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被蚕食般地征服了。首先是西部的亚琛于1944年10月被攻下。美国陆军接着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穿越莱茵河继而挺进马格德堡和莱比锡。在东部,红军在1945年1月底越过奥得河——尼斯河线(Oder-Neiße-Linie)之后,花了三个月才到达柏林。在奥得河上的施劳弗高地(Seelower Höhen),超过12万名德国士兵和他们进行了艰苦顽强的对抗,却以失败告终。
令人惊讶的是,战斗结束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枪战。无论在哪里,每当盟军占领了一片土地,那里就会一下子归于平静。前进的士兵们简直不敢相信:即使在局势早就毫无希望的时候,这些德国人还在丧心病狂地背水一战,可是一旦投降,他们就变成了最驯服的羔羊。狂热主义似乎就像蜕皮一样从他们的身上消失了。没有抵抗,没有埋伏,也没有敢死队。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一些零星散布的狙击手曾经从他们的躲藏处向前进的部队开火,但这都是些例外。盟军对此始料未及。这些德国人怎么了?多年的轰炸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斗志。在撤退之前的战争最后几周中,他们还无情地杀害了好几十万的强迫劳工和囚犯。照此来看,哪怕只要还有一丝机会,他们都会在投降后怀着同样的对人类的蔑视继续肆虐,这似乎才是合乎逻辑的。尤其是年轻人,胜利者把他们想象成被遗弃的幼兽,只能用手枪和铁棍才可靠近他们,并且得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将其驯服。
也正是纳粹自己让同盟国早就做好了在德国遇见这些野蛮困兽的心理准备。1944年10月,“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宣布了一个类似游击队的“狼人行动”。战争结束前两个月,戈培尔把这个行动上升为每个公民的责任,每个德国人现在都必须战斗到牺牲为止,因为对于狼人来说:“在德国土地上的每个布尔什维克、每个英国人和每个美国人都是格杀勿论的猎物。只要我们有机会就要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去消灭他们。仇恨是我们的祈祷,复仇是我们的呐喊。身为一个狼人,他拥有生杀予夺之权。”
然而实际却与此相反,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少数狼人行动曾由常规的国防军和党卫队的士兵执行,而且几乎完全是针对厌战的德国人。他们最残酷的行径发生在1945年4月28日,在上巴伐利亚的彭茨贝格(Penzberg),在作家、文化局局长兼冲锋大队负责人汉斯·策贝莱因(Hans Zöberlein)的指挥下,这些“上巴伐利亚狼人”杀害了16名男女。这些受害者先前罢免了纳粹市长,并试图将村庄不战而降地移交给美国人。
1945年3月25日对亚琛市长弗兰茨·奥彭霍夫(Franz Oppenhoff)的谋杀也是为了恐吓本国人民。这位受美国人任命的市长被一个用降落伞潜入敌后的党卫队突击队员所枪杀。不过在德国投降之后,这类的报复性暗杀事件就完全停止了。更谈不上那些所谓的游击队行动了。
德国人灵魂里的法西斯主义看起来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路边站着的不再是野兽,而是挥手致意的人们,他们从占领者手中接过巧克力并为此感激涕零。这怎么可能呢?这种使他们在战争尾声甚至以牺牲学龄儿童为代价的仇恨不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幻觉吧。
负责心理战的美军士兵斯特凡·海姆于1945年11月身穿全套美军制服,冒险进入一个足球场,令他惊讶的是,他没遭遇任何事情。这是战后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慕尼黑对纽伦堡。他们三个人是体育场内唯一的美国人,坐在第一排,人人都能看到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海姆中士扪心自问:“假如是三名德国占领军的士兵,坐在两万名南斯拉夫人、比利时人或俄罗斯人当中观看体育活动,他们会毫发无损吗?”
那个宁死也不愿忍受任何形式的外国统治的高傲民族到哪儿去了?不仅是占领者,德国人也在自问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突然不再对领袖尽忠,连带着他们整个的过去,他们像按下开关一样关闭了他们钢铁般的信念。否则怎么会有人战争结束后还不到两年,就生出这么一个疯狂的想法去追问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地喜欢德国人呢?“是什么使德国人在世界上如此不受欢迎?”在1947年1月,《立场》杂志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它问得就好像从未发生过战争一样。作者本人给出了一个“严酷的答案”:“德国是欧洲一个令人担忧的孩子,他是世界的问题少年。国际大家庭就像人类家庭一样:这里有人见人爱的孩子,比如瑞士就扮演着招人喜爱的孩子的角色,而那个冒冒失失的调皮孩子就是德国。这是巧合吗?抑或是命运?自然、历史和国家的发展都无法对这一点做出解释。”
这确实难以解释。在一场造成了6000万人死亡的侵略战争刚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把侵略者昵称为一个“问题少年”,并将其描绘成一个可怜的“替揍男孩” ,是何等的内心历程让一个人做出如此这番的表达,这可谓是人类心理上的一个奇迹。该文的作者 估计不是恶意的,但她也肯定不是个头脑简单的人。随着文章的深入,她自然然提及了希特勒,并引用了托马斯·曼关于《德国和德国人》(“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的讲话以及马克斯·皮卡德 的书《我们自己内心的希特勒》。她怀有良好的意愿,但感到困惑,以至于她写下了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无言以对的文字。肯定也正是当年所受的震撼使她兴致高昂地唠叨不已。
