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难以解释。在一场造成了6000万人死亡的侵略战争刚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把侵略者昵称为一个“问题少年”,并将其描绘成一个可怜的“替揍男孩” ,是何等的内心历程让一个人做出如此这番的表达,这可谓是人类心理上的一个奇迹。该文的作者 估计不是恶意的,但她也肯定不是个头脑简单的人。随着文章的深入,她自然然提及了希特勒,并引用了托马斯·曼关于《德国和德国人》(“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的讲话以及马克斯·皮卡德 的书《我们自己内心的希特勒》。她怀有良好的意愿,但感到困惑,以至于她写下了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无言以对的文字。肯定也正是当年所受的震撼使她兴致高昂地唠叨不已。
为了形容这种对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压抑”(Verdrängung) 这个概念后来应运而生。它虽然不精确,但却非常形象化。以《立场》的这篇文章为案例,读者可以亲自看到这种压抑自相矛盾的过程,它和试图对此做出解释的尝试难分难解。因为作者绝对是想直面德国的这场灾难的,可在她思考其原因的同时,她将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之断裂”(Zivilisationsbruch)降低为一个家庭纷争的程度。
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位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她为能够撰写有关其他民族如何看待德国人的反思性文章而感到自豪。战争刚刚结束后,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提问。她可能曾经前一天排了很长时间队才用自己的食物配给卡买到一些面包和黄油。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她去了黑市并被迫接受黑市的高价。也许,就像她的记者同事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一样,她不得不努力解决早晨要清空便壶的问题,因为水管又被冻结了 。也许她决定在对面的废墟中处理掉当时人们所称的这个“残渣”。她手中提着自己的排泄物,爬过了废墟并且冻得要命。尽管如此她还是以愉快的心情开始致力于自己的文字。她那时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于是她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这篇文章的撰写。
就和人们当时在解决城市重建问题时的那种繁忙一样,重新诠释的工作也是如此。日后的人们惯于将压抑视为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关于战后的沉默、武器和语言的销声匿迹已经有了很多的议论。战后的德国人在回顾的时候将自己视为沉默寡言的人,他们似乎必须先在沉默中处理自己所曾遭受过的苦难。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尽管在一些场合下,人们可能已经放弃了说话,但是侃侃而谈并没有消失。相反,尤其在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上,许多德国人可算得上是话痨呢。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演讲机会——例如马术俱乐部的周年庆典,或学校的复学典礼,都给他们提供了争相发言的机会,这就像一个“默斯肯大漩涡”使德国人民“史无前例”地深陷其中。有一篇关于教师职业的特殊使命的文章就是这样开始的:“由于得志小人的欺世盗名以及其野蛮的恐怖行为,德国人民曾经陷入了令人震惊的麻木状态;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命运的裹挟中,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民族不可避免的崩溃和可怕至极的身心困扰。没有哪个民族的命运和灵魂曾受到过如此之多,以及如此之深刻的蹂躏,但也正因如此,没有人会比德国人做好了更多的准备以接受全新精神的种子。”
在报刊、手册和传单里,这类将德国人的苦难极尽所能地高置于其他民族苦难之上的溢美之词泛滥成灾。说到压抑这一词,在这里可以说是再形象不过了 :这些作者如此大肆张扬地渲染自己的苦难,以致于没有任何思想空间可留给真正的受害者。
作为战败者,有些人在那个时候就俨然将自己置身于世界精神的顶峰,并利用他们独一无二的耻辱历史来建构其在思想领域里的领袖地位。在1947年的一篇旨在推动欧洲青年树立共同价值观的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也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由于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更接近一无所有的境地,所以我们德国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时代的严肃性,也正因如此我们认知严酷真理的障碍要比他人小得多。”
在战后成为德国人心态象征的砍伐文学 对后来人们认为德国人沉默的印象起了一定作用。他们简洁至极的语言,对修饰意识形态的措辞抱有的怀疑态度,使后来的人们有了似乎整个战后都是一个沉默寡言时期的印象。而事实上,针对当时早已占据上风的那种夸夸其谈之风,简明扼要的砍伐文学只是其美学上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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