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必修课
大多数的德国人直到战争之后才尝到了饥饿的滋味。靠着在被占地区里抢劫来的物品,他们之前还凑合着过得不错。在许多城市里食品管理局曾囤积了大量的储备,因此当地居民甚至在长期的轰炸中不必挨饿就挺了下来。然而这些勉强维持着的基础设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几乎完全崩溃。鉴于当时供应线受到的摧毁,大多数幸存下来的德国人在那个热得出奇的1945年的夏天,依然相对温饱的事实就几乎是个奇迹。之后食物供应的局面才开始尖锐恶化,并且在1946/1947年的“饥饿之冬” 中演变成一场可怕的灾难。
饥荒之所以没有在战争结束后就立刻发生,是因为在战争中迷失方向的战败者和在完全陌生的领土上行进的胜利者都发挥了出奇的应对危机能力。在战后最混乱的日子里,假如许多面包师没有再继续烘烤面包,商人不再寻找新发掘的临时送货路线,驾驶员不再在只能用手推车且没有佣金的情况下继续运输货物的话,那些原来就有的困境便会更加严重,在城镇中尤其如此。依靠着一些勇敢人士的坚持,曾一度中断的粮食供应得以暂时维持。比如一位在纳粹术语中被称为“帝国农务司长官”的慕尼黑粮食管理局的领导,在5月初得知慕尼黑的面包师们只剩下够维持五天的面粉之后,便亲自走访了周围地区。在这个寻求补充给养的旅途中,他带上了巴伐利亚磨坊主协会的主席,此人因认识磨坊主们而说服他们交出了储备的存粮。 正是由于用了如此费尽周折的办法——单从盟军那里搞到货车和汽油就让人费尽脑汁——才使得最初的供给令人惊讶地得到维持。大多数人预见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即整体性的崩溃,也正是由此而导致了在最后的战乱中所发生的歇斯底里的囤货场面。
1945年5月2日,年轻的女秘书布丽吉特·艾克在她的日记里写道:“天一亮,抢劫就开始了。”她那时跟着她的姑姑瓦利和许多当地人搬到了柏林——腓特烈斯海恩(Berlin-Friedrichshain)的乡镇政府大楼。该楼位于以戈培尔命名的居民区(Goebbels-Siedlung),它刚被那些落荒而逃的居民们,尤其是那些曾有过特殊贡献的纳粹党员们所弃置。“有一具被烧焦的老妇人的尸体躺在那里。我们得跨过一堆死尸。在乡镇政府大楼的地下室里,他们把一切可能的东西都鼓捣出来了。我碰到了黑尔佳·德博的妹妹维拉,我们手拉手进了地窖,那里烟味弥漫令人窒息。到处都是黑乎乎的,我们老是踩在软乎乎的物体上,好像是死人。男人们撬开一扇又一扇的门,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香烟、葡萄酒、烧酒、面霜、纸牌、日用品、靴子。在匆忙中我只拿了几盒面霜,没有选我更该拿的靴子。”
在对乡镇政府大楼的一通搜索之后,她们还在被遗弃的公寓里走了一遍,直到几个妇女想出去撬开衣物管理处的主意:
经过一番争夺,我抢到了一捆咖啡棕色的绉绸,裤子吊带和各种各样的小物件。然后我去了一楼的皮草仓房,挑选了一件很好的军用皮大衣。突然有人吹哨并开枪,他们说俄罗斯人来了,我想,这下完蛋了,我们都跑下楼,出口处站着几个俄国人,我们不得不放下军用大衣,我吓得把一切都扔掉了。谢天谢地,我跑了出来并且只想着回家,人们全都疯了,掠夺时大家就像鬣狗一样,没有人顾及他人,他们还打架,根本就不像人。
抢劫时,癫狂的贪婪占据了人们的大脑,导致大家盲目攫取其实根本用不上的东西。最要紧的就是别让它们落入他人之手。经常会听人说起,人们稍后一旦略微恢复理智,就在回家的路上直接把这些曾用拳脚抢来的东西扔掉了。
慕尼黑的《南德意志报》曾经报道,在法制完全真空的日子里,被抢劫的物品价值高达好几百万盟军马克。据说在储存仓库里人们在糖粉里踩踏,奶酪从货物火车站滚到马路上:“贪婪再也无法遏制。” 在阿兹贝格地窖 里葡萄酒桶被撬开,多名估计喝得烂醉的妇女淹死在地窖中深及膝盖的酒里。多么怪诞的死亡啊!她们在战争中幸存,却在终于到来的休战中死于红酒的海洋里。
对几天几周后到底会发生什么的极度不确定感导致了过度疯狂的抢购行为。人们碰到什么就攫取什么,而同时自己的战利品又很快被身边的同胞所掠夺。为了缓解压力,盟军的军事行政管理部门主动打开已被占领的储存货仓,任人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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