为了形容这种对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压抑”(Verdrängung) 这个概念后来应运而生。它虽然不精确,但却非常形象化。以《立场》的这篇文章为案例,读者可以亲自看到这种压抑自相矛盾的过程,它和试图对此做出解释的尝试难分难解。因为作者绝对是想直面德国的这场灾难的,可在她思考其原因的同时,她将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之断裂”(Zivilisationsbruch)降低为一个家庭纷争的程度。
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位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她为能够撰写有关其他民族如何看待德国人的反思性文章而感到自豪。战争刚刚结束后,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提问。她可能曾经前一天排了很长时间队才用自己的食物配给卡买到一些面包和黄油。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她去了黑市并被迫接受黑市的高价。也许,就像她的记者同事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一样,她不得不努力解决早晨要清空便壶的问题,因为水管又被冻结了 。也许她决定在对面的废墟中处理掉当时人们所称的这个“残渣”。她手中提着自己的排泄物,爬过了废墟并且冻得要命。尽管如此她还是以愉快的心情开始致力于自己的文字。她那时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于是她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这篇文章的撰写。
就和人们当时在解决城市重建问题时的那种繁忙一样,重新诠释的工作也是如此。日后的人们惯于将压抑视为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关于战后的沉默、武器和语言的销声匿迹已经有了很多的议论。战后的德国人在回顾的时候将自己视为沉默寡言的人,他们似乎必须先在沉默中处理自己所曾遭受过的苦难。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尽管在一些场合下,人们可能已经放弃了说话,但是侃侃而谈并没有消失。相反,尤其在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上,许多德国人可算得上是话痨呢。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演讲机会——例如马术俱乐部的周年庆典,或学校的复学典礼,都给他们提供了争相发言的机会,这就像一个“默斯肯大漩涡”使德国人民“史无前例”地深陷其中。有一篇关于教师职业的特殊使命的文章就是这样开始的:“由于得志小人的欺世盗名以及其野蛮的恐怖行为,德国人民曾经陷入了令人震惊的麻木状态;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命运的裹挟中,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民族不可避免的崩溃和可怕至极的身心困扰。没有哪个民族的命运和灵魂曾受到过如此之多,以及如此之深刻的蹂躏,但也正因如此,没有人会比德国人做好了更多的准备以接受全新精神的种子。”
在报刊、手册和传单里,这类将德国人的苦难极尽所能地高置于其他民族苦难之上的溢美之词泛滥成灾。说到压抑这一词,在这里可以说是再形象不过了 :这些作者如此大肆张扬地渲染自己的苦难,以致于没有任何思想空间可留给真正的受害者。
作为战败者,有些人在那个时候就俨然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精神的顶峰,并利用他们独一无二的耻辱历史来建构其在思想领域里的领袖地位。在1947年的一篇旨在推动欧洲青年树立共同价值观的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也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由于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更接近一无所有的境地,所以我们德国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时代的严肃性,也正因如此我们认知严酷真理的障碍要比他人小得多。”
在战后成为德国人心态象征的砍伐文学 对后来人们认为德国人沉默的印象起了一定作用。他们简洁至极的语言,对修饰意识形态的措辞抱有的怀疑态度,使后来的人们有了似乎整个战后都是一个沉默寡言时期的印象。而事实上,针对当时早已占据上风的那种夸夸其谈之风,简明扼要的砍伐文学只是其美学上的对立面。
毫无疑问,德国人的内心经受了强烈的震撼。正在寻找可供取暖之物的他们也正在寻找着生活的意义。攀爬在废墟中的除了强盗和小偷也不乏许多企图对时代做出诊断之人,他们力图给这场灾难正名。一位未具名的专栏作家,大概是约瑟夫·米勒——马雷恩(Josef Müller-Marein),在1946年2月的《时代》周刊中写道:德国人所经历的“不是一场崩溃,而是一次对地壳的开垦 ”。他从地质学中借用了该术语,一方面借自地球构造学中的“扭曲链”(Zerrketten),另一方面源自德国东部的沼泽地:“我们知道奥德沼泽(Oderbruch)、内茨沼泽(Netzebruch)、瓦尔特沼泽(Warthebruch)。我们的祖先开垦了它们,让农民辛勤劳作。而且你看,就在地面下沉的最危险处,坚韧和实干创造了特别肥沃的土壤。凭着这种浮士德般的作为 成就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只要能够给人勇气,再疯狂的想法都是可行的。1944年11月,建筑师汉斯·施维佩特(Hans Schwippert)接手了被占领的亚琛市的建筑管理局,他当时写下了一些指导性想法。他将“理论与实践错误分离这一德国遗传性缺陷”认为是“最危险的精神邪恶”。 对“创造性的扭曲”已成为“劳动的堕落和异化”。在亚琛的“最最首要的,污浊且几乎无望的清理中”,他认识到“恢复‘劳动的尊严’”是他的任务。这之后,“工作才会从流放中回归”,而人类的劳作将重新获得尊严并找到其故土。
投降后,施维佩特的同事奥托·巴特宁将“沉默的工匠精神之榜样”视为德国人最后留存下来的核心能力——“这是一种已经发展了数百年并得到各国人民公认的才能”。 这个埋头苦干的工匠精神是“我们在资源丰富和渴望消费的各伟大民族之间唯一的优势。它使我们具有进入精加工行业的能力”。
