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被蚕食般地征服了。首先是西部的亚琛于1944年10月被攻下。美国陆军接着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穿越莱茵河继而挺进马格德堡和莱比锡。在东部,红军在1945年1月底越过奥得河——尼斯河线(Oder-Neiße-Linie)之后,花了三个月才到达柏林。在奥得河上的施劳弗高地(Seelower Höhen),超过12万名德国士兵和他们进行了艰苦顽强的对抗,却以失败告终。
令人惊讶的是,战斗结束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枪战。无论在哪里,每当盟军占领了一片土地,那里就会一下子归于平静。前进的士兵们简直不敢相信:即使在局势早就毫无希望的时候,这些德国人还在丧心病狂地背水一战,可是一旦投降,他们就变成了最驯服的羔羊。狂热主义似乎就像蜕皮一样从他们的身上消失了。没有抵抗,没有埋伏,也没有敢死队。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一些零星散布的狙击手曾经从他们的躲藏处向前进的部队开火,但这都是些例外。盟军对此始料未及。这些德国人怎么了?多年的轰炸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斗志。在撤退之前的战争最后几周中,他们还无情地杀害了好几十万的强迫劳工和囚犯。照此来看,哪怕只要还有一丝机会,他们都会在投降后怀着同样的对人类的蔑视继续肆虐,这似乎才是合乎逻辑的。尤其是年轻人,胜利者把他们想象成被遗弃的幼兽,只能用手枪和铁棍才可靠近他们,并且得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将其驯服。
也正是纳粹自己让同盟国早就做好了在德国遇见这些野蛮困兽的心理准备。1944年10月,“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宣布了一个类似游击队的“狼人行动”。战争结束前两个月,戈培尔把这个行动上升为每个公民的责任,每个德国人现在都必须战斗到牺牲为止,因为对于狼人来说:“在德国土地上的每个布尔什维克、每个英国人和每个美国人都是格杀勿论的猎物。只要我们有机会就要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去消灭他们。仇恨是我们的祈祷,复仇是我们的呐喊。身为一个狼人,他拥有生杀予夺之权。”
然而实际却与此相反,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少数狼人行动曾由常规的国防军和党卫队的士兵执行,而且几乎完全是针对厌战的德国人。他们最残酷的行径发生在1945年4月28日,在上巴伐利亚的彭茨贝格(Penzberg),在作家、文化局局长兼冲锋大队负责人汉斯·策贝莱因(Hans Zöberlein)的指挥下,这些“上巴伐利亚狼人”杀害了16名男女。这些受害者先前罢免了纳粹市长,并试图将村庄不战而降地移交给美国人。
1945年3月25日对亚琛市长弗兰茨·奥彭霍夫(Franz Oppenhoff)的谋杀也是为了恐吓本国人民。这位受美国人任命的市长被一个用降落伞潜入敌后的党卫队突击队员所枪杀。不过在德国投降之后,这类的报复性暗杀事件就完全停止了。更谈不上那些所谓的游击队行动了。
德国人灵魂里的法西斯主义看起来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路边站着的不再是野兽,而是挥手致意的人们,他们从占领者手中接过巧克力并为此感激涕零。这怎么可能呢?这种使他们在战争尾声甚至以牺牲学龄儿童为代价的仇恨不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幻觉吧。
负责心理战的美军士兵斯特凡·海姆于1945年11月身穿全套美军制服,冒险进入一个足球场,令他惊讶的是,他没遭遇任何事情。这是战后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慕尼黑对纽伦堡。他们三个人是体育场内唯一的美国人,坐在第一排,人人都能看到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海姆中士扪心自问:“假如是三名德国占领军的士兵,坐在两万名南斯拉夫人、比利时人或俄罗斯人当中观看体育活动,他们会毫发无损吗?”
那个宁死也不愿忍受任何形式的外国统治的高傲民族到哪儿去了?不仅是占领者,德国人也在自问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突然不再对领袖尽忠,连带着他们整个的过去,他们像按下开关一样关闭了他们钢铁般的信念。否则怎么会有人战争结束后还不到两年,就生出这么一个疯狂的想法去追问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地喜欢德国人呢?“是什么使德国人在世界上如此不受欢迎?”在1947年1月,《立场》杂志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它问得就好像从未发生过战争一样。作者本人给出了一个“严酷的答案”:“德国是欧洲一个令人担忧的孩子,他是世界的问题少年。国际大家庭就像人类家庭一样:这里有人见人爱的孩子,比如瑞士就扮演着招人喜爱的孩子的角色,而那个冒冒失失的调皮孩子就是德国。这是巧合吗?抑或是命运?自然、历史和国家的发展都无法对这一点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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