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甚至毫不遮掩地谈及“为去纳粹化的受害者提供赔偿”,或将被囚禁的战犯改称为“因战争而受到审判的人”。这和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1949年所说的“集体耻辱感”相差甚远。这种耻辱感最迟在争取退休金时就停止了。例如,前纳粹官员们成功地做到让他们为该政权工作时应得的退休金待遇不受一丝削减,即使是党卫队成员的犯罪行为也让他们从中获得了相应的养老金积分。当盟国起初拒绝了他们的退休金要求时,这些前纳粹精英们将其视为严重的侮辱。年轻的联邦共和国只能通过更正所谓的胜利者的正义来赢得他们的忠诚。回顾这种为纳粹罪犯重返社会甚至为他们的“补偿”而斗争的不屈不挠,以及这项政策所获得的广泛认可,不得不令人对当时大多数人的民主化能力产生怀疑。但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并不接受这种反对意见;对他们来说,大赦的呼声并不意味着纳粹主义的延续,而代表着一个重新开始的坚定意志。对时代精神而言,一个人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走向何方。 可是,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呢?如果不深究过去——包括法律意义上的深究——难道不是每个新的开始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吗?这些为纳粹凶手赦免的呼吁也许是出于同谋共罪的感觉(这也许是最善意的诠释),亦出于这些囚犯为大多数人代罪而受铁窗之苦的顾虑。《基本法》第131条规范了那些被解雇的纳粹公务员在社会上的重新融入,它的通过并未被当作纳粹思想的获胜而让人们喜大普奔,这说明了民众潜意识中的共同责任感。与之相反,对战争“责任者”的接纳则发生在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之下,即他们的纳粹主义就像社会多数群体的纳粹主义一样已经消亡。幸运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人对此进行深究和验证。靠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顺应潮流的宽大态度和良好的经济形势,旧日纳粹精英中的顽固分子得以受到遏制,虽然他们对规范的民主化始终感到如芒在背。
总之,大多数人对赦免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至于社民党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将自己局限于务实的缄默不语。去纳粹化和民主化就像一对彼此仇视的姐妹。她们谁缺了谁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她们却又相互排斥。如按照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来看,一个名副其实的去纳粹化过程不曾有过,但是假如没有去纳粹化的发生,一个适度彰显民意的稳定的民主制度也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走投无路,如果不是靠着对历史记忆的压抑和排挤,人们根本不可能从中破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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