压迫性国家秩序的崩溃让许多德国人有了思如泉涌般创造意义的自由和热情。面包是匮乏的,但蓬勃滋生的救赎治愈类概念一点都不缺少。人们发疯似的搜寻可以带来精神秩序的词语。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沉浸于对话之中——1949年从流亡地返回德国的特奥多·阿多诺就有这种感觉,他叙述了其精神生活中的一些奇妙经历。在异乡时,他确信纳粹政权在德国只留下了野蛮,除了“迟钝,无知,对一切精神生活的愤世嫉俗的怀疑” 之外,他对德国毫无其他指望。与此相反,他遇到了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也未曾有过的“知识分子的激情”。“这种似乎早已成为了过去、在世界上几乎绝迹的、如饥似渴的沉浸式对话的精神方式正在重获新生。”阿多诺坚称,这个“聚精会神的精神现象”绝不仅限于年轻学者,而是极为普遍。“而20年前,这种在私人圈子里讨论新文学出版物的严肃态度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对这位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而言,这样的田园诗意仍令他感到惶恐不安。刚从美国娱乐业回来的阿多诺在大众的思考行为里看到了一种自恋般的庸俗安逸感,使他无论如何还是感到有些诡异。这种“孤芳自赏的精神愉悦”使他想起“散落在古老城镇的各个角落里的幸福”,还有那种“来自乡间隐匿生活的危险而暧昧的舒适感”:“在所有的激动和感动中,我时常无法抵抗一种阴影般的感觉,也许这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游戏,它潜藏了一种极度枯燥无味的危险。”
德国人对德国和世界侃侃而谈却始终顽固地将一个中心话题排除在外,那就是对欧洲犹太人的谋杀。在这种针对战争之野蛮和开垦湿地之类 的高谈阔论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字涉及这场大屠杀。对于犹太人的话题人们缄口沉默。
作为犹太人不得不于1933年逃离德国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当时是犹太文化重建组织 的董事,她曾经为好几个美国机构报道过“纳粹统治的后果”。 她和阿多诺同样于1949年从美国回到德国,这位曾经流亡海外的女士——即使只是进行为期半年的访问——亲身经历了德国人无法谈及对犹太人迫害的事实,并将此看作是一个对她本人存在的否定。在被四方政府所控制的柏林,她体会到很多自由精神而且几乎没有感到丝毫对战胜国的敌意,她确认那里的公民依然“对希特勒恨之入骨” ,但她对柏林之外的德国其他地方的精神面貌感到震惊。广泛的冷漠、普遍缺乏感情和明显的冷酷无情只是“一种最为明显的表象,它的内部原因是一种时而粗暴的拒绝,即不愿对过往真实历史给以正视和接受”,这种拒绝根深蒂固、顽固不化。深重悲伤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可是它偏偏没有笼罩在德国。在这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热而忙碌的对现实的抵抗。这个被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日后所称的“无力哀悼”的状态将德国人变成“一群活着的幽灵,语言、论证、人的目光和人心的悲哀都无法触及他们”。
作为一种判断,汉娜·阿伦特的个人印象字字句句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因为它将战后的德国人从具有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理性国际社会中除名,并把他们归并到了僵尸的领域。汉娜·阿伦特就在这群庸庸碌碌的尸体中独行——人们可以猜测到她在德国,尤其是在“[纳粹]运动之都”慕尼黑所感受的这种恐怖感。
在她的德国交谈对象中,汉娜·阿伦特找不到一个依靠支持。她形象地描写道,每当她向人表明自己是犹太人时,德国人的滔滔不绝如何瞬间卡壳。“通常接下来会有一个短暂的尴尬;随后,他们不会提出‘您离开德国之后去了哪里?’这种关乎个人的问题——也没有像‘您的家人当时遭遇如何?’这类的同情表示——紧接着的是一长串关于德国人吃了多少苦头的叙述。”
这种沉默也被蕴含在一种善于辞令的雄辩口才里,隐匿于一股“故事的洪流”之中。就为人的基本标准而言,她的德国交谈对象最起码也得对她犹太裔家族的命运表示一下关注,而他们连这种期待都无法满足,我们可想而知汉娜·阿伦特对此曾感到过何等的苦涩。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思考,即她的德国熟人们并非出于铁石心肠,在这个令人受伤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的更是羞耻感。这种羞耻感还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破坏犹太人和德国人交谈间的正常反应。
也许对那些曾和汉娜·阿伦特交谈过的德国人而言,对犹太人所犯下的那些罪行真的从根本上而言就是难以启齿、不可言说的。对德国人的精神面貌来讲,假如他们立刻用谈论其自身苦难时同样的能言善辩来谈及对犹太人的掠夺和残杀,这是不是一个更富有希望的信号呢?可是就在此处,他们噤声了,出现在这里的的确就是一种寂静。这是一种无助的、伤害他人的沉默。
诗人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Wolfdietrich Schnurre)曾经写道:“烧毁你们的诗句吧,赤裸裸地说出你们得说的话”。可正如阿多诺所言,如果继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残忍的话,那又能如何说话呢?只有极少数人准备好袒露自己。人们要么夸夸其谈,要么保持沉默。只有寥寥数者找得到击中要害的言辞,而恰当的言辞简直就是不可能。
对欧洲犹太人的戕害是一场滔天之罪,其令人发指的程度涉及每个德国人的继续生存,一旦他们对此进行思考,就只能陷入一个难以启齿的旋涡之中。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理解,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最初并没有直面这个罪责的事实,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顽固执拗,要么看似无动于衷地喋喋不休,或者像受了刺激一样地狂躁。“除了一些‘令人怜悯’的傀儡式老恶棍,我在这儿还未曾遇见过什么纳粹分子,”1949年底,阿多诺在法兰克福给托马斯·曼的信中写道,“而且这绝对不是单纯从讽刺的意义而言,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曾经是个纳粹,而更为令人惊悚的是,他们坚信自己从来就不曾是个纳粹。他们彻彻底底地把它给压抑排挤了;是的,我们可以一时做如此推想,他们真的不曾是纳粹,因为面对这个将人异化的独裁怪物时,他们并不是把纳粹主义当作一种公民社会的制度来接纳,而是在对此感到陌生的同时容忍了纳粹,将它作为一个游离于身份认同之外的邪恶机会和希望,如此一来,人们就十分诡异地轻易用心安理得代替了原本的良心不安。”
