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文艺界非常在乎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东西。这种对普罗大众艺术见解的警觉关注和当年纳粹对百姓的审美判断力所赋予的意义有着一定的关联。当年的“认可式独裁” 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让群众感觉到,是他们的品位决定了第三帝国的审美结构。纳粹媒体中培养的理念是,百姓与精英们在文化上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这对民族国家的构建至关重要。
普罗大众拥有对艺术的权力,这个被巧妙设置的假象在战争结束后仍然使那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们不寒而栗。艺术并不是投资者们奢侈的冒险场所,而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解决社会政治冲突和理想目标的传播点。画展上的那些问卷旨在了解普罗大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品位,以及这些在展厅里肆无忌惮地对“精神病垃圾”大放厥词的抗议者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还是人们想通过艺术来证明,大多数德国人对灭亡了的纳粹政权依然有着深刻的同情?
在1945年的《新报》上,美国少校汉斯·哈贝写道,那些好斗之徒并非是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他们只是想闹事,“因为我们允许他们闹事。对他们而言,民主就是能够使他们的愉悦和不适感得到恣意的释放。可这不是民主。正相反,民主是对他人成就甚至是对不同审美的尊重;它也表现在试图去了解是什么原因使他人为之动容。……他们必须首先了解,在一个民主国家,坏的事物是通过自然剔除过程而消失的。而不是通过法令,也不是靠警笛。”
而如此轻松的辩论语调只能是从一个局外人那里嫁接过来的。德国大多数现代艺术的捍卫人士的语气听起来几乎和那些诽谤污蔑分子的话一样冷酷无情。比如在柏林的格尔德·罗森艺术画廊1945年8月9日的开业典礼上,艺术史家埃德温·雷德斯洛布(Edwin Redslob)宣称,现代绘画作品,“为我们人民提供了必将行进的那条道路上的光明”。
然而所幸的是,这些民众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虽然大多数人依然把画着仰面长啸的公鹿的油画挂在笨重沙发后的墙上。据阿伦斯巴赫研究所(Allensbach-Institut)1956年所作的调查,三分之二的民众依然“偏爱描绘风景的真实油画”,其次是那些宗教题材的油画。渐渐地,忧伤小丑的油画进入了人们的客厅,接着,经典现代派印着蓝马的艺术版画也被小心翼翼地挂到了起居室的墙上。但对抽象艺术表示热衷的人只占3%。
即便这样,西德战后时期的艺术很快就被海因茨·特勒克斯,维利·鲍迈斯特、弗里茨·温特(Fritz Winter)或埃米尔·舒马赫(Emil Schuhmacher)的色块、云朵和晕色所主宰,以至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仿佛画布上除了这种欢快的抽象之外就不曾有过其他东西。抽象艺术成了联邦德国的主流文化,以至于许多反对者将它蔑称为新的国家艺术。它在大众媒体中的主导地位使卡尔·霍费尔深感沮丧。这位感伤而毫无英雄情怀的现实主义具象派画家曾经同时引起纳粹主义和抽象派的不满。他在柏林的《明镜日报》(Tagesspiegel)中苦涩地写道:“这些创作者在他们盲目的热忱中失去了所有的分寸感;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举动无疑类似于大区长官以及党卫队统治下的纳粹国家行为。”即使是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也认为自己被排挤到了边缘,因此对成功的抽象派策展人维尔纳·哈夫特曼(Werner Haftmann)以及艺术评论家威尔·格罗曼恶语相向:“在不久的将来,非具象派将再次成立一个帝国文化商会,由哈夫特曼或格罗曼先生代替戈培尔博士进行领导。”
这些对手在媒体上的主导地位确实使具象派画家们分外眼红,尤其是维利·鲍迈斯特比任何人都要上镜。1947年他上了《明镜》周刊的封面:双手插在衣袋里,分开腿站在他为符腾堡州立剧院的一个芭蕾舞剧所设计的大型舞台布景上。照片是从高处拍摄的,他那整齐的象形文字,犹如洞穴图画中的生物,失控的象形图和龙飞凤舞的书法,似乎就漂浮在他的脚下。这位画家以符号大师的形象示人——他总是自信地告诉评论家们,他不是在创作艺术作品,他自己就代替了创造。
维利·鲍迈斯特在1947年10月的《明镜》周刊封面上。他的绘画风格定义了早期联邦共和国的面貌。
在成为封面人物的两年后,《明镜》周刊在他60岁生日那天为他提供了一整页版面,以便他对其艺术做出阐述——他很典型地采用了极端的小写字体风格,哪怕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他也还是用小写字母开始。杂志社容忍了他这种有碍顺畅阅读的狂躁行为,并用一个装饰框框住了这篇文字。康拉德·阿登纳做梦都想拥有这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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