给自由民去经营耕种,而按协议分成获得收获物的一半或一半以上,这样“分成制”和“租佃制”便成为取代奴隶制的主要劳动形式。(3)兴起了一个以北方资本为动力的新兴工业家阶层。奴隶制废除后,南部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举。而这时,北部那些以南部原料为来源的商人和资本家也正希望把企业移到南部就地生产。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促成了一个以北部资本为动力的新兴工业家阶层的兴起。所有这些都表明,内战后南部正缓慢地被纳入以东北部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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