甚至在福音派教会1945年10月19日的认罪书中都没有明确提及这场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尽管个别牧师此前曾敦促这样做。1945年8月在富尔达(Fulda)举行的天主教主教会议的认罪书上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这里也没有提到犹太人,同样未被提及的还有罗姆人、辛提人和同性恋者。在“侵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罪行”之类的模糊供词中,他们被包含其中但也同时被掩盖了:“我们深感遗憾,许多德国人,也包括一些我们当中的成员,迷恋于纳粹主义的错误教义,在侵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罪行面前他们无动于衷;许多人以他们的态度助长了犯罪,许多人自己也成了罪犯。”甚至个别主教不得不据理力争,才插入了“也包括一些我们当中的成员”补充语。
这种羞耻感往往还输给了与之较量的安逸舒适感。在讨论过去时,人们开辟了许多条可让人避开责任的逃生之路。其中最流行的紧急出口之一就是坚信自己是麻醉毒药般的纳粹主义的受害者。通过让自己成为纳粹的受害者,从而参与了他们的令人发指之举。在战后的德国人看来,纳粹主义如同一种毒品,它让他们变成了毫无意志的顺从工具。当时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措辞:“希特勒滥用了德国人的热情”,这个说法使之前希特勒狂热的崇拜者感到受骗和被背叛,而不是内疚。这个毒品有各种称谓:它一般被笼统地称作“邪恶”或者甚至是“一种被指数级叠加了的邪恶,它以前所未见并且万万不可预知的粗暴闯入了我们的时代”。 人们带着神话般的狂热将这个恶魔认定为罪魁祸首,就是它打破了“文明的封闭外壳”并释放出了“毁灭的力量”。
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强调的是一种命运的不可抗力,它就此为德国民众开脱罪责。邪恶本来就可能会到处爆发,不单只在德国。另一方面,这种关于受到魔鬼召唤之类的诡辩至少暗示了德国人当年所犯罪行的严重性。
在当时许多人的日记里都有过这样的话:“我们的神早已成了魔鬼。”这样的话也是真实经验背景下的一种认知,它为声称自己是希特勒的受害者提供了主观证明。实际上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开始对越来越不愿意入伍的德国人施行了恐怖统治。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威胁下被迫加入人民冲锋队;紧急临时法庭 里的那些自封的法官将头脑较为清醒的平民作为逃兵而判处死刑。这群全副武装的疯子,哪怕舍弃他们所曾珍视的一切都要为国献身,从许多方面而言,这种毫无意义的誓死捍卫的疯狂印象至今仍然塑造了一个无法磨灭的纳粹统治的形象。然而,如果衡量一下这个政权存续时间的漫长,对盖世太保恐怖行为的突出强调其实造成了一个扭曲的印象,从而掩盖了纳粹主义的大众化特征。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希特勒可以确保绝大多数人对他的忠诚,他几乎不需要内部的强制性手段。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纳粹统治才真正融合为一个由狂热纳粹分子组成的坚实核心,并对内向自己的人民实施恐怖统治。大部分的民众早已将该体制里的那些狂热的残余管理者认定为强盗和魔鬼,而这些纳粹的死忠者则根本不将这些民众放在眼里。这些纳粹精英们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所实行的专横统治足以使大批纳粹原先的支持者将自己视为希特勒的受害者。
另外一个使自己作为受害者免责的途径便是将战争本身看作罪魁祸首,其犯罪逻辑将所有参与者的道德拖进了深渊。这个把“交战双方的芸芸众生”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战争魔兽,让到底是谁挑起战争的疑问变成了各执己见且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种逻辑当时相当普及,因为它为和战胜国的交好打开了一扇门。在美国监管下由德国战俘在美国战俘营创办的杂志《呼声》(DerRuf)中,日后四七社的核心成员阿尔弗雷德·安德施梦想着一个未来的人类联盟,这些人虽然之前曾经作为敌人共同“经历了臭狗屎一样的时代”——他在此对事情的本质所做出的激烈描述可谓是再生动不过了:
在欧洲这个被摧毁的蚁山上,芸芸众生里早已有一小群人聚集到了一项新的工作之中:顶着一切悲观的预言,一些新的力量和意志的中心正在形成。新的思想正在欧洲传播。……尽管有一小撮人犯下了种种罪行,但在我们看来,在盟军的士兵们、欧洲抵抗组织的男人们和德国前线的战士们之间,在集中营里的政治犯和之前的希特勒少年们(他们早已不再是了!)之间架起桥梁完全是有可能的。
这篇文章在许多方面都值得商榷 ,尤其显著的是,安德施眼里只把军事上的对手看作是其理想中的结盟对象,而不是受害者,还有他只提到了集中营里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而不是那些被“种族主义”所驱逐的人们。而历史的讽刺在于,安德施的文章日后居然得到了印证:停战五年之后,联邦德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以及荷兰一起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 使得“桥梁的构建”的确成真了,再过五年之后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从而在其框架下重新拥有了军备。
