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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艺术冷战和民主设计

有人说,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而当面包都没有的时候,这句话就更正确了。这时“任何词语”都得派得上用场,不只是像《马太福音》里所写的“从上帝之口”所出的完整言辞,也可以是一幅画或者是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最后乐章。自1945年5月起,“文化饥饿”(Kulturhunger)作为战后年代的关键词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和肉体的饥饿相比,这种饥饿比较容易解决。战后文化行业重新恢复的速度之快感动了当时的人们,并由此引发了众多关于重新开始的慷慨激昂之词。成百上千的报道叙述着人们如何在战后的第一场音乐会上泪流满面。 事实上,这肯定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场面:人们躲过了战火,并在某一时刻在一个破败的音乐厅里倾听着贝多芬的音乐,注目着乐队精湛的演奏和指挥家的运筹帷幄,无论世事如何,他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崇尚文化的民族。这是一个奇迹?抑或是一场骗术?是傲慢还是一种谬论?

为了让文化工作者将全部精力投入总体战,戈培尔于1944年9月1日下令关闭了所有的剧院——这是终极战役的一个宣传信号,它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以此挑明现在战事情况取决于每个“探戈青年” 的投入。即使那样也无济于事;当一切都成了一片废墟,人们至少还能去剧院犒劳自己。反正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购买,所以人们乐得把积累下来的帝国马克花费在剧院或电影院里。正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买,所以人们在文化上消耗了不成比例的大量资金,这是文化饥饿的庸俗一面。在1945年至1948年间,剧院的上座率达到了80%以上。 只有在货币改革之后,西德人才再次变得“没文化”。随着食物含脂量的增加,对文化的渴望却减少了,现在尤其要紧的是把稀缺的德国马克节省下来。随着繁荣的开始,人们也开始了吝啬——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悖论。剧院的票房一下子跌了一半,这导致了剧院在1948年陷入战后第一次危机。

不过战争刚一结束,仅在西德就有60家市级剧院重新开张,其中一半是临时搭建的舞台。节目单上有经典剧目里的传统节目,而且对应不同占领区与国家,很快舞台上就添入了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或者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的作品。

甚至连小的城镇和乡村也有剧可看,许多巡回演出的演员走遍全国各地。他们乘坐着装有木制气化发动机的旧卡车在城镇之间穿梭,在客栈里表演莎士比亚和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剧目还有《查理的姑妈》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年轻的波希米亚风情让村民们乐不可支。在城市里,客厅舞台和地窖剧院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类只有很小舞台的私人剧院,在台上表演时没有布景,只有少量道具,这正是存在主义的理想舞台。

在酒馆里上演着诸如《被赦免的人们》(DieAmnestierten)或《死者家属》(DieHinterbliebenen)之类的轻喜剧。在音乐厅里贝多芬的音乐欢快地回响着,不久,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巴托克·贝拉(Béla Bartók)和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刚刚重新排练的乐曲就紧随其后;在短暂犹豫之后,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的曲目也得到上演。无论前往首演之夜的路途多艰辛,穿过这座被炸毁的城市多么不容易,观众们仍再次领略到大型歌剧的魅力。1945年9月2日,柏林的德意志歌剧院(Deutsche Oper)首次上演了歌剧《费德里奥》(Fidelio),一周后,国家歌剧院在海军上将剧场(Admiralspalast)也开始上演克里斯托弗·威利巴尔德·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的《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OrpheusundEurydik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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