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对父母的批评并不含有抗争的性质,它根本上带着一种感伤的特质。无论是妖魔、狂妄、鬼怪、资本还是他们自己的贪婪使他们陷入了灾难——大多数德国人心里想的是:“把它忘了吧!”他们耸耸肩,相当无精打采地抱成一团。“我自己就有一大堆的事儿要忙”,“从现在起,我只关心自己和家人”——在彼此相遇时,他们所持的基本怀疑态度就是这个调子。“事不关己”就是当时个人对这个“我为人人”的民族共同体所做出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性回答。德国人之间随处可见一种充满怀疑的、疲惫不堪的、被降低到了最低基本必要的凝聚力,在这样一种凝聚力中,他们种种巨大的矛盾可以被隐藏和深埋。在黑市里的日常欺诈中、在对住房以及面包和煤炭的争夺中,人们早就有了充分的相互认识。纳粹党的同志和纳粹反对者之间的区别很快就淡化了,并偏离了战后最为关键的道德价值,即人们是否该在礼崩乐坏之际,仍然保持着适当的体面并在求生手段上不会太离谱而维持某种道德标准。
无论战后德国人何等疲惫、烦恼不堪并摒弃了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热情,但从团结的角度而言,他们的凝聚力显示了持久和连贯性:人们宽恕了彼此犯下的纳粹罪行。使盟军惊讶的第二个现象是,德国人不想互相清算。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为什么不对折磨过他们的人报仇呢?盟军最初曾预计会发生内乱,会有一波暴力浪潮,纳粹反对派将利用暴力对迫害他们的人进行复仇。许多抵抗组织的成员也确实准备这样做。可是崩溃之后的生存之争“使这一切成为泡影”,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在1945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那些欺负过我们的街区管理员、虐待过我们的集中营看守还有那些将我们出卖给盖世太保的告密者,我们想和他们来一次个人清算,可是命运却让我们的计划落了空。不是吗,在2月、3月或4月战争收尾的最后几周,当告密成风的时候,连最愚蠢的人都知道纳粹主义如何像流氓一样欺骗了他,那时候正是进行清算的成熟时刻。从崩溃到征服之间的那三天里,成千上万个失望的、被伤害的、受到纳粹蹂躏的德国人,每个当时发誓‘以眼还眼’的人会把那些‘每个人自己的暴君’置于死地。‘崩溃后的第一个钟头属于长刀!’可是命运却对此另有安排。……在圣巴托罗谬之夜 降临之前,昨天的吸血鬼已成为今天一起抵抗不幸、同志般的患难之交了。”
在她访问德国的报道里,汉娜·阿伦特也在思考着这个被错过的揭竿而起行动:“去纳粹化程序唯一可想的另类方案或许曾经应该是一场革命——即德国人对那些纳粹政权中有名的代表性人物突发性的愤怒爆发。哪怕这样的起义会失控并且血腥,但它肯定会采取一种比书面程序更为公平的尺度。可是革命并没有发生,这并不是因为在四方盟军的管制下它可能很难被组织起来。其唯一的原因也许在于,不管是德国士兵也好、盟军的士兵也好,他们根本没有必要保护真正的罪人免遭民愤报复。这种民愤今天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很显然从来就不曾有过。”
因此“个人的复仇”不曾发生——可是国家性的报复也进行得不尽人意。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24名“战争主犯”,其中包括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鲁道夫·赫斯(Rudolf Heß)、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盟国各自组建了自己的工作组,以备诉罪的证词,仅美国团队就有600名员工,审判档案包括43份庞大的卷宗。该过程的国际法律意义非同小可。一些刑事规定被首次采用,例如“危害人类罪”和“危害和平罪”。 扬·菲利普·雷姆茨玛(Jan Philipp Reemtsma)后来总结道:“纽伦堡审判的功劳在于它让人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并非所有罪行都可以通过将其推卸给当时的政策而被免责。因此我们必须将它称作为一种文明的干预。”
纽伦堡审判开启了同声传译员们的时代——一次世界首演。纽伦堡当时有400多名翻译,能做同声传译的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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