假如没有安德施所说的那些“不计后果、全身心奉献投入”的那群人,战后年代就不会有一个完整的图景。他们愧对往事,并因此不断受到良心谴责,他们愿意从自己做起,从他们的内心开始民主化。比如作家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将罪责和内疚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他感到自己有罪,因为他作为一名士兵没有反抗而是习惯性地顺从。战争结束三年之后,他依然时常在自己的内心感觉到那个日后被人称为“迷信权威人格”的胆小怕事的“小兵”:“每当我和他人聊天,我就会察觉到这个;他如何像猫一样弓起身子,像流浪狗一样让自己被挤到了墙边。为此我总是有着自卑感。例如,我无力识别对方和我其实是平等的。他总是一个比我有见识的人或上级类人物:下士,军士,军官或其他什么。而我内心那个顽固的小兵在他面前紧收臀部,把手按压在裤缝上。”
这件沉默的外衣也并非如后人所想的那么天衣无缝。至于说,只有1968年的那一代人因战争暴行而对自己的父母及祖父母一代开始了攻击,这也不符合历史。原先那些深受鼓舞的希特勒青年和“高射炮助手一代”也指责过他们的父母曾经支持希特勒上台并让他们当了炮灰。许多人认为自己并不只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他们也是其父母的牺牲品。1947年,汉堡基民党的元老级成员,当时29岁的阿希姆·冯·博伊斯特(Achim von Beust)在一次由青年杂志《本亚明》(Benjamin)发起的题为“我们的父母有罪吗?”(Sind unsere Eltern schuldig?)的讨论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我们的父母一辈大多数过去不曾是、现在也不是民主主义者,我认为这是罪恶之本。希特勒知道如何使德国人相信他们是人类社会中的特权物种。我们父母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种疯狂,一部分是出于疏忽大意,一部分出于轻信,但也出于良知的丧失。他们当然以此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因此他们背负着很大的罪责。”
但这种对父母的批评并不含有抗争的性质,它根本上带着一种感伤的特质。无论是妖魔、狂妄、鬼怪、资本还是他们自己的贪婪使他们陷入了灾难——大多数德国人心里想的是:“把它忘了吧!”他们耸耸肩,相当无精打采地抱成一团。“我自己就有一大堆的事儿要忙”,“从现在起,我只关心自己和家人”——在彼此相遇时,他们所持的基本怀疑态度就是这个调子。“事不关己”就是当时个人对这个“我为人人”的民族共同体所做出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性回答。德国人之间随处可见一种充满怀疑的、疲惫不堪的、被降低到了最低基本必要的凝聚力,在这样一种凝聚力中,他们种种巨大的矛盾可以被隐藏和深埋。在黑市里的日常欺诈中、在对住房以及面包和煤炭的争夺中,人们早就有了充分的相互认识。纳粹党的同志和纳粹反对者之间的区别很快就淡化了,并偏离了战后最为关键的道德价值,即人们是否该在礼崩乐坏之际,仍然保持着适当的体面并在求生手段上不会太离谱而维持某种道德标准。
无论战后德国人何等疲惫、烦恼不堪并摒弃了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热情,但从团结的角度而言,他们的凝聚力显示了持久和连贯性:人们宽恕了彼此犯下的纳粹罪行。使盟军惊讶的第二个现象是,德国人不想互相清算。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为什么不对折磨过他们的人报仇呢?盟军最初曾预计会发生内乱,会有一波暴力浪潮,纳粹反对派将利用暴力对迫害他们的人进行复仇。许多抵抗组织的成员也确实准备这样做。可是崩溃之后的生存之争“使这一切成为泡影”,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在1945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那些欺负过我们的街区管理员、虐待过我们的集中营看守还有那些将我们出卖给盖世太保的告密者,我们想和他们来一次个人清算,可是命运却让我们的计划落了空。不是吗,在2月、3月或4月战争收尾的最后几周,当告密成风的时候,连最愚蠢的人都知道纳粹主义如何像流氓一样欺骗了他,那时候正是进行清算的成熟时刻。从崩溃到征服之间的那三天里,成千上万个失望的、被伤害的、受到纳粹蹂躏的德国人,每个当时发誓‘以眼还眼’的人会把那些‘每个人自己的暴君’置于死地。‘崩溃后的第一个钟头属于长刀!’可是命运却对此另有安排。……在圣巴托罗谬之夜 降临之前,昨天的吸血鬼已成为今天一起抵抗不幸、同志般的患难之交了。”
在她访问德国的报道里,汉娜·阿伦特也在思考着这个被错过的揭竿而起行动:“去纳粹化程序唯一可想的另类方案或许曾经应该是一场革命——即德国人对那些纳粹政权中有名的代表性人物突发性的愤怒爆发。哪怕这样的起义会失控并且血腥,但它肯定会采取一种比书面程序更为公平的尺度。可是革命并没有发生,这并不是因为在四方盟军的管制下它可能很难被组织起来。其唯一的原因也许在于,不管是德国士兵也好、盟军的士兵也好,他们根本没有必要保护真正的罪人免遭民愤报复。这种民愤今天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很显然从来就不曾有过。”
因此“个人的复仇”不曾发生——可是国家性的报复也进行得不尽人意。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24名“战争主犯”,其中包括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鲁道夫·赫斯(Rudolf Heß)、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盟国各自组建了自己的工作组,以备诉罪的证词,仅美国团队就有600名员工,审判档案包括43份庞大的卷宗。该过程的国际法律意义非同小可。一些刑事规定被首次采用,例如“危害人类罪”和“危害和平罪”。 扬·菲利普·雷姆茨玛(Jan Philipp Reemtsma)后来总结道:“纽伦堡审判的功劳在于它让人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并非所有罪行都可以通过将其推卸给当时的政策而被免责。因此我们必须将它称作为一种文明的干预。”
纽伦堡审判开启了同声传译员们的时代——一次世界首演。纽伦堡当时有400多名翻译,能做同声传译的凤毛麟角。
