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省试落第举人周叔良等上讼知举官朋附权要,取势家子弟四十余人。四月殿试时,真宗曰:“举贡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 [32]
其次是对势家子弟的直接裁抑。太宗雍熙二年(985)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度支使许仲宣的儿子待问皆登进士第。太宗曰:
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 [33]
于是,皆罢之。仁宗皇祐元年(1049),状元本应是沈遘,因沈遘是有官人,所以易为第二名,把原第二名冯京改为第一。 [34]
所谓寒俊,并非社会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实指地主阶级中下层的读书人。他们的政治地位不高,经济地位也不稳固,所以常有被形势之家兼并和欺凌的风险。宋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皇权,因此,对他们比较器重。
首先是经济上的恩赐。省试和殿试均在京师,而距京数千里之外的西川、山南、荆湖等处的寒士,常有因经济困难而不能赴举者。开宝二年(969)十月,诏:
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自今发遣举人,往来并给券。 [35]
即举子来往路途之费均由国家负担。但是,此制后因有举人乘机经商犯禁而废。 [36]
其次是政治上的信任。真宗天禧四年(1020)九月,取续解进士,姚随等十九人授奉职,周普等二十九人授借职,何从易等八人该授诸州长、马,特补借职,并且于近家处差遣。真宗曰:
此皆孤寒之士,应举年深,俾之效官,必能干事。 [37]
北宋通过在科举中对权贵的防范和裁制,有效地遏止了唐代以前那种贵族世家的形成。
以上对北宋科举制度诸种改革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两点:
第一,北宋的科举制度是唐代的继续和发展,通过诸类条制的改革和确立,最终否定了荐举制存在的历史意义,摧垮了势家对科场的垄断。同时,弥补了许多借以徇私舞弊的漏洞,在其阶级面前体现了任人唯贤的原则。既配合了专制主义政策的推行,又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参政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第二,在取士方针上,北宋统治者不仅选拔地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参政,而且还设“恩科”笼络学业不精而又久举不第的士子,科举在择贤任能的职能外,又变成引诱和驾驭知识分子的特殊工具。
(原载《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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