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民主德国的艺术发展就正相反。1946年那场因风格多样化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德累斯顿艺术展很快就走到了尽头。对艺术家们要和“现代主义的”、“奢靡颓废的”以及“形式主义的”塑造方式分道扬镳的压力越来越大。假如艺术家们想成功地建立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他们必须使用老百姓喜闻乐见且通俗易懂的形式。苏联军事行政部门的文化负责人亚历山大·利沃维奇·迪姆席茨(Alexander Lvowitsch Dymschitz)于11月19日在《每日评论报》(TäglicherRundschau)(它相当于苏方与《新报》对应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理念中的现实主义的阐述和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篇关于“德国绘画的形式主义方向”的文章。作为曾是红军政治军官的文学学者,同时也是艺术史家的迪姆席茨批评了现代艺术的精神空虚。它通过“对痛苦庸俗的诗意化”以及“对丑陋的美化”来创造自身。只要看看可悲的毕加索现在成了什么样就会明白这点。这位曾经前途辉煌,与人民站在一起奋斗的艺术家,却迷失在了一种病态、矫揉造作、美化苦难的画风里。
迪姆席茨根据高尔基的理想,呼吁绘画的创作要以“克服苦难,以人类战胜对生命和死亡的恐惧”为目标。 这篇对自我反思实验进行批判的文章写得相当迷人,因为它向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参与尚未完成的人文主义项目的机会,并赢得了历史、人民和政党三方面的感激。由于它充分展示了作者对德国艺术界全面而广泛的认识,该文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在整个苏联占领区所组织的培训课程中,人们对此文进行了讨论,并一步一步地将其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派的僵化教条。
这样一来,冷战便找到了艺术上的前线。东西两边的德国人越是渐行渐远,抽象艺术在西德就越容易站稳脚跟。东德对具象绘画的要求使抽象艺术更容易成为体制外的一种美学理念,并在西德主流媒介争取到了代表性地位。它被理解为自由的艺术,兼具着一种赋有信仰的魅力,而正是因为它根本无须做出明确的政治表态,使它更加具有令人信服的光芒。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对生的无忧无虑的欢庆,通过在宽大画面上的自由发挥而体现出的一种纯粹的生命能量。由于对颜料的铺张性消耗,将颜料抹刮、滴落和对凝固色块的层层叠加,抽象绘画体现了一种奢侈,它呼唤某种更高层次的繁荣,同时也引领着人们走出曾经对战后年代影响深远、那种病入膏肓般的悭吝节约。
从事心理战的美国战略家们很快就认识到,可以通过艺术制造出强大的民主氛围。像苏联人一样,他们意识到绘画对战后国家重建的重要性,但要使艺术朝着适当的方向发展,他们面临着比苏联人更大的难度。对他们来说,抽象艺术是一个不错的从想象力层面上去纳粹化的美学程序,但它甚至更适合用于对抗苏联并对西德自身的美学认同感给予保障。美国情报机构特工唐纳德·詹姆森(Donald Jameson)说,借助抽象绘画,美国人能够“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流派比实际上看起来更加风格化和僵化,更加如井底之蛙”。 美国人竭尽全力推动抽象艺术。他们为年轻画家设立了奖学金,资助画展,并购买大量画作。私人的倡议行为和国家的补贴政策齐头并进;通常是高级军方人员购买艺术品并将艺术家介绍给各种赞助基金会。对每个艺术家而言,最大的幸运之一就是认识纽约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Foundation)的主管德裔美国人希拉·冯·雷贝(Hilla von Rebay)。她对德国艺术界了如指掌,并曾经为艺术家和画廊主搞到了各种食物救济包。
第一位得到驻德美国人庇护的画家是柏林罗森艺术画廊旗下的“梦想家”(Fantasten)圈子的尤罗·库比切克。这位出生于1906年,具有德国,匈牙利和捷克家庭背景的画家,最初是韦特海姆百货店(Wertheim)的橱窗装饰员,在1942年被征兵至东线之前,他还曾经是一名广告专家和展览设计师。在格尔德·罗森画廊,他展出过平面的抽象风景画,它们尤其受到了法国画家阿梅德·奥占芳(Amédée Ozenfant)的纯粹主义(Purismus)的启发。在美国战争部(War and State Department)的安排下,他于1947年12月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奖学金资助学业,在艺术公开课的名目下,他给那里的年轻大学生教授美术课程。但是,这次逗留的真正目的是他的自我教育。这个自我教育是成功的:尽管当时路易斯维尔的清教徒女子协会对库比切克的油画《巨黑》(DiegroßeSchwarze)进行了强烈攻击,并让他感受到了美国人宽容的底线。作为一个坚定的美国支持者,他于1949年夏天回到柏林。他在纽约认识了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这对他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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