全世界公众对此给予了很高的关注。法庭为来自20个国家的记者们预留了240个席位。其中包括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约翰·史坦贝克、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伊利亚·爱伦堡(Ilja Ehrenburg)和康斯坦丁·费定(Konstantin Fedin)等著名作家。德国演员玛莲娜·迪特里茜(Marlene Dietrich)也作为听众出席旁听。维利·勃兰特为挪威报纸做了报道 ,诺贝尔奖获得主托马斯·曼的女儿埃丽卡·曼(Erika Mann)为《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Standard)做了报道。她的报道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即使他们那种希望仅通过阅读报道就能更好地了解德国人的期待并未得到满足。只是在审判地所在国,人们对此依然漠不关心。日后成为《南德意志报》总编,当年是该报记者的威廉·埃马努埃尔·聚斯金德(Wilhelm Emanuel Süskind)抱怨道:“我们不得不听凭外国观察家们告知我们,普通德国人对纽伦堡审判的态度可以说是极度的无动于衷,充其量也只是对其报以怀疑态度。不幸的是,这是事实。……我们很难不同意这些英国和美国批评者们现在经常提出的第二个观点:他们说,德国人最希望的就是纽伦堡的盟国们来个快刀斩乱麻——说穿了就是直接把这二十几个主犯处以绞刑。当然,他们从希特勒时代起就已经习惯于此了——但实际上,这只说明当年纳粹统治下的军事紧急法庭和人民法庭的精髓直到现在仍然盛行,这其实是个可悲的胜利。”
这一大批纳粹追随者在心理上有着很清楚的算计:只要这场官司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尽快结束,以及随后纳粹团伙被处死刑,事情就很快被了无痕迹地解决了,这样每个人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将精力投入到本来就令人沮丧的日常琐碎之中了。甚至被告也采取了这种策略,在审判开始时就将自己描述为受到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误导的受害者,而这三个人实际上是以自杀而逃避了惩罚。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也期待这次审判会对大部分德国人起到净化和宣泄作用,前提是他们带着关注和同情追踪这个过程。为了使之成为可能,他用汉斯·菲德勒(Hans Fiedeler)的笔名发行了20万份名为《纽伦堡教育性审判》(DerNürnbergerLehrprozess)的小册子,在手册里他出于教育目的站在了德国人的角度而不是以他自己,一个在海外流亡了12年的人来看待整个审判过程。而这个被许多记者称为“世界级戏剧”的过程是“世界良知的第一次表现”,它关系着“也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类的重塑”。 后来德布林苦涩地察觉到读者们只是为了被告的照片才购买了该手册。
在剩下的22名肇事者中(有2名已死),最后有3名被判无罪释放,其中7名被判处多年或终身监禁。只有12人被判处死刑。1946年10月15日,他们被处以绞刑,除了戈林,他在被处决前几个小时就咬碎了一个毒药胶囊。 当其他罪犯必须清理死刑刑场时,死囚们的尸体被运到了慕尼黑,他们的骨灰被撒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康文茨溪流(Conwentzbach)中,它在东区墓地的火葬场附近流入伊萨尔河。
这离“克服”过去还差得很远。纳粹精英的其他185名代表在后续审判中被起诉,这些审判针对集中营里的医生、律师和商业领袖——他们仅占主要肇事者的很小一部分。其他的军事法庭,尤其是那些由德国非法律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在盟军的监督下专门设立的法庭,则进行对大批的纳粹分子的审判。这些为数共545个陪审法庭,要对90多万人做出审判,并根据其参与的不同程度对他们做出分类:主要责任者,责任者,轻微责任者,追随者和免于责任者。但最终实际上只有大约2.5万名活跃的纳粹分子被定为有罪,其中只有1667名是“主要责任者”。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很微不足道,但是这样的审判还是具有威胁性的,因为没人知道这些官司究竟会如何了结。毕竟在美占区,所有在1937年之前加入德国纳粹党的公职人员都必须卸职。尽管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在1950年官复原职——而且还有更多的人紧随其后——但一开始这也在相当范围内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惩罚效果。最终被处理的共370万宗案件,虽然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案件真正受到诉讼审判。300多万人因担心案件的处理结果而终日陷于恐惧和忧虑之中。
要理解那几年里德国人之间奇特的、完全无精打采并毫无激情可言的抱团现象,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陪审法庭程序的一个特殊之处:举证责任倒置。不是检方必须要提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而是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因缺乏证据而导致的无罪释放。这样做的理由其逻辑是令人信服的:一个纳粹党员仅仅因为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的事实就已使自己有罪,现在要证明自己无罪,那么他就必须自己来陈述理由。
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审判结束之日:法院大楼的复印室里留下的是疲惫不堪的女秘书、女翻译和一大堆纸张。
就是这种在非正式法庭的大庭广众之下为自己辩护的过程将人们凝聚到了一起。被告人四处奔波,从未曾入罪的熟人那里,从受人尊敬的非纳粹分子甚至从公认的纳粹受害者那里要求获得所谓的“洗白证明”(Persilscheine),他们被证明自己虽然曾经是纳粹党党员,但实际上一直站在正义的一边,比如曾经帮助过一名犹太老妇人过马路或曾经取笑过纳粹政权。日后成为联邦议院议员的欧根·格斯滕美尔(Eugen Gerstenmaier)说,他曾经就是最抢手的洗白证明的提供者:“因为人们说,看啊,这个人刚被劳改释放,而且他也参与了7月20日那天的刺杀 。这下子美国人和受其委任的德国人可就会对此产生印象了。面对这种对洗白证明的询问和要求,我几乎无法从中脱身。”
这类证词后来被定性为自我洗白的欺骗性策略。它们是战后德国人谎话连篇的缩影,并且象征着花样百出的去纳粹化在很大程度上的失败。但是,弄到洗白证明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如果一个以前的街区管理员不得不向名声清白的人,甚至向被他迫害过的人要求出具一份这样的证明,他可得为此动足脑筋才行。对他而言,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对人开口是令人难堪的,而且那些被求之人更难免窃喜不已。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愿意作证的内容也是有限度的。
大多数德国人集体同意将自己视为希特勒的受害者,这对于数百万被杀害的受难者而言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狂妄。从更高的历史正义角度来看,这个主要通过对加害者的宽大处置而做出的自我卸责,对受害者而言是令人愤慨的。但对于西德建立的民主制度来说,这却是一个适宜的,估计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为新的开始奠定了精神基础。正是由于坚信自己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人们可以借此卸下自己对这个已灭亡的政权曾有过的全部忠诚,而且他们不必为此感到不光彩、怯懦和投机取巧。无论东德还是西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得不将自己置于旧敌的保护之下,这就使得这样的观点更加成为必要。无论是在东德的德俄两国之间的友谊,还是联邦德国与西方盟国之间的友谊,这两段友谊的构建都借助于这种受害者叙事,而这种叙事的登峰造极之处在于,德国人最终声称他们在1945年获得了解放。
由于坚信自己曾被纳粹欺骗和利用,每个纳粹分子意识形态里的那个炽热信念看起来似乎早已被烧毁殆尽,而且他们能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置于民主的号召之下,就仿佛他们通过对自己刻苦的反省就已奇迹地完成了自身的去纳粹化。这个在社会科学中被称为“受害者角色的自我认定”(Selbstviktimisierung)的说法,即以无以复加的言辞互相冠以的受害者命运,使大多数德国人不再认为有义务直面承担以他们的名义所犯下的纳粹罪行。
哲学家赫尔曼·吕贝(Hermann Lübbe)在1983年恰如其分又带着悖论地将这一现象称为对过去的“交流性沉默”(kommunikative Beschweigen),正是这一现象使之前坚定不移的千百万纳粹分子得以融入一个在宪法和自我认知上已使反法西斯主义成为共识的社会。吕贝将这种沉默清醒地描述为一种“将战后的民众转变为联邦共和国公民的社会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必要媒介”。 他的这一说法被理解为对历史的压抑排挤进行辩解,并遭到了强烈的抗议。然而近些年来,一些专注于对纳粹罪行及其否认罪责的政策一丝不苟地重新评估的历史学家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对大批‘追随者’的政治赦免和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不仅必要而且也是无法避免的。”
在德国联邦议院的第一次讲话中,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就已谈及了这个关于对“有些错误和失足”给予赦免的问题,“这些都是由于战争以及战后混乱所导致的艰巨考验和诱惑”的后果:“如果联邦政府坚定不移地让过去成为过去,坚信许多人从主观而言不曾犯下严重罪行的话,那么它在另一方面也会坚定不移地吸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来面对那些动摇国家生存的人。”
阿登纳是一个勇敢的反纳粹主义者,他在第三帝国多次受到迫害并曾经被捕入狱。当他任命法学家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为总理府主任时,就把他所理解的宽大处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了。作为《纽伦堡法案》 的撰写人之一,格洛布克在排斥和迫害犹太人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50年,他在联邦政府决策高层的重现引起了联邦议会一场激烈的争论,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令人感到羞耻的阻止刑事处置和妨碍司法执行的政府措施。面对格洛布克在总理府任职所引发的众怒,阿登纳曾做出这样的回答:“除非你有干净的水,否则你不能把脏水倒掉。”
在任命格洛布克一事上,阿登纳的坚持使得年轻的联邦共和国的诚信度受到了质疑并且引起了许多民主党人士的愤怒和绝望。类似的事件一次次给民主德国提供了强调“波恩政府 的本质”与“纳粹国家同出一辙”的机会。由于格洛布克事件对许多纳粹头目的纳入体制有着示范意义,就连维利·勃兰特身边的埃贡·巴尔(Egon Bahr),这位当年西柏林美占区广播电台(RIAS)的记者、日后主张缓和政策的政治家也对此反应震惊。特别是在司法和安全部门、医学界和大学里到处都充斥着前政权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在国家机器里官复原职并积极地在职业阶梯上爬升。直到后来巴尔才将他对阿登纳的看法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几十年之后再看,我对他的判断就温和多了,因为考虑到当初阿登纳老人家必须完成的政绩:他正面临着一个拥有600万名纳粹党成员和被驱逐者的国家,后者中纳粹分子的数量也不少,他必须保证这种爆炸性混合物不会爆炸。那可是治国的艺术。” 巴尔另外还继续道:“我认为这是阿登纳最伟大的举措,他毕竟设法整合了这个国家,而格洛布克在此曾经是一个工具、标志或着一个信号。”
这场有关格洛布格的争议表明,对罪行的沉默并不像一般人们印象中迟钝的50年代那样一成不变。因此,为了将吕贝的“交流性沉默”具体化,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用不言而喻的“可说性规则”取代了压抑概念,以此来调节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广泛领域。
由于极右翼派一次次以新的丑闻扰乱安定和平,并以此显示出纳粹主义并没有全面消失,所以也就无法谈及人们是否真的在深层心理上做到了意识压抑。右翼极端分子以他们的方式使这种对罪恶行径的记忆仍然鲜活。1949年11月25日,联邦议院的议员、曾是许多老牌纳粹分子聚集地的激进右翼“德意志党”的成员沃尔夫冈·黑德勒(Wolfgang Hedler)解释说:“人们对希特勒针对犹太民族的野蛮行径小题大做了。至于用毒气杀死犹太人的手段到底是否属实还值得讨论。也许也有过其他处理掉他们的方式。”即使在那个年代,这句话依然令人感到惊悚。黑德勒受到指控,但因缺乏证据而被三名之前均为纳粹党成员的法官宣告无罪。为了伸张正义,当黑德勒在进入联邦议院大楼时(他当时已被联邦议院开除),他遭到了社民党议员 的殴打。他也被德意志党开除了党籍;毕竟,德意志党(DP)和基民党(CDU)、基社党(CSU)以及自民党(FDP)曾一起组建了联邦共和国的第一届联合政府。
国内外对此类事件的一再发生提出了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即到底还有多少纳粹主义仍在德国社会产生影响。德国人在战后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令人不安的民族。虽然那时候共和国的规范性反纳粹主义看起来并不比今天的弱,任何公开反对它的人都定会立即被社会排除在外。像集体性妥瑞症(Tourette-Syndrom)一样反复出现的反犹事件得到了大多数有识之士的有效遏制。显然这让“不可救药的”纳粹分子们难成气候,但是大多数德国人都希望遗忘过去。结束过去的意愿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联邦议院成立后立即采取了一项又一项的主动措施,以撤销盟国安排的政治大清洗:1949年的“联邦大赦”(Bundesamnestie),1950年的结束去纳粹化的建议,1951年关于“被解雇公务员重返社会”的法案 和1954年的第二部大赦法。
1954年的大赦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同时明确针对的是所谓的战争末期所犯的罪行,即对待逃兵、拒服兵役者和强迫劳动人员所犯下的特别残暴的罪行。即使杀人罪不属于被赦免的罪行,但这部法律的精神,即在法律上将过去一笔勾销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部法律助长了原罪者将其罪责一概推诿于军令不可抗的情形。大约40万人从中受益,虽然其中大多数人被指控的只是欺诈、抢劫和偷窃罪,但是,这部法律将大多数纳粹凶手免于法律责任的象征性意义并没有因此减弱。
美国军政府所发的关于纳粹成员系统的手册。1945年夏天美国军队在柏林获取了纳粹为每一位成员设立的党员卡片档案。这个消息使许多德国人夜不成寐。
由于我们对种族灭绝的行为记忆犹新,以至该记忆已成为德国文化的本质核心。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年的政治家和媒体为最难卸责的战争罪犯开脱时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惊诧不已。
他们甚至毫不遮掩地谈及“为去纳粹化的受害者提供赔偿”,或将被囚禁的战犯改称为“因战争而受到审判的人”。这和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1949年所说的“集体耻辱感”相差甚远。这种耻辱感最迟在争取退休金时就停止了。例如,前纳粹官员们成功地做到让他们为该政权工作时应得的退休金待遇不受一丝削减,即使是党卫队成员的犯罪行为也让他们从中获得了相应的养老金积分。当盟国起初拒绝了他们的退休金要求时,这些前纳粹精英们将其视为严重的侮辱。年轻的联邦共和国只能通过更正所谓的胜利者的正义来赢得他们的忠诚。回顾这种为纳粹罪犯重返社会甚至为他们的“补偿”而斗争的不屈不挠,以及这项政策所获得的广泛认可,不得不令人对当时大多数人的民主化能力产生怀疑。但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并不接受这种反对意见;对他们来说,大赦的呼声并不意味着纳粹主义的延续,而代表着一个重新开始的坚定意志。对时代精神而言,一个人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走向何方。 可是,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呢?如果不深究过去——包括法律意义上的深究——难道不是每个新的开始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吗?这些为纳粹凶手赦免的呼吁也许是出于同谋共罪的感觉(这也许是最善意的诠释),亦出于这些囚犯为大多数人代罪而受铁窗之苦的顾虑。《基本法》第131条规范了那些被解雇的纳粹公务员在社会上的重新融入,它的通过并未被当作纳粹思想的获胜而让人们喜大普奔,这说明了民众潜意识中的共同责任感。与之相反,对战争“责任者”的接纳则发生在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之下,即他们的纳粹主义就像社会多数群体的纳粹主义一样已经消亡。幸运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人对此进行深究和验证。靠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顺应潮流的宽大态度和良好的经济形势,旧日纳粹精英中的顽固分子得以受到遏制,虽然他们对规范的民主化始终感到如芒在背。
总之,大多数人对赦免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至于社民党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将自己局限于务实的缄默不语。去纳粹化和民主化就像一对彼此仇视的姐妹。她们谁缺了谁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她们却又相互排斥。如按照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来看,一个名副其实的去纳粹化过程不曾有过,但是假如没有去纳粹化的发生,一个适度彰显民意的稳定的民主制度也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走投无路,如果不是靠着对历史记忆的压抑和排挤,人们根本不可能